1998年,我们大院的一号楼里,终于安上了声控灯。以前都是一根灯绳,你得根据手感和惯性,摸着黑找到,然后拉一下,楼道里的灯才会亮起来,你在亮光里上楼。可是你上了楼,就没人再拉一下灯绳,把灯关上了。于是灯就一直亮着。灯泡它是有寿命的,亮够了,它就彻底灭了。大院里电工换灯泡的频率,完全跟不上灯泡坏掉的频率。
还有的人觉得那根长长的灯绳,在黑暗的楼道里很不安全。尤其是谁喝醉了酒,晃晃悠悠地进楼,万一灯绳绕到了脖子上,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也有人把灯绳打结缩短,或是干脆剪短。
这样一搞,那真正需要在黑暗里摸到那根灯绳的人想要再把灯拉亮,就真的只能靠缘分了。声控灯方便又节能,安好了大家都很高兴。原本要把装声控灯的钱算到住户的头上,按人头平摊。可后来还是算了,单位出了钱,也算是职工福利的一种。
那几年,大院对面的消防厂、北边的无线电厂、标准件厂,都开始有大幅度的工人下岗。正所谓,厂长们忙着卖厂,工人们忙着卖血。而大院里是个事业单位,属于旱涝保收。尽管别人下岗跟大院里住的这些人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生活里方方面面的影响还是有的。
比如我们门口的马路经常会被几个厂的工人们堵住。从工厂礼堂里搬出来桌子、椅子,码成一道长城,把马路拦腰砍断。工人们坐在桌子上喝茶、打牌、织毛衣,还有给孩子喂奶的。来往的公共汽车、小轿车、三轮车、自行车、毛驴车全都过不去。谁来说话、求情、呵斥都没用,全部不好使,就是要逼厂长和*出来。什么时候把欠工人们的工资补齐了,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交通。
这样的事至少闹了不下五次,每次都选在交通的早高峰或是晚高峰。几次之后,被影响到的群众的同情心也渐渐变成了不耐烦。路被堵了,学学上不成、家家回不去。有人和堵路的工人吵架,吵着、吵着就动起手来。于是乎,片警交警、人民群众、豁出去的工人师傅混成一片。等到大院里的职工们冲出重围,回到熟悉的大院,回到有声控灯的楼里,不由暗自庆幸。
改革总是有个阵痛的过程,而马路对面的工人们感受到了痛。我们这些事业单位的职工们却站在声控灯下,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光明。
当然声控灯也不完全都是好的。有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不是感测声音强度的机关不灵,哪怕人就是站在灯下面,使劲地跺脚,跺到脚都麻了,它就是不亮。一般让声控灯亮起,要不然拍手、要不然跺脚、要不然就使劲地咳嗽。一楼的声控灯尤其顽固,像是有自己的脾气一般。根据发声人的不同,它的响应也不同。但百分之八十五的情况是,谁发声也没用,这是一只六亲不认的声控灯。
一号楼有两个单元,每个单元每层都有两个住户。一单元一楼的声控灯两旁,分别是吕如意家和黄拉续家。退休以前,吕如意是我们这一片的居委会主任。她和我姥姥是一辈的,儿女们都成年搬出去单过,家里只有她自己。可是她热情好客,酷爱打麻将,她家的大门长年不关,只要吕如意醒着,不管谁拉开大门,都能看见一桌热火朝天的麻将。
手动搓麻将不过瘾,吕如意还斥资买了一台自动麻将机。这一下更是吸引人,全院的麻将爱好者蜂拥而至,排队、拿号,分单双日轮流上桌拼手气。甚至对面消防厂的职工们,也在饭碗都快要保不住的情况下,难敌麻将的召唤,纷纷打开吕如意家的大门。什么前途啊、生计啊,都先放一边。堕落吧,堕落并快乐着。
因为吕如意家长年的麻将声,所以众人跺脚、拍手、咳嗽的声音不会打扰到她们。而吕如意家对面的黄拉续家却是作息规律,按时吃饭、按时睡觉的人家。吕如意家长年各路人不分昼夜进进出出的声音他们忍了,可每次一进楼道,所有的人都条件反射地不停跺脚、拍手、咳嗽,甚至吼叫,就是和这只六亲不认的声控灯较上了劲。一墙之隔的黄家被各种各样人类发出的噪音折磨得苦不堪言,终于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用半块砖头干掉了它。
天亮以后,大家看清了,灯已经坏了。所以再也没有必要跺脚、拍手加咳嗽了。黑暗让人沉默,于是大家都在一进楼道的时候,变成了沉默的人,像是在黑暗里穿梭的忍者。有的忍者摸索着扶梯,一级台阶、一级台阶地上楼,有的忍者寻着撩拨人心的麻将声,滑进吕如意的家里。
黄拉续家有两个女儿,红霞和琳霞。红霞长得更像黄太太,琳霞长得更像黄拉续。黄先生和黄太太都比我父母大,所以我见了他们,也都叫伯伯和大妈。大妈个子很小,真拼武力值,估计不是很多人的对手,可她骂人的功夫实在是一流。在我所有知道的陕西话脏话里,百分之九十九来自于她的洗脑。
她酷爱骂架。任何小事都能点着她的爆点。她能从盘古开天辟地骂到三零零零年,前前后后覆盖你祖宗的祖宗和你曾孙的曾孙。
对比起她,黄拉续先生就沉默很多。他不骂人,但他做为一个一米八五的西北彪形大汉,却常常用行动来表示对妻子的支持。当一米五五的黄太太插着腰、跳着脚骂人的时候,他就像座铁塔一样站在她的身后,沉默地发射出信号:骂架有她、打架有我。我们两口子就是一文一武,天下无敌。
因为他们的天下无敌,一号楼里的邻居们对他们都很客气。可客气透露着生疏,表面上对他们笑脸相迎的邻居们却在他们的背后被激活了八卦魂,他们家的两个女儿红霞和琳霞常常成为八卦的内容。
首先,在黄先生和黄太太的计画里,琳霞应该是个儿子才对。红霞一岁的那一年,计画生育政策已经开始宣传。等到琳霞出生的时候,计生办的大妈们已经戴着红袖箍、拿着计生钳,磨刀霍霍,铁面无私。第二个还是女儿,而且以后也不能再生。我个人觉得,这从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黄太太的转变。她越是张狂,心底越是自卑。生不出儿子又怎么样,我骂你的时候,你家的儿子还不是怂的只能缩在你的背后,大气也不敢出。
红霞是个怪人,她时不时就会做出或者说出让人诧异的话。那年的夏天,有个小老板租用了大院里的几间瓦房,办了个馒头工坊。蒸好了馒头,就在大院门口支的摊子上卖。生意很好,基本上整条街的人都会来这里买馒头。
有一天,街坊曹大妈买了几个馒头,用透明塑料袋装着,提着进了院子,迎面碰见了红霞。她望着曹大妈手里的馒头,问:您刚买了馒头?曹大妈不明所以,点点头。红霞把手里的一样东西塞给了曹大妈,说:阿姨,我把钱给你,你把你的馒头卖给我好不好?
曹大妈吓了一跳。此时此刻,馒头摊离她们所在的位置,直线距离只有不到二十米。曹大妈后来还是没有把手里的馒头卖给她,而是让她直接去外面的小摊上买。不争馒头也不争口气。但这件事还是成为了「红霞是怪人」的证据之一。
红霞后来嫁给了一个农村户口的男人。红霞虽然怪,可是风华正茂,又有城市户口。男人虽然来自农村,可架不住玉树临风会来事,带出去拉风又有面子。一年后,他们俩的儿子修城出生。修城两岁的时候,男人和红霞离婚,带走了修城。
在红霞短暂在夫家生活的岁月里,她曾经被她的老公狠狠地揍过一次。起因是有一天她正在家里的客厅里洗脚,她的婆婆过来劝她说:家里马上就要来客人,你这样在客厅洗脚不雅观,能不能移到里屋去洗。红霞一声不吭,擦脚穿鞋起身。把洗过脚的洗脚水,迎头浇到了婆婆的身上。
婆婆当然不依,儿子回来以后,将自己的委屈哭诉给了儿子。红霞的丈夫暴怒,左右开弓把红霞的脸打肿,红霞当天就回了娘家。
离婚以后,红霞就再也没有见过她的儿子。每次去夫家要人,都会被前夫和前夫叔家的弟兄们拦住,连门都进不去。黄家只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黄太太骂臭了前亲家的祖宗十八代,可是嘴瘾过了,还是见不到外孙子。
红霞越加的怪。她不再说话,见了谁都熟视无睹。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在城南的家乐福超市里见到了她。她站在卖洗发水的货架前,见到有购买意向的顾客,就过去推销某种洗发水。她没有看见我,我绕过了那个货架,默默地走开了。
琳霞技校没有毕业就辍了学,交了一个男朋友,那男生每天都会骑着摩托车、戴着霹雳手套,在楼门口等琳霞。黄拉续很不喜欢这个男生。他的父母都是下岗工人,他自己也是没有个正经工作,每天就是台球室、录像厅,头上打着摩丝,胳膊肘子上一大片纹身,属于扫黄打非小组的重点观察对象。可架不住琳霞喜欢。每次男朋友的口哨一响,她就像只轻巧的燕子,立刻飞向摩托车车把转动时发出的神气酷炫的轰隆声里。
琳霞不顾父母的反对,和她的摩托车男友结了婚。结婚以后,他们两个自己摆摊做生意,日子过得还不错。这个原本黄家看不上的女婿后来成了家里主要的劳动力。他戴着霹雳手套、骑着摩托车,穿梭在城里,替丈人一家买米、驮面、换煤气罐。红霞鼓足勇气去乡下看儿子的时候,他也陪着,时不时地露出胳膊上的纹身和刚镶的金牙,给大姨子壮胆。
我仍旧记得红霞刚刚结婚,由她的新婚丈夫陪着,到娘家回门的情形。那是她的高光时刻。她是个美丽的新妇,身边站着英俊的、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丈夫。幸福是如此蓬勃。几年以后。高光退去,她接受了冷冰冰的现实,一头扎进死寂的沉默里。
山转水转、云转风转,宇宙在运动,命运在发展。下岗工人们的抗争在新世纪来临前销声匿迹了,有一对两口子都是工人的双职工家庭,丈夫在喝下半瓶白酒后,用麻绳吊死在厂长的家门口。妻子拿着厂里的赔偿金和抚恤金,带着孩子去了南方。
这像是一记耳光,打醒了混沌度日的人们。他们不再对工厂抱有希望,不再堵路,也不再来吕如意的家里打麻将了。人们纷纷自谋生路,摆摊、找活,卖袜子、卖花生,做保母、做小工。不抵抗,也不堕落,就那么开始日复一日,波澜不惊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