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亲当天，儿子送的鲜花，一直被田琼英放在阳台。11月29日 新京报记者 王霜霜 摄
儿子八个多月大时，田琼英的前夫涉罪入狱，她在砖瓦厂打工，拉扯两个孩子。
在厂里找块空地，把一块塑料布钉在地上，儿子坐上面，女儿在旁边看着。田琼英去搬砖，把机房出来的水砖一块块搬下来，垒成小半个人高，晾晒。一天搬1万5千块砖，能赚20多块钱。夏天蚊子多，有时，加班到夜里12点，田琼英就搬张床，罩上蚊帐，用箱子把蚊帐四个角压稳，把孩子放进去。
累时，田琼英半夜偷偷趴在床上哭。女儿向娟用小手摸摸妈妈脸上的眼泪说，妈妈，我听话，我不跟别的小朋友打架，我会看好弟弟。女儿从小嘴甜，双眼皮，长着一双大眼睛。儿子性格内向，单眼皮，眼睛小。被拐时，两个孩子个头差不多，脸都圆圆的，带出去，总被人误会是“双胞胎”。
在一个农村女人眼里，儿女双全，人生就不该有其他念头了。田琼英总安慰自己，等丈夫的刑期满了，一家团聚，苦日子就到头了。
1996年11月13日，她永远记得这一天。中午下班，她正在吃饭，小姑子跑过来说，两个孩子都没回奶奶家吃饭。田琼英把碗一丢，就往外跑。
上午时，她还看着孩子们跟着刘某平和蔡某在路边玩。刘某平当年17岁，个子1.6米左右， “像个小孩子”，他和田琼英一起晒砖，总是“大姐大姐”地叫。蔡某是他的舅舅，比他长几岁，在十几公里外的面粉厂上班，常来找刘某平。
孩子丢时，女儿穿一件粉红色的外套，里面套了件绿色翻领毛衣，是买的新毛线织的。儿子穿了件墨绿色外套，里面穿的红蓝相间的条纹毛衣，是拆了两件旧毛衣改的。“娟娟、望望”，田琼英打着手电筒，在小街道、孩子喜欢玩的所有地方找了一夜，都没见到两个孩子的影子。
田琼英报了警，坐在派出所里，哭个不停。
民警记的笔录只有短短几行：砖瓦厂某某员工，两个小孩失踪。后面写了报案人的名字，留了一个厂里电话。
儿女失踪的同时，刘某平和蔡某也不见了踪影。警察找到了间接和直接证人，判断是刘某平和蔡某拐走了娟娟和望望。
田琼英的生活被打破了。上十几天的班，赚到四五百块钱，她就出去找孩子。去火车站出入口盯着；去蔡某上班的面粉厂找人；听说蔡某在河南有个亲戚，她坐了七八个小时的大巴去打听，对方明明操着和蔡某一样的口音，却说“不认识”。
两个孩子丢了后的很长时间，田琼英都不相信小孩被拐卖了，“他们只是被带去哪里玩了，过几天就会回来”，她这样说服自己。孩子多的地方，她都去看，总期望有小孩转过脸，就是自己的娟娟和望望。
1996年，两个孩子被拐时，胡明33岁，在京山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做侦查员。同事说他，人很执着，犟脾气，别人越说“难”的案子，他越要去磨一磨。“难的（案子）有搞头嘛”，他说。他本是学医的，上班不久，就转行做了警察，“因为父亲也是位警察，从小对这个行业有向往。”
一家两个孩子被拐在小城是很轰动的大事件，同事们也互相议论，说这个案子很难，“线索很模糊，嫌疑人和受害人都不是本地人”。对于有雄心的年轻刑警来说，一件受关注的难案正是证明自己的好机会。当年，京山市公安局成立了打拐专班，里面有四五个像胡明一样的年轻警察。前期，胡明对这个案子并没有太大的感受，他甚至没在脑海里多想这位母亲的样子。
重庆云阳，蔡某和刘某平的老家，山路崎岖。一次，胡明去找线索，车子开到村口就进不去了，交通全靠走。下雨路滑，胡明一不留心，滚下了一个坡，幸好被一棵树挡住。为了不惹人耳目，胡明他们常在晚上查案。由于没有好的线索，加上当时科技手段也有限，这个案子追了几年，都没有很好的进展。
一年年过去，打拐专班里年轻警察的注意力都被新案件牵走。2005年，胡明被调到雁门口派出所任教导员，主管刑侦，这正是田琼英当年丢孩子报案的地方。胡明又想起了这个案子，他试图联系田琼英，但发现这个妈妈找不到了。
胡明。受访者供图
田琼英回忆，孩子丢了一个多月后，她曾接到一个打到砖瓦厂的电话，对方说，在蔡某的老家，看见了她女儿的那件绿毛衣。田琼英通知了派出所，随警车来到了蔡某在重庆云阳的老家。
田琼英说，一间破破烂烂的土砖房里，住着蔡某的父母。无论警察怎么说，蔡某的父母一口咬定，他们的儿子没回来过。
“都是女人，你维护你的儿子，我也想我的孩子。”田琼英扑通跪倒在蔡某的母亲面前，哭着哀求“你儿子到底回来没有？到底去哪儿了？”
“说没回来就是没回来”，老太太一把把田琼英推倒在地上。而刘某平家中只有一个奶奶，对他的踪迹也一无所知。
回到打工的砖瓦厂，晚上睡不着，田琼英趴在床上写日记。她的那张床由四摞砖，一个木板子，一些干草和一张被单构成。之前，母子三人挤在这1 .2米宽的床上，她睡在最外面，望望睡中间，娟娟睡在最里面。两个孩子争宠，都闹着要妈妈抱。孩子丢了，田琼英捧着孩子的照片和一个被眼泪淹得纸张发黄的日记本，觉得床好宽。
儿子和女儿只留下三张照片，背后被田琼英写满了字。“妈妈心情不好，你们两个长大了，碰到这个人，一定要找到他，是他把你们给妈妈分开的……”
“山里出去的人，啥都不懂”， 田琼英没贴过寻人启事，也不懂寻求媒体帮助，身上没钱，也无法悬赏找人。她不知道还能怎么找、去哪里找自己的孩子，一年多后，她写信让父亲和弟弟来京山接她。
这一走，田琼英和胡明失去了联系。
田琼英出生在恩施的一个小山村，进村的山路蜿蜒，汽车要一段又一段地爬坡，拐很多90度的急弯。
田琼英的家在山脚下，房子已经塌了。提起田琼英的名字，很多人的记忆很模糊，年纪大的人叫她 “田二”——她在家排行老二。
田琼英的前夫是隔壁县的，和田琼英家有一山之隔。那个年代，农村年轻人找对象都是相亲，田琼英和丈夫是少见的“自由恋爱”。山这边的田琼英家条件差，那边的前夫家更穷，当年京山有“种田落户”的政策，田琼英就跟着前夫去了600多公里外的京山谋生。
孩子丢了后，除了父亲、姐、弟一家人，田琼英对外瞒住了消息。但流言还是四起，有人说“孩子被拐走了”，还有传言“孩子被田二卖了”。孩子丢后的十多年，田琼英都没回家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