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晚年照片
老舍再没有回家，哪里都找不到他。直到25日下午，舒乙接到电话，让他去太平湖。出事了。
胡絜青回忆，她到太平湖后，鱼场的一个老头说，白天有一个老头，坐在椅子上不动，拿着*诗词一直念了一天，大概是到夜里人少的时候，投了水。
从早上出门，到夜里投水，老舍在8月24日这一天里想了什么？没人知道。
“人民艺术家”
老舍几乎是“文革”中最早受到冲击而自*的文人。而在此之前，老舍又是同辈作家中，对投入新时代最为热情、创作成绩也最突出的一位。只有他，在解放后又有过新的创作高峰，有《茶馆》这样可以代表个人最高水准的代表作。
但是，这十七年里老舍写下的不止有《龙须沟》和《茶馆》，他还写了大量的歌颂、宣传之作，是用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劳模”。
1949年12月，在美国讲学的老舍辗转回国，他以真诚乃至亢奋的心情想要赞颂新生活、新社会。1950年完成的剧本《龙须沟》，排演后大获成功。这样的作品正是当时所需要的，老舍因此被北京市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成为文艺界的样板人物。
北京市文联工作人员签名祝贺老舍获“人民艺术家”称号
老舍先后担任文联主席、全国作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常委，与*私交甚好。50年代，老舍写过《春华秋实》（1953年）、《青年突击队》（1955年）、《西望长安》（1956）等话剧剧本，因为写的不是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和人物，都不太成功。北京人艺老演员蓝天野在多年之后谈起当年老舍的话剧创作，曾经感叹：“当时社会上出现什么大事，老舍先生很快就有作品出来反映。……演完了，戏也就完了。”老舍还曾赶赴抗美援朝前线，体验生活五个月，写了报道体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如此努力，但仍然写得不好。
一位早已名满海内外的老一辈作家，为何会有如此饱满的政治热情？理解老舍的“钥匙”，应该是“爱国”。
可以说，爱国或曰国家主义，对老舍来说不只是一种情感，而是最坚定的信仰。为了爱国，他愿意将文艺作为牺牲。在抗战时期，老舍已经做出过同样的选择。1937年到1939年，本属 “自由主义”作家阵营的老舍，极为彻底地将写作向实用主义转变，他创作大量的鼓词、京剧等通俗文艺作品，把文字作为宣传抗敌的武器，并且成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他说过：“谁写的都欢迎，只要他写的明白。什么题材都是好的，只要它有益于抗战。”
回归与彷徨
但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50年代，在初期的亢奋过去，身为作家的老舍不是没有犹疑的。正如在40年代，他放弃了通俗文艺作品的写作，回归文学，写了《四世同堂》；从50年代后期开始，老舍的歌颂应景之作也变少了，在1961年，更是拿起笔开始写“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正红旗下》，同样是一次“回归”。但这部预计100万字的长篇，因“写十三年” 的极左指导思想的出台，最终只完成了10万字。
《正红旗下》，作者: 老舍，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6月
在50年代，他自己就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近年来写的东西，“并不怎么好”，“都没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光说剧本，就有十几部，其中，没有一本出色的”。像老舍这样最优秀的作家，在做这样的评价时，内心深处难道没有痛苦和矛盾吗？
老舍的思想和写作是有转折的，而对于越发紧张起来的空气和创作氛围，他不会没有察觉。真正想写的不能写，更不能发表，或许这才能解释老舍在1963-1966年的创作低潮，才能解释为何老舍生前最后发表的作品竟是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1966年4月）。——就在1965年，老舍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回国后，他将旅日见闻写成长篇散文《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竟没有被获准发表。
老舍在解放后的地位一直很高，很受礼遇，历次运动都没有受到冲击。但与从解放区来的丁玲等人相比，他在政治上远不处于中心。而在1966年文革开始前后，他似乎敏锐地感觉到了一种边缘化的处境。
1960年，*接见文学艺术工作者时与老舍握手
1966年7月1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大会。巴金看到老舍“感到意外”。因为在北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一个多月，没有听见人提到老舍的名字，“猜想他可能出了什么事，很替他担心。”听到老舍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 他为什么要强调自己“没有问题”？
夫人胡絜青则回忆，当时已经把学校的教授和中央直系的700多人拉到清河，没有老舍。在北京饭店圈着五六百人，也没有老舍。老舍说没有我，我也有必要参加。
所以，老舍在23日坚持要去文联参加活动，除了不甘落后的“积极”，是不是也交杂着内心的焦灼和忧虑？
林斤澜曾回忆，在老舍辞世前几天，曾以沉吟口吻，说过一些回顾往日的话，……比如“后悔年轻时候，不听人劝他不要搞文学”。一位已经67岁、说过“文艺决不是我的浮桥，而是我的生命”的老作家，要在怎样的处境乃至绝望中，才会流露出这样的悔意？
舒乙在《老舍最后的两天》则写过，老舍曾谈及，欧洲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实际上，对文化和文物的破坏都是极为严重的。甚至预言：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他当时预见到了什么？
表面上看起来，老舍在解放后一直过得很顺利。正因如此，一些人认为老舍的自*是因为8月23日的经历对他来说过于突然，无法承受。但这样的解释是否太简单了？老舍的“心路”不应该是8月23日的突然转折，而是有更长时间的思索和彷徨。
是抗争？是绝望？
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在之后多年都反复思考着父亲的死。他提到，老舍在抗战时写过一篇文章《诗人》，说作为诗人，作为文人，如果蒙受了巨大的灾难，会以身殓，就是以自己的身体来进殓，投水殉职。
他还发现，在《四世同堂》中，钱默吟太太死了两个儿子，在葬礼上，大家突然发现这个老太太不哭，不说话，但是两个眼睛放出了异样的光。……果然到了墓地之后，她一头碰死在儿子的棺材上。而据跟老舍一起在孔庙挨斗的一些难友们向他回忆，当时他们发现老舍先生的眼睛发出了异样的光，他们觉得非常害怕，第一个印象就是：他肯定要走了。
冰心也曾对他说，“你爸如果死，肯定是跳河”，因为“他作品里的主人公有骨气的人、好人全是这么死的。”
作家笔下的人物，确实可能在不经意间流露作者本人面对某些情境时倾向做出的选择，但我们不能淡化情境，仅从死者的性格逻辑中归纳原因。
还有很多人把老舍的死解释为一种“士可*不可辱”的抗争，是一种以生命为代价的反抗。但老舍至死都没有放弃对新中国以及领导层的感情，他不会站在他们的反面。钱理群认为，“不能解释为抗争，因为他不可能成为异端。而是说他已经无处可退了。”
而度过了十年浩劫的老舍的同辈人，往往表现得更为愤慨。曹禺说：“老舍先生不是自尽，是逼死的呀。” 萧乾说：“反正‘文革’那时，自*和他*已成为同义语。被逼得自尽的，与他*有何区别？” 巴金在《怀念老舍同志》中提到，他认为《茶馆》里常四爷的一句话可以看作老舍的遗言——“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他们共同强调的，是迫害和绝望。
作者：李妍
编辑：徐悦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