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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31日，秘书长卢郁文率工作人员等十人先行前往北平。4月1日，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及顾问、随员一行十九人乘中国航空公司“天王号”飞机启程前往北平，翁文灏(代表李宗仁)、何应钦等到机场送行，立法院休会半天，也全体到明故宫机场送行，对和平谈判的成功寄予很大的希望。张治中在登机前致词，表示要“不负各位先生的盛意和全国人民热烈的期望”。
一、我党对和谈的冷淡态度同时，代表团发表了书面的谈话。与南京的“热烈”气氛相反，北平接待的气氛十分冷淡。张治中原以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会来西苑机场迎接，实际上只来了秘书长齐燕铭等寥寥数人，而且，南京代表们多不认识。张治中的情绪顿时低沉下来。到了住地六国饭店，一进门就看到了“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大标语。又是当头一棒。
张治中悄悄地对屈武说：“看起来中共对我们的诚意是有所怀疑的。”张治中和南京政府的代表们对中共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显然缺乏研究。代表团带着划江而治、对等的联合政府等等企图保存国民党军政势力的方案，来北平谈判，怎么可能受到中共的欢迎?
南京代表团带着要求中共改变政治路线、讨价还价的谈判方针而来，在中共看来，又有何和平诚意可言?中共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路线，在原则上已经不会向任何人让步。南京政府代表团简直是熟视无睹。
中共的和谈方针，在刚刚结束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确定，*说：
“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其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员允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对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允许给以保护。”
而具体的谈判策略，仍与北平谈判及与上海和平代表团谈判时相似。在政治原则问题上，首先以严峻的态度，指出国民党的内战罪行，剥夺他们在政治路线问题上的发言权，然后再以温和的态度，指出出路，给予宽大的待遇，以求和平解决问题，而在以后的政治路线问题上，不给对手留下任何模糊不清的幻想。
当日晚，公宴之后，*、林彪即邀张治中和邵力子谈话。周一开始就以严肃的态度质问张治中。据张治中回忆：
“周首先提出质问：‘为什么离开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见蒋?'认为这完全是为了加强蒋的地位，淆乱视听，且证明蒋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团，大表不满，并说：‘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我当时不免动了一点感情，解释了必到溪口去的种种理由。以后他又提出过两次，我又加以解释。一直到商谈末期，这段赴溪口的理由才为中共方面所了解，但是对商谈、至少对初期商谈的情绪是有些影响的。”
看来，张治中终不明白，他的溪口之行，正是给了*一个绝好的口实，以堵住他宣扬其多党民主的政治路线之口。
当天，张治中避开更敏感的政治问题，向*陈述他对未来国家外交政策的见解，主张“平时苏美并重，战时善意中立”，“如果亲苏而反美，则美必武装日本和用经济封锁来对付中国”，遭到中共方面的反驳。以后他还一再有所陈说，但终遭到中共方面的拒绝。
对于和谈问题，由于南京方面没有提出具体方案，*表示：
“我们设想，采取今天这样个别对话的方式，充分听取你们的意见，如果可能，经三四天的商谈后，然后在五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让双方讨论。”
由于南京代表团的代表们有着不同的政治派系、政治思想和经历，分别交换意见显然有利于中共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做工作。从第二天起，双方代表开始个别交换意见。
二、我党关于和谈的八项条件按照中共方面的要求，谈判是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的，但在中共方面的见解，是以南京方面接受八项条件为前提的；而在南京方面的见解，是依据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进行商谈，也就是围绕着八项条件进行讨价还价。
南京代表们对于惩办战犯表示在事实上做不到，在军事上，希望中共军队不过江或缓过江。中共对于战犯问题毫不放松，对于渡江只表示谈判期间不渡江，对于整军，必须改编为人民军队。中共对于南京代表团的立场采取了极为严峻的态度，形势紧张。
*把黄启汉叫来，要他就两个问题回南京去向李宗仁问个明白。*气愤地说：
“现在就是他们并没有接受八项原则为基础。根据这两天来和他们六个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的情况看，除邵力子外，其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这是什么话呢?李宗仁不是公开宣布承认*提出的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的吗?怎么，代表团来了，又变卦了呢?”“还有，南京代表团到北平来之前，张治中还到溪口去向蒋介石请示，这就产生另一个问题，你们代表团究竟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呢?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和谈怎么进行呢?”
此外，南京学生于4月1日进行游行示威，要求南京政府切实按照*提出的八项条件搞真和平，不要搞假和平，逍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拦截毒打，造成伤亡。对此，中共向南京代表团提出了严厉的责问。这一切，使正式会议未能如原设想的那样在5日举行。
在非正式会谈期间，*亲自撰写评论文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于4月5日发表，严厉抨击李宗仁、何应钦政府鼓吹“平等的光荣的和平”，要求他们处理4月1日的南京惨案，逮捕蒋介石、汤恩伯、张耀明等人，或者协助渡江南进的解放军逮捕，“战犯不除，国无宁日”，并且指出：“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
评论文章更强调指出：
“你们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新华社甚至发表直截了当的社论：《要求南京政府向人民投降》。
三、我党和谈的策略中共对南京代表团严厉地阐明了政治立场之后，就来向南京方面说明宽大的底牌和桂系首脑的个人地位安排，以争取桂系同意达成和平协议。这个底牌通过两个途径去疏通，一是正式的途径，由*亲自和代表团谈，然后正式谈判，形成书面协议。一是通过李、白公开和秘密的私人代表黄启汉、刘仲容直接去向李、白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