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哔哩哔哩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汪品先。今后我就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有关海洋的科学普及的知识。”
2021年6月9日，汪品先院士正式入驻视频平台。当日，他发布了首条视频——《我60岁以后才出成果，我们要把中国大洋钻探做到国际前列！》。
作为中国海洋科学的领军人，汪品先院士研究了一辈子海洋，经历了中国海洋科学研究的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取得了无数瞩目的成绩。
生于抗战年代，经历过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等历史变幻，汪品先更能深刻理解个人命运与时代的关系，为国家做事情一直是他坚定的信念。
1953年，他通过了留学苏联的考试。1955年，汪品先登上了去往苏联的列车，开启了在莫斯科大学地质学系为期5年的学习生涯。学成归国后，汪品先被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参加筹建“海洋地质系”。1972年，随“海洋地质连队”转到同济大学。1991年，55岁的汪品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但他认为自己的重大成果都是在60岁之后完成的。当选院士8年后，汪品先院士作为首席科学家，在中国南海成功主持了第一次深海科学钻探，实现了中国海域大洋钻探零突破，也使我国深海基础研究跻身于世界前列，彼时他63岁，也是国际大洋钻探船“决心号”上最年长的人。
2011年，国家“南海深部计划”启动，汪品先担任指导专家组的组长，经过全国30个实验室8年的努力，夺得了我国在南海深海研究的主导权。八年里实现了四次大洋钻探，三个深潜航次，他还曾在82岁高龄时，9天内连续三次下潜到1400多米的深水海底。
我国深海科技起步太晚，南海深部历来是西方国家的研究领域。二十多年来汪品先院士始终争分夺秒，星夜赶路，他希望中国能够做南海研究的主人。他认为我们进展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南海深部计划”的成功就是明证。
我们的海洋研究地位在汪品先院士讲到的一个故事中已经可以窥见一斑：有一次他在日本的一个国际会上，因为航班原因要提前离场，结果被主持人澳大利亚代表挽留称，“你先不要走，你得把13亿人的意见留下。”这让汪品先院士意识到中国在海洋地质研究领域的国际地位不一样了，现在变得举足轻重。
如今，汪品先已经86岁，但他认为自己仍然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他说去年跟老伴说，争取再干上5年，做3件事：“把我上的《科学与文化》课的内容写成两本书、继续南海科学研究突破、写自传”。
在汪品先的世界里，海洋浩瀚而神秘，海洋科学有趣且有用，更需要普及传承下去。在2021年，为了更好地科普海洋知识并与年轻人对话，汪品先成为了视频平台的UP主，他的课程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喜欢，很快吸引上百万粉丝。“我喜欢和年轻人交流，我希望我的经验和想法可以影响更多的年轻人。”他说。
汪品先院士。受访者供图
“能到苏联在三十几层高楼上学习，简直像做梦一样”
新京报：你是1955年去苏联留学的，可以讲一下当时留苏的经历吗？
汪品先：我是1953年在上海格致中学毕业，1955年去苏联莫斯科大学留学。那时候出国的机会不多，留苏是主要的去处。不过是否能留苏不是自己选择也不是自己报名的，领导会直接问你愿不愿意去，当然没有人会不愿意去。
新京报：你是如何被选中的？留苏需要经过考试筛选吗？你参加过高考吗？
汪品先：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各地都有一些留苏机会，但总体上名额也不多，需要经过很严格的筛选。那个时候都是在各个学校选的，特别是老区东北还有老解放区是多的，上海是比较少一点，我记得当时格致中学也没有几个名额。
我是1953年入选留苏候选人的，那一年我17岁。当时的筛选有两个标准，首先，得过政审关，这方面的要求非常严格，如果有海外关系肯定是不可以的。其次，会有一个考试。不过这个留苏考试科目并不多，早早的就考了，所以，我当时没有参加正规的高考。大家在备战高考的时候，我在上海图书馆看小说。
新京报：去苏联之前有哪些期待？
汪品先：去苏联之前，我在俄专班（又称留苏预备班）待了两年。一方面，在此期间我们需要学习俄文和中共党史，另一方面，干部会在这个时间对我们进行严格的背景调查。在俄专班的时候我们会拉个白布看电影，那时候莫斯科大学基本就是苏联标志性的地方，三十几层高的楼，能到这种地方学习，简直像做梦一样。
新京报：后来怎么去的莫斯科大学？到达之后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汪品先：我们当时坐了10天左右的火车专列，时间虽然很久，但每个人都很兴奋。我去的时候正好是苏联的黄金时期，到了那里看到那些神奇的建筑和社会面貌，有种到了天堂的感觉。我们的住宿条件也很好，两人一间，这些都是之前没经历过的。
“我们班很厉害，十几个学生中出了三个中国院士和一个俄罗斯院士”
新京报：在莫斯科大学的学习生活是怎样的？
汪品先：我们那时候课程排得很满，一天大概有8节课，礼拜六也有课。而且有的课不在一个楼里，要奔过去上。学校是没有午餐时间的，经常在中午20分钟休息时买个面包就往教室跑。
我基础和语言还算不错，所以，学习上没有什么困难，精力也比较充沛，会自己“找事做”。虽然课业很重，但是，我不怕累。苏联当时男同学还有一门军事课，留学生是不需要上的，但我还是坚持去上，到考试的时候，老师问我：你是哪国公民？我说：我是中国人。他就说中国的学生不用来考试。
新京报：当时是怎么选的专业？
汪品先：其实在高中的时候我是想学文科的，当时我很佩服自己的语文老师--许志行，他曾经对我写的作文给予很高的评价，所以，我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填的三个志愿全是文科（当时已经报名考大学，但后来因为留苏就没参加高考），回想起来大概第一志愿是历史，第二个是语文，第三个是政治。
后来留苏之后，我就换成理科专业了，因为去苏联留学肯定是要学理工类的。我填了三个志愿都是理工科，其中包括拖拉机制造等专业。因为那时候看苏联电影，觉得造拖拉机特别伟大，于是我也希望能造拖拉机。我的第三志愿是地质学，后来我就被分到地质专业了。
莫斯科大学的学制是5年，地质学习到三年级就要细分专业，我们是指定学古生物学的。我是古生物专业班的班长，班里只有十几个人，中国人比苏联人还多，还有一个阿尔巴尼亚的同学。我们这个班很厉害，十几个学生，后来出了三个中国院士，一个俄罗斯院士。
所以，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不管是高考还是留苏，都要想着能为国家做些事情，在那时候这个信念很强烈。
新京报：后来又回过莫斯科吗？
汪品先：先后去过3次，最近一次是2017年。这次去感觉莫斯科大学也没有那么高了，跟我曾经在白布屏幕上看到的莫斯科大学不是一个味道了，因为我们国家的高楼多了。
“说10遍不如做一遍，我就要做给他们看”
新京报：你在大学时学习地质学和古生物学，那么，什么时候开始研究海洋地质的？
汪品先：海洋地质是后来发展的新学科， 我到莫斯科大学读书的时候是没有海洋地质这个专业的。1958年，我们国家兴起全民找矿热潮，上海没有地方找矿，就到海里去找矿，所以想筹建海洋地质专业，但是没有一个人懂得什么是海洋找矿，也没有这个条件。
1960年，我从莫斯科大学古生物专业毕业回国后，在分配工作志愿书的去向栏内只填了一个地点——西藏。这样写倒不是思想如何进步，而是听了当时苏联一位85岁老教授的话。老教授年轻时在伦敦的博物馆里见过西藏的化石，“太漂亮了”，他建议我一定要去西藏。后来，我还是被分配回到上海，把我分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参加地理系正想筹建的海洋地质专业。这在当年是一个崭新的方向，尽管华师大地理系连一条小舢板也没有。加上当时是困难时期，连出差都没有条件，更谈不上出海。1960年代后期，大学老师主要是参加各种政治运动。1969年在农村参加劳动的时候，听说上海设立了海洋石油勘探的“627工程”，又恰逢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们几个青年教师给主持学校的工军宣队写信， 建议为海洋地质招生。经过批准，1970年招收了第一批学生。
1972年根据国家计委地质局的通知，华师大的“海洋地质连队”转移到同济大学。现在回想，“同舟共济”是海洋行业里最适用的，而同济大学的校徽图案正是一叶扁舟三支桨，也是海洋学科最好的标志。但是当时，同济与海洋并不沾边。经过几年的建设，1975年在同济大学挂牌成立了“海洋地质系”。在这些年里，我国的海洋石油勘探正在起步，我们参加了南海、黄海最早石油勘探的样品分析，通过和产业部门合作开始了海洋地质的研究。
然而，那时候真想要了解海洋地质，还必须走向国际。1978年，我参加了中国海洋石油科技代表团赴欧美考察，在法国两个礼拜，在美国六个礼拜，主要参观国际石油公司的研究院和名牌大学的地质系。两个月的交流令我大开眼界，发现国外的大石油公司都在走向海洋，地质科学的学术前沿也在海洋，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懂得海洋的重要性，海洋地质专业要抓紧研究。加上1981-1982年我获得了联邦德国的“洪堡奖学金”，到德国海洋科学的中心基尔大学合作进修，为我回国推进海洋、尤其是深海科学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新京报：你在82岁还乘坐“勇士号”，9天3次深潜南海，当时怎么想的？有过顾虑吗？
汪品先：真正做深海研究的时候我都快60岁了，在此之前我都拿不出什么重大成果，大多数成果都是在60岁以后出的，所以，如果我60岁退休，那么，我就什么成果也没做。1999年，我主持大洋钻探的时候已经63岁了，是船上最老的人。至于下潜是早在我70多岁时，蛟龙号建成出海的时候我就准备下潜南海的，不过被有关领导部门给挡住了。
我82岁下潜，本身也是对有些年轻同行一种无声的批评。中国这一点跟西方很不同，我们那些已经出了名的学者往往不去一线，都让学生去，当上院士后上船更少。有的教授做的研究课题都应该出海、都应该想办法争取下潜的，结果都推各种理由呆在家里。
但我也没有跟他们争论，说10遍不如做一遍，我就做个样子给你看。
“我觉得现在学生最大的问题是思想不活跃，没有人敢自己想问题”
新京报：你在B站做的知识分享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爱，当初怎么想到要在互联网上做知识分享？
汪品先：我觉得现在学生最大的问题是思想不活跃，我在苏联的时候也是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在那种教育方式下培养的学生就会缺乏质疑精神，这一点是我后来去美国、法国的交流中逐渐感受到的。记得1960年我回国后有一段时间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开会都说一样的话，后来被领导反问：“为什么都要像你这样想怪问题呢？”
其实这就是中国科技界的要害，没有人敢自己想问题。
所以，我在同济大学任教的时候，就曾提出过学生思想不活跃的问题，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后来我开设了一门课程，讲科学与文化，其实就是活跃思想的一些问题，科学怎么来的，中国文化的亮点在哪，中国人怎么样才能在科学上创新等等，学生们非常喜欢。
近几年来，首先受央视记者的推动，上了“抖音”网站， 反响十分热烈。后来在年轻老师们协助下，又开始在哔哩哔哩上做分享，效果出乎意料。这是因为我想让更多的年轻人听到我的课，用我的想法影响他们。以前在学校的课堂上最多只有几百人，现在有多少万人可以听到这些内容，我发现这个形式很不错。
新京报：你被评为2021年度百大UP主，可以说是“网红”院士，知名度对你有什么影响？
汪品先：我觉得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你给他什么奖章荣誉等，那都是空的。到将来，谁还记得谁得过什么奖？但是，一个人的社会影响是一直存在的。这个时候，知名度是可以派上用场的，知名度可以用来换钱，也可以换社会影响，我要换的是后者。
“未来我还要做三件事：完成两本书、继续南海科学突破、写自传”
新京报：关于未来，你有什么计划吗？
汪品先：去年满85岁的时候，我跟老伴说，我争取再干上5年，做3件事。
第一件事，把我上课的内容写成两本书。第一本是文化的角度看科学，这本已经快要出版了；另一本是从科学的角度看文化，讲东西方文化差异的问题，大概是我这辈子封笔的最重要的一本书了，这本书难度很大，我需要补习大量的历史文化知识。
第二件事，是我在南海做的科学研究上取得的一些突破，要把这些突破写成文章或书，这个突破还不是一般的突破。目前我正在主持中科院和基金委地球科学部的一个战略研究项目，几位院士跟我一起在做。我提出来的是要促进中国学派的形成。自然科学有普适性，但是在欧洲建立的，因此自然科学特别是地球科学和宏观生物学都有地区性，因为谁也没有本事抱着整个一个地球去研究，一定从某个地区着手，因此难免有片面性。我们应该根据本身的特色做自己的题目，而不光是跟着人家。我有几个重要的观点，准备把它们写成文章或者写成书，这就不能光是写中文了。
第三件事，我准备写我的自传，近百年来中国几代人付出了血和汗的代价， 方才换来今天的进步，但是我们缺乏反思。历史的教训不应该忘记，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很值得回顾反思，希望对于后人有所教益。
新京报：你对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子有什么建议吗？
汪品先：每年同济大学的新生讲话中，我都会强调一个“真”字。说真话，说自己的话，如果你到学校来4年就是学套话、学假话，那你在学校里的时间都浪费掉了。我非常佩服陶行知所说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我曾在给同济大学宿舍题字时写过两句话，“德育崇尚信仰，科学贵在怀疑”。“德育崇尚信仰”，没有问题，但是，科学是从怀疑开始的。这句话你把它翻译过来的话，就是要独立思考，我觉得我们这代人的一些教训表达出来对后人是有意义的。
汪品先给青年学子的手写寄语。受访者供图
人物简介
汪品先，著名海洋地质学家。1936年出生于上海，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1999年，完成第一次由中国人设计和主持的大洋钻探航次（ODP184航次），实现中国海域大洋钻探零的突破。
2011年，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南海深海过程演变”指导专家组组长。2018年5月13日，以82岁的高龄乘坐我国自主研发的“深海勇士”号载人深潜器，9天内3次下潜至南海1400多米深的海底，在深海首次获得“冷水珊瑚林”等一系列重要科学新发现。
2021年6月9日，汪品先入驻B站，在年轻人扎堆儿的互联网做科普，促进科学启蒙是他在海洋之外另一件重要的事情。目前他拥有140多万粉丝，视频播放量近亿次，今年初，他被评为2021年B站百大UP主，成为弹幕大军中亲切的“爷爷”。
新京报记者 宋美璐 编辑 陈莉 校对 付春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