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中国呆了十一年,教师的职业贯彻了他的后半生,教书的手与课堂上亲切耐心的声音,让他的学生很难想象他年轻时在家乡,其实是位雷厉风行的警官。
关于闵尼在南非的警察岁月,甚至连儿子都不甚了解,闵尼对那段经历讳莫如深。
直到来到中国,闵尼才渐渐走出压抑,但他还是不愿提起过去的事。
每当有人问闵尼为何要来到中国时,闵尼总是用对中国由衷的称赞来回答。如果继续追问为什么要离开家乡,他就会陷入消极的沉默中,不愿多说。
“为什么要离开家乡?”
这个问题像无意间掀开了闵尼掩盖很久的伤疤,他的眼神里不自觉流露出对无奈与挣扎。
有时,他也曾尝试着向谁诉说什么,但每每话到嘴边,就像大脑里有人在警醒他一般,又会吞了回去。
那个隐藏的真相给他带来无法逾越的痛苦,以至于他不敢向外人表露。只是他会习惯性地望着西南方向,仿佛能透过远方的高楼大厦,看到两万公里远的家乡。
闵尼的家乡南非是非洲大陆上又一座逝去的黄金国。南非的富饶从不曾属于南非自己:它就像国际博弈中闯进狼群的羔羊,富饶的皮肉终究被不轨者剥去,最后只剩下贫瘠干枯的骨架,在暴乱与贫穷的风雨中飘摇。
闵尼就在这片被殖民者、敛财者、暴动者洗劫一空的土地上长大。作为警察,他帮助了很多人,是警署里为数不多优秀且负责的警官,在当地小有名气。
但事实上,南非人已经没有能力守护这位优秀的警官了。
在闵尼的“鸟岛”调查中,他无意间打断了当权者敛财贿赂的黑色交易,往后所有常规的调查与走访都将冒险以他的生命为代价,让他步步如履薄冰。
接触黑暗的开端,是一通1987年的电话。
电话里的举报人告诉闵尼,自己的哥哥遭受到了严重的性侵,请求警方出手调查。
闵尼当时不满三十岁,正是工作上意气风发的时候。他在挂完电话后迅速出警,前往了受害人所在的医院。
那是一位12岁的黑人男孩,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他骨骼纤细,身上的肋骨根根可见。他虚弱地躺在病床上,对弟弟的报案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