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坛周报驻西班牙特约记者 希冀
近日，西甲的“工资帽”成为了一个广为讨论的问题。受制于此，巴萨不仅在梅西的续约上遭遇困难，且无法为德佩和阿圭罗等新援进行注册。巴萨已经不是第一次受到“工资帽”的影响了，去年未能签下德佩就有这方面的原因。
“工资帽”依何计算？
事实上，所谓的“工资帽”并不代表工资的最大限额，只是理论上各队可以开销的最大金额，准确来说，应该被称作“支出限制（LCPD）”。在2013年，西甲推出了经济管控系统，通过内部分析师对俱乐部历史财务状况的分析，设立支出限制。简单来说，每队工资总额不得超过球队总预算的70%。而支出限制涵盖的范围不仅包括一线队的球员、主教练和助理教练，更是包括了体能教练、预备队及青训队的球员和教练，体育竞技部门的雇员，以及引援成本。球员的薪资、转会费摊销、离职补偿金和社保金都包括在内。而西甲联盟也对“工资帽”的计算方式有详细规定，如球员合同中的浮动条款，公式会根据球员表现，将一些“容易达到的浮动条款”纳入其中。
2011年至今，巴萨薪资总额变化曲线
同样作为俱乐部长期健康发展的保障性政策，西甲联盟的制度不仅比欧足联的财政公平法案更加严格，两者的执行角度也有所不同。财政公平法案是在潜在的违规行为出现后进行调查，而“工资帽”则是提前进行限制。与此同时，由于俱乐部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增加收入，因此“工资帽”是一个动态的数字，但必须与总体预算相适应。
在以往，由于营收的优异表现，纵使巴萨工资年年水涨船高、年年豪购巨星，支出限制往往并不成为问题。以2019-20赛季为例，巴萨在2018-19财年的收入高达9.9亿欧元，而该赛季的“工资帽”达到了6.56亿欧元。而在2020-21赛季，在前一财年收入8.55亿欧元，亏损9700万欧元的情况下，巴萨的“工资帽”骤降至3.47亿欧元。然而，在预计2020-21财年亏损高达3亿欧元的情况下，巴萨下赛季的“工资帽”将继续跳水。
疫情之下的闭门作战，使得比赛日收入下降。对于一年能够围绕球场和博物馆获得两亿收入的巴萨来说，这样的打击显然很难承受。另一方面，由于此前几年的激进建队和扩张政策，巴萨的债务持续增加。巴托梅乌的管理团队信奉“将钱花在球场上，而不是存在银行里”的观念，使得俱乐部的经济状况在遭遇“黑天鹅”时不堪一击，巴萨的总负债暴增48%。此外，内马尔在2017年夏跳槽巴黎圣日耳曼带来了2.2亿欧天价转会费，根据西甲联盟规定，球员转会收入分为三个赛季摊销，而今 “红利期”已尽，也会导致“工资帽”大幅跳水。还有一个因素则是赞助商，上赛季巴萨与乐天和倍科续约一年，但是赞助费大幅下降，乐天的赞助费甚至几近腰斩，对下赛季俱乐部的营收显然是不利的。
2011年至今，欧超球队薪资总额变化曲线，巴萨波动最大。
开源节流并行可得喘息
激进的建队策略还体现在球员的工资水平上。过去数年巴萨的工资总额年年逼近70%的红线，疫情影响，工资的占比更是大幅增加。的确，在去年夏天，巴萨通过清洗塞梅多、苏亚雷斯和比达尔等人减少了工资，并收回一定的转会费，然而库蒂尼奥的回归以及皮亚尼奇、特林康和佩德里等人的加入同样使得支出增加。事实上，“危险”已经不足以形容巴萨的薪资水平，面对媒体，拉波尔塔说，“我们的工资已经达到了预计收入的110%。”
同样，上赛季“三不管”的特殊情况也是经济进一步恶化的原因。图斯克茨领导的临时管理委员会在和球员进行二次减薪谈判时缺乏底气，最终达成的竟然是一份延期支付协议。而拉波尔塔上台后，似乎也没有特别大的动力让上一财年的财报变得稍微好看一些——毕竟这并不会在未来可能的尽职调查中成为把柄。例如巴托梅乌任内的“巴萨公司”计划，拉波尔塔拒绝以至少两亿的价格售出49%的股份。他的团队认为，四个公司中，仅有巴萨工作室适合出售，而涉及零售的巴萨品牌授权与销售公司受疫情影响，难以卖出合适的价格。另外两个公司——巴萨创新中心和巴萨学院——市场价值并不高，还涉及俱乐部的价值观和理念，不适合出售。这样的想法固然有道理，但无疑将错失增加收入的机会。
就目前而言，巴萨一方面要要进一步减薪，另一方面则要努力提升“工资帽”。主要方法包括增加比赛日收入、提升赞助收入、出售球员以及*注资。像马德里竞技就通过所有者的注资缓解了经济方面的问题。至于减薪，阻力主要来自球员，固然皮克等功勋通过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巴萨的支持，但部分球员也对俱乐部一边减薪一边引援的矛盾行为感到困惑。而这，正是考验拉波尔塔铁腕执行力的时刻。
1996-97赛季至今，五大联赛薪资成本变化曲线：深蓝-英超、深绿-意甲、黄色-西甲、浅绿-德甲、浅蓝-法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