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诈》（1929）
十年之后，两位导演的生命中都出现了影响他们后半辈子的事件：那时，希区柯克正在与大卫·O. 塞尔兹尼克（David O. Selznick）就他前往好莱坞的合同讨价还价，而鲍威尔则结识了亚历山大·柯达（Alexander Korda），正是后者把他介绍给了埃默里克·普雷斯伯格（Emeric Pressburger），他成为鲍威尔的御用编剧。
两人同样对电影情有独钟，都反对现实主义的美学，都喜欢以客串出演的方式来标明这是他们本人的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鲍威尔就是没有去成好莱坞的希区柯克；他所提出的「合成电影」（composed film）概念也和希区柯克的「纯粹电影」（pure cinema）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偷窥狂》和《精神病患者》有很多类似之处。它们都拍摄于1959年晚些时间，它们的成本都很低，它们讲述的都是貌似可爱的年轻人，但童年的经历造成了他们的情感残疾，并让他们成为连环*手。
更有甚者，它们都直接展现了对女性的暴力和扭曲的性爱，这都对审查制度和评论家们提出了相似的挑战。
《偷窥狂》（1960）
但是，《偷窥狂》和《眩晕》之间的相似性虽然没有前者同《精神病患者》看上去那么明显，却更为强烈。
当希区柯克想要缓和评论界对《精神病患者》的恶评如潮时，他声称，无论影片描写的人物和事件有多邪恶，这部作品对他而言都只是一个开玩笑的娱乐片；鲍威尔从来没这么说过他的《偷窥狂》，而希区柯克也从来没有否认过《眩晕》的严肃性。
它们都是极度浪漫主义的作品，都以爱情与死亡的纠缠爆发为剧终，这让那个活下来的人（安娜·马西[Anna Massey]、詹姆斯·斯图尔特）以及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观众身心俱焚、无所依靠。随着岁月流逝，评论界对这两部电影的评价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虽然相同的事情也发生在《精神病患者》上，但其戏剧性仍然不及《眩晕》和《偷窥狂》；想当年，它们都是被人嘲笑或指责的失败之作，但现在，它们无论是在学术界的电影研究中，还是在批评性的文字中，都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它们拍摄于一个电影工业和电影文化都在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它们走在时代的前列，而属于它们的时代也终于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