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两个老大帝国的大门，一个是被誉为“西亚病夫”的奥斯曼土耳其，另一个是大清帝国，被誉为“东亚病夫”。
同大清帝国一样，奥斯曼土耳其精英们也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君主立宪和洋务运动：修铁路、建工厂、开国会，好不热闹，但还是和大清帝国一样，由于奥斯曼苏丹皇帝、世袭贵族势力强大，由于“旧伊斯兰”宗教思想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格格不入，奥斯曼土耳其的洋务运动成效寥寥，只是一个“裱糊了一些西式工厂和军队”的封建落后帝国。
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奥斯曼站队德国，它的裱糊本质，显露无疑：在与沙俄军队的交锋中，一触即溃，败仗连连，到1918-1919年，奥斯曼帝国已是四面楚歌，被英国、法国、希腊等协约战胜国包围，面临被再次瓜分的危险（在英法半殖民奥斯曼的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已经被瓜分多次）。
着个时候，土耳其的“孙中山”，奥斯曼传奇将领凯末尔神奇般的崛起，在奥斯曼封建势力被英法列强消弱殆尽的绝佳时机，推翻了奥斯曼土耳其君主专制和封建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执政的现代土耳其政府。
同时，凯末尔天降神勇，通过一系列猛如虎的战争，基本上打胜了英法、希腊进一步蚕食土耳其的战争，保住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
但是，为了得到英法等西方列强的国际承认，也为了战后能够从欧洲引进工业技术，凯末尔对英法等西方列强做出了巨大的退让，牺牲了土耳其的领土、关税主权，并以《洛桑合约》的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
《洛桑合约》规定：英法等协约国与土耳其恢复和平，平等交往，但土耳其需要承认前政权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巨额外债，约85亿金里拉（金里拉，土耳其金币），并以关税主权作为抵押，继续偿还；同时，土耳其放弃已经被英法列强占领的埃及、突尼斯、摩洛哥、利比亚等原奥斯曼领土。
《洛桑合约》的签订，优点是让现代土耳其以一个资产阶级现代民主国家的面目，为西方列强所承认，并带来了长久的国内和平；缺点是让土耳其背负了巨额外债且长期关税不能自主，这给此后土耳其的工业化留下了一个致命顽疾，成为土耳其工业化功败垂成的关键因素，这点我们会在后边详细论述。
但无论如何，土耳其获得了新生，资产阶级和知识精英们意气风发，准备大干一场，一吐长期被“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座大山压制的鸟气，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改革，以追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工业化步伐，并希望最终赶超西方，实现伟大的土耳其民族复兴。
凯末尔和其资产阶级政府，进行了类似“三民主义”的现代化改革。
民主主义：驱逐奥斯曼皇帝，废除苏丹皇帝制度，并捣毁根深蒂固的哈里发政教合一制度，对伊斯兰进行世俗化改革，将宗教学校、宗教法庭、宗教行政院连根拔除，剥离宗教对司法、行政、教育的染指。
民族主义：不提倡大奥斯曼主义，大突厥主义，提倡现代土耳其民族，土耳其境内的各民族一律平等。
民生主义：把奥斯曼封建贵族土地、伊斯兰寺庙土地、以及打算赎买地主的田亩，分配＆卖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
在民主主义，特别是宗教世俗化改革方面，凯末尔及其资本阶级政府做的相当不错，在1950年之前，有效的压制了宗教对教育、司法、行政的干预，并做到了干净利落的移风易俗：当时，凯末尔穿着西服在土耳其各地演讲，得到了广泛的推崇和模仿，女性不再戴面纱和头巾，成为城市社会的广泛共识。但在广大的农村，由于政府糟糕的控制力，依然保留着浓厚的封建＆宗教残余，城市移风易俗好不热闹，在农村依然是波澜不惊。
在民生主义，特别是最重要的土地改革方面，凯末尔及其资本阶级政府无所作为，进展寥寥：赎买大地主土地的计划，因为大国民议会（土耳其立法机构）中广泛的地主议员在，而被否决；把国有土地（原奥斯曼贵族和寺庙土地）分配给农民的计划，也如切香肠似的，磨磨唧唧，进行到1980年代，还在分配，实际上成了执政党收买农民的手段，每当要选举时，就分配一点点，邀买人心。
更糟糕的是，凯末尔及其组建的执政党-共和人民党，为了拉拢大地主，在1925年废除什一税（按照农民收成的10%征收），改为商品交易税（按照农产品交易额的0.6%征收），这一下子让土耳其政府税收*了29%，实事求是的说：奥斯曼封建政府的农业税非常沉重，土耳其政府降低农业税理所应当，但不切实际的把农业税降到近乎为0，这对于当时是一个完全农业国来说的土耳其来说，决策水平显然不高，同样给此后的土耳其工业化，带来了严重隐患。
在经过10年（1920-1929）大规模偿还外债和关税恢复自主后，凯末尔及其共和人民党政府姗姗来迟，开始了第一个五年工业计划。见识过西方坚船利炮和发达工业的凯末尔，非常希望土用‘苏联式’或‘德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对土耳其的工业、经济，进行规划发展。
但凯末尔和共和人民党首先就面临着第一个大问题：工业化发展的资金从哪儿来？农业税已经基本取消，工业规模还非常弱小，政府的税收从哪儿来？没有大规模的税基规模保证，土耳其的工业化发展资金又从何而来？
更关键的是，虽然凯末尔的共和人民党本身是一个偏左翼的资本阶级政党，但底色毕竟是资产阶级，所以并不希望土耳其政府直接干预经济，与私营企业争利，相当多的共和人民党议员和执政官员抵触“国家资本主义”。
因此，1933-1937年，土耳其进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雷声大，雨点小，直接略去了建设重化工业的梦想，变成以“进口替代”战略为核心思想的工业建设计划，即：进口外国工业设备和原料，生产土耳其人民需要的消费品，并逐渐把外国消费品挤出土耳其市场。也就是说，重点发展消费品轻工业，特别是棉纺、造纸、玻璃、陶瓷等土耳其已有部分手工业基础的。
这时候问题来了，五年计划的资金从哪儿来？只能是向外国借款和向内超发货币，根据《土耳其现代史》的数据：土耳其第一个五年工作计划一共投入1亿里拉纸币，英法和苏联等外国借款占56%，土耳其政府筹集44%，而这44%的资金，大部分通过债券、超发货币等筹集而来。
而民间投资呢？由于土耳其私营企业，普遍存在这资金小，经验少的特点，根本不敢投工业，大部分去搞了商业、房地产和高利贷，只有极少数大资产阶级，真正去兴办工业。
同时，土耳其这种没有规模税基，工业化资金又严重依赖外国借款和金融工具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土耳其滋生了一种此后挥之不去的先天恶疾：在五年计划，大规模投资的后期，高额外债 出口逆差，必然引发本国货币疯狂贬值（输入性通货膨胀）；而本国政府利用超发货币 金融杠杆工具大肆放水，引发内生性膨胀；
这两种膨胀，又因为土耳其城市和农村事实的经济循环脱节（农村较为自给自足，通货膨胀时，农村不用纸币交易；土耳其本国工厂的消费品，需要与外国消费品竞争，才能卖给农民，通货膨胀时，想要加价卖给农民，不好使），不能够等比例转嫁一部分到农村，导致所有的通货膨胀，大部分在城市发酵，领取固定工资的工人、中下层官吏、教育系统的知识分子以及小业主，被物价飞涨折磨的痛不欲生，最后只能走上街头游行，引发暴力行动和社会不稳，之后军队出场戒严，恢复社会稳定。
这种先天恶疾，几乎在此后的土耳其10年发作一次，我们在下面的章节中，会详述。而这种国内工农业之间无法形成内循环，又极度依靠外国借款和超发货币的工业化，我把它叫做轮椅式工业化。
那么，这种轮椅式工业化，效果如何呢？1930-1940之间的11年内，工业产值占GDP的比例，从9.3%只上升到13.5%，不能说成绩没有，但这个速度也算比较蜗牛了。比较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国防需要，土耳其在一五期间修建了大连铁路和赎回了部分外国资本控制的土耳其战略工业（如银行、矿产、航运等）。
但土耳其将要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凯末尔突然离世和二战的爆发，停滞了土耳其经济发展的进程，由于地缘政治非常重要（地处亚欧大陆交界处，位于德国势力和苏联势力的缓冲区），土耳其艰难的在德国和英苏之间中立骑墙，到1945年德国败局已现，才加入同盟国，向德国宣战。
战后，土耳其又倒向英美，加入北约，从黑海方向，钳制苏联南下控制中东和北非区域。同时，为了适应倒向英美集团的意识形态需要，凯末尔创立的共和人民党结束长达30年的一党专政，模仿英美，施行多党选举制。
当然对于土耳其的投诚，英美报之以琼瑶：美国军方向土耳其军事援助1亿美元，美国进出口银行向土耳其贷款5亿美元，美国政府又以马歇尔计划的理由，向土耳其提供3亿美元农业援助，以恢复战后经济。
土耳其本应拿着这些宝贵的资金，进行工业化建设，毕竟和美国大量无偿援助日本、韩国不同，土耳其的美元绝大部分都是要归还的。
可惜的是，1950年，代表买办、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的民主党上台执政，凯末尔创建的共和人民党，由于执政30年积累的民怨和对农村的忽视，被赶下台。
以杰拉勒·拜亚尔为首的民主党，偏好英美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极端反感国家干预经济，因此土耳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胎死腹中，同时为了践行自由资本主义理念，也为了回报支持自己的买办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利益，民主党政府还在执政前期开放欧美消费品倾销土耳其市场，以及金融自由，这造成土耳其国内企业疯狂借贷美元外债，国内经济泡沫化严重。
更糟糕的是，民主党为了在选举中击败共和人民党，复辟了土耳其的宗教，允许在中小学开设宗教课程，允许宗教从事行政活动，以拉拢宗教氛围浓厚的农村选票。同时痛打落水狗，不择手段的处置共和人民党的代表人物和党产。
在1950-1960，民主党执政的10年里，土耳其工业、服务业，都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而农业，实事求是的讲：由于马歇尔3亿美元的专项农业贷款，进行了一定的公路、水利建设和种子推广，但增长率算不上很高。
《剑桥土耳其经济史》评价民主党执政的10年，经济建设成就寥寥：GDP年均增长率只有3.4%；对基础设施的忽视令人发指，每年平均只修建22.4公里的铁路；工业产值占GDP的比例，由14.7%，缓慢上升到17.4%。
到了1950年代末期，由于土耳其前期借贷的大量美元需要偿还，但土耳其出口创汇能力很差（工业品竞争能力差，出口的8成是农产品，剩下的是矿藏），1958年土耳其外汇枯竭，里拉仅在1958年4月的30天内就贬值32%，引发国内疯狂的通货膨胀。
第十经济观察室根据土耳其的年鉴数据统计：1955-1959年，土耳其人民的收入只增长了1.1倍，物价却涨了1.87倍，等于实际收入降低了41%。
无法忍受的通货膨胀在奇高的贫富差距下，终于引发了社会积怨，工人、知识分子、中下层官僚、极端宗教人士开始频繁上街游行，街头流血事件不断，社会已经失控。
1960年，土耳其军队发动政变，武装司令古尔塞勒率领军队，逮捕了总统杰拉勒·拜亚尔、总理曼德列斯、大部分内阁成员、议会民主党党员。以惩罚他们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同时宣布土耳其各大城市进行军管戒严，恢复社会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