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式座架香炉 福建德化 清康熙
乾隆命人装饰其位于北京西北的夏宫——圆明园，装饰圆明园的画幅出自神甫郎世宁与王致诚之手。郎世宁颇具绘画才能，留居中国为宫廷效力近五十年，直到去世为止。统治者们对艺术及对西方科学、绘画与建筑的热爱，以及对传统伦理教化的重视，影响了当时中国陶瓷艺术题材和内容的选择，也影响了其装饰手法与风格的形成。尤其是从康熙到乾隆时期的督窑官，不仅是行政官员，同时也是技术官员，如康熙时期的江西巡抚郎廷极，在景德镇督造瓷器。据说朗氏对陶瓷史研究颇深且酷爱古器。
可以说，这三位清朝帝王对瓷器的热爱在中国陶瓷史上都具有真真切切的记载，“清三代”的御用瓷器，必须经过督窑官的精心挑选，如有瑕疵立即销毁，不惜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制作精品，所以但凡留存下来的精品瓷器都具备较高的升值潜力，市场价格也是十分惊人。
从浑厚到轻薄造型的演变
青花锦纹双耳盖豆 清代乾隆年间瓷器
从传世的官、民窑器物中可以看出，康熙瓷器大部分都烧制得很精致，而且造型多样，品种丰富。除官窑器外，民窑日用也相当可观，青花和五彩器广泛流传。官窑和民谣互相促进，技术迅猛提高，品种不断创新。康熙时期尽管胎土精细，瓷胎坚密，但在明末器形敦厚的影响下，早期的胎体，仍未能摆脱胎体厚重的特征。到中晚期，胎体彩逐渐变薄，但又有别于雍正时期的轻薄隽秀。此时瓷器造型之众，规格品种之多，难以计数，与明代宣德、嘉靖、万历三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谓开清一代造型的先河。琢器中的大件，如樽、鱼缸等，式样之多，尺寸之大，制作之规范，更胜于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常见的青花、五彩、粉彩、珐琅彩、郎窑红釉等，均烧制出许多新颖器型，并多有模仿同期的型制。顺治以来出现的新型将军罐、香炉、笔筒等此时更为普遍。值得一提的是，在清代对外和文化交流史中占重要地位的康熙外销瓷，造型新颖，千姿百态，至今仍广见于西欧各国。
雀绿釉荷叶式洗瓷器 清朝康熙年间
雍正时期瓷器的造型，一改康熙时期浑厚古拙之风，代之以轻巧俊秀、工艺妩媚之貌。器型之美，可与明永乐、明成化瓷器相提并论，各部分之间比例协调，恰到好处。外形上素有“线条美”之誉。造型品类中，除大量的创新之作外，还有诸多的仿古款式，其中以仿宋名窑器尤为突出。这些秀美端庄的器型，出神入化，高雅之至。此时的瓷期造型之美，数量之巨，式样之多，达到空前的境地，并为乾隆瓷的造型工艺奠定了基础，也大大提高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审美观和欣赏水平。
乾隆时期，是清代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此时景德镇荟萃了一代能工巧匠，在总结和发扬康熙、雍正瓷器艺术的基础上，把清代制瓷业推向了一个创造性的阶段，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历史的顶峰，比如，造型精美，色彩缤纷，华丽多姿，特殊的品种亦为一代之奇，尤为突出的是，工艺技巧，鬼斧神工，让人叹为观止。之后，外国列强入侵，封建社会逐渐衰败，清代后期制瓷业也急剧下降，为此，乾隆时期也是清代制瓷业由胜极而衰的转折点。
纹饰丰富乾隆期更显富贵奢华康熙瓷器的装饰有绘、印、刻、堆贴、镂雕、瓷塑等工艺。青花和五彩的绘画，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清代康熙年间景德镇官窑瓷器款识——大清康熙年制
康熙中期的瓷器绘画，深受明末清初画家董其昌、陈洪绶、刘泮源及四王等人的影响，构图舒展，意境深远；同时，由于青花呈色完美及新创材料的丰富，使得瓷画臻于完善的境界，中晚期出现的粉彩、珐琅彩装饰更为繁多的图案增色不少。康熙三十年之后，由于康熙皇帝广开科举，弘扬汉文化，瓷器上开始大量地书写诗文辞赋。
康熙晚期瓷器的绘画，承上启下，大多数器物绘工细腻，用笔精细，人物景致的布局缩小，引导出一种雍正一朝绘画的风貌；有些官窑款字的写法及体式，也和雍正时期有相似之处。康熙晚期，仿明代成化青花及彩器较为成功；仿品色调浅淡，施彩色美与成化瓷一样，但绘画的笔路却显呆滞，有形无神是其一大弱点。落款“木石居”、“卉庵”、“鼎臣”、“片石”的，纹饰都极精彩。青花及彩器纹饰，以龙凤纹为主，并沿袭至清末；其次为羽毛花卉、人物故事、山水楼阁、飞禽走兽等。民窑的瓷画，尤其是某些署图记或斋轩堂款的器物，不循蹈官窑成规限制，笔触酣畅，画意生动，具有典型的时代特色。为适应国外市场的需要，康熙时的外销瓷，重视造型艺术和材料精选，画工艺术造诣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