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协定》体现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不再是跟随者，已经是积极的参与者和引领者。”CCUS中心秘书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气候投融资专委会常委梁希在接受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采访时说道。二十大报告中发出“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声音，十年间，我国开展哪些“气候外交”来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国企业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上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梁希认为中国过去十年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地方政府积极响应这项工作。
新京报贝壳财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积极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取得了哪些进展和成效？
梁希：一方面是产业界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中国的新能源车、光伏、风电、 储能等一些产业已经在世界领先，甚至是主导地位。还有一些新的产业，比如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发展也非常快。气候变化相关产业也取得非常瞩目的成绩，不光是我国的双碳工作有帮助，也对全球以更低成本实现碳减排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在政策环境上，中国做了大量努力，从2013年，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深圳、福建8省市陆续启动碳排放权交易地方试点，经过这些碳市场地方试点经验的总结，最终在去年启动了电力行业的全国碳市场，也为未来实现碳减排提供一个很好的政策环境。碳市场也会有碳核算、碳核查等相关的一些软基础设施。除了碳市场外，两年前国家也启动了气候投融资工作，为未来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向气候变化领域和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这项工作也是我们国家自主创新的一项工作。
国家在积极地推动人才培养工作，除教育部鼓励高校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相关的学科建设，科技部也鼓励高校进行双碳的研究，制定综合的技术路线图，生态环境部也在联合人社部加快新的职业培养规划、碳技术工程人员和碳排放管理。这些工作都为未来双碳工作稳步实施提供了一个非常积极的基础。
新京报贝壳财经：你认为“双碳”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高校在相关人才培养方面应如何发力？
梁希：“双碳”目标涉及面很广，能源、工业、农业、交通、建筑等几乎所有行业的转型都有涉及，所以双碳领域需要复合型人才。很多基础应用的学科，都需要开“双碳”相关的专业，后期双碳相关的学科需求会越来越强。
近两年，我国提出“双碳”目标后，整个双碳领域在人才方面出现很大的缺口。目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开始设置相关的学科。国内一些高校很早就先行先试，上海交通大学在六年前与英国爱丁堡大学设立中英低碳学院，并开展学科教育和职业教育；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在五年前开设了碳金融的选修课，最近两年改名为气候投融资。
我们要注意加强人才培养，以满足社会和企业的需求。对于学生来讲，有合适的工作岗位和需求能激发学习热情。现在涉及双碳相关的工作岗位，和其他的领域相比增长较快，这对本科生在职业选择方面会有帮助。但本科生学的大多是基础学科，比如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化工等学科，后期都有条件可转到双碳相关的专业，可能未来在学科建设时，在大四可以开设“双碳”相关的选修课，让学生能够提前接触到相关知识。
新京报贝壳财经：企业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力军，十年间，我国企业对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有什么改变？
梁希：2020年，“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之前已经有不少的头部企业都在碳减排进行了尝试，如今，更多的央企、国企都去积极地响应，并开展了多项行动。
同时，也有一些民营企业，比如说像腾讯集团，在2021年初就提出了将不晚于2030年，实现自身运营及供应链的全面碳中和；并投入巨额资金来开展“双碳”的工作。还有许多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的过程中，已经在探索实践“零碳工厂”。这些都显示了企业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但真正的大范围形成共识可能还需要等未来碳市场定价上行。
气候变化工作有政策性的协同，但如果商界能够形成一个各国高度相互依赖的产业链，那么会对全球的气候治理乃至全球的经济政治稳定有非常大的帮助。同时，企业在开展这方面工作上也需要有长期的战略定力。我想未来，我国企业参与国际气候治理上会发挥一个更重要的激励角色。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赵方园
编辑 曲筱艺 宋钰婷
校对 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