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戴海斌
一
周作人（1885-1967）生前检讨个性，自认为“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有脱去”，而颇重视地域民性默化潜移之用，“我们一族住在绍兴只有十四世……这四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这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清朝的章实斋、李越缦即是这派的代表，他们都有一种喜骂人的脾气”（《雨天的书》自序二）。此处举作“浙东性”代表的章、李二位未必认可自己为“法家”，不过一则“眼高一世，目无余子”，一则“性狷介，又口多雌黄”，他们持论苛刻、惯于骂人的习气，确也合乎“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
周作人（1885-1967）
李慈铭（1830-1894）与章学诚都是绍兴会稽人，同府同县，他很早读过乡先生著作的抄本，却无多少佩服。同治十三年（1874），谭献（1832-1901）主持浙江书局，补刻印行《章氏遗书》，也赠予李氏一部。《越缦堂日记》中有关的“实斋识有余而学不足”讥议，多为人知（详拙文《读〈张舜徽壮议轩日记〉札记之二|章学诚何以“弘识孤怀救末流之弊”？》），同一日记尚有另一评论：
大抵浙儒之学，江以东识力高而好自用，往往别立门庭，其失也妄。江以西涂辙正而喜因人，往往掇拾细琐，其失也陋。（并参《越缦堂读*》“实斋杂著”条）
章学诚于乾嘉朴学大盛之日，未甘比附风会，发明“浙东学术”一说，为其特识。李慈铭此处总结“浙儒之学”取径，归章氏入“浙东”，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正将前者讥评他人“村陋无闻，傲狠自是”（《文史通义》内篇三，《朱陆》）这八个字掷了回去，旨在批驳其人之“妄”。虽然同一地所产之人，他显然并不以乡前辈为然，也不欲以地域自限。后来钱锺书为《复堂日记》作序，比论李慈铭和谭献评骘实斋的相异之处，不仅直言李氏“矜心好诋，妄人俗学，横被先贤”，也注意到“李承浙西乡先生之绪，嬗崇郑许”，“以章氏乡后生，而好言证史之学，鄙夷实斋，谓同宋明腐儒师心自用”。此处“先贤”，指同出“浙东”的章学诚，“浙西乡先生”，即谭献。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张舜徽多次读过《越缦堂日记》。二十岁左右，全书五十一册（起咸丰癸亥[1846]，讫光绪戊子[1888]）便已“粗涉一过”；1944年3月26日-4月1日，居宁乡陶家湾北平民国学院，阅毕《补编》十三册（起咸丰四年甲寅[1854]，讫同治二年癸亥[1863]）；1947年1月3-6日重读之，“因感于近人推崇李氏无所不至，恐未足以副其实，故思于此五十一册之书再寻温之”。他说“李氏幼习诗词，性喜讥弹，观日记中评骘人物，语多轻率”（《张舜徽壮议轩日记》，440页）。李慈铭诋章学诚“读书卤莽”，张舜徽曲为辩护，而谓“不悟学诚精处，全在识解夐绝时流”，那么，对于同出浙产的“荀学斋主人”作何观感呢？
二
李慈铭本人撰有《国朝儒林经籍小志》一类有关清学成绩的总结叙述，站在“汉学”立场，将乾隆朝开修四库全书作为一个振兴的转折点，日记中极力表彰清儒，“诸君子抱残守阙，龂龂缣素，不为利疚，不为势绌，是真先圣之功臣，晚世之志士”（同治二年正月廿四日记）。张舜徽视此为“不情之言”，并且反唇相稽，直谓乾隆开四库馆，戴震以校书入翰林，史林荣之，乃群趋于贪繁务博，以辑佚考订为事，所谓“汉学”实始于斯，此为“干禄弋名”；乾嘉学术极盛时，隘陋自蔽，流毒至今，汉宋门户终不能除，古今文之争终不能息，此为“操戈树帜”。
李慈铭承乾嘉汉学之余绪，博治经、史。咸丰十一年（1861）告友人书有曰：“近惟日治经史，遍考近儒撰述。盖考证之学，国朝为最，国朝尤以乾嘉之间为最盛。能读其书者，庶于经史无误文别字，缪辞枝说。士生其后，可谓千载一时之幸。”（见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九日记，其“遍考近儒撰述”，或与次年着手撰写、至同治三、四年间成书的《国朝儒林经籍小志》有关。）张舜徽读书至此，有感于乾嘉风气束缚士林，近世流变，每下愈况，忿然而言：
夫为学奉乾嘉大儒为师法，可也，谨守其书不敢踰尺寸，不可也。使徒奉新疏数部，览不及数卷，辄欲谈经说字，有如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潢潦，其不可恃甚明。吾平生所识学人不为少，每察其架上图书，无不庋置清人经疏札记，号称博雅。尝谓清儒之病在于佞汉，近人之病又在于佞清。今观莼客所记，则知士林斯病自道咸以来然矣。百年痼疾，其谁起之！
此段议论可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论时代思潮”一节参观，虽然两人对于“汉学”的评价并非一致，但思潮流转例分数期，不外生、住、异、灭，学风变迁，多循斯轨。张舜徽论清儒学术，“别为三期”，1942年10月5日记：
自开国迄于乾隆之初，大儒四起，同以致用为归，气象博大，此一期也。自四库馆开，学者竞以考订校雠为事，学尚专精，门庭渐褊，此又一期。自道光迄于末造，涂规分离，互相倚摭，破碎已甚，效用益微，此晚期也。
以其眼光衡之，官修《四库全书》实为清代学术一大转捩点。此前诸儒治学“气象博大”，亦未标榜“汉学”之名，与后来专门名家者异趣。他引章学诚《丙辰札记》，指出自四库馆开，学问之途一变，“乃出一种贪多务博而胸无伦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明知其载非伦类，辄以有益后人考订为辞，真孽海也”。汉学流弊所至，固非始事者能及料，然而李慈铭以近代之人“确守乾嘉诸老家法” （《清儒学案》卷一八五《越缦学案》），罹“佞清”之病而不知，实在大不合时宜。
徐世昌主纂《清儒学案》
李慈铭论国朝“说经之学”，以“桐城姚郎中鼐”“著书满家而无当古义”，“大兴翁学士方纲”“虽名古学，出入无主”，皆在“所屏”之列（《国朝儒林经籍小志序》）。《越缦堂日记》除攻击章学诚而外，词连姚鼐、翁方纲，诋为“愚而无用”“往往谬妄”(见《越缦堂读*》“惜抱轩文集”“惜抱轩尺牍”“复初斋文集”诸条)。张舜徽盛推姚、翁二氏并章学诚为“乾嘉三通儒”，前说正中其大忌。1944年3月30日记：
（李慈铭）日记中诋斥姚姬传、翁覃溪过甚，至目为不学妄人，而不知两家救弊之言深切明要，在乾隆学术极盛时实足为中流之砥柱，不随风气转移，且能持正论以转移风气，非豪杰之士不逮此。惜莼客未能窥两家深处，又从而鄙夷之，宜其学不能大也。
《清人笔记条辨》“越缦堂日记”条亦谓“李氏于乾嘉诸儒，诋斥翁覃溪、姚姬传、章实斋为最厉”，“此皆评贬太过，不足以服三家也”，进而辩护：“乾嘉士子自髫龄迄于皓首，大率竭精力、困智虑，疲老于补苴襞绩之役，其积痼可知矣。此三家之言，实消积之良药。其补偏救弊之盛心，何可没也？”
李慈铭的人物月旦评，“论涉并世儒林，轻蔑湘贤至力”，“目王湘绮（闿运）为江湖唇吻之士，又谓何子贞（绍基）久享时名，实无真诣，较王子寿为劣，及读郭筠仙（嵩焘）《礼记质疑》，则总论之曰：“盖湖南人总不知学问也。”此句重话，最触到湘人痛处。为回护乡曲，张舜徽不吝直斥“此等轻妄之言，适足见其矜倨自高之气”，复加曲释：“盖李氏一生好轻诋人，吹毛所瘢，睥睨当世，加以年逾五十，而犹困于场屋（李氏于光绪六年始成进士，时年已五十二）。以愤懑发为言谈，无往而非讥斥矣。”（《清人笔记条辨》，342页）此说迹近人身攻击，殊无学理可言，未免已有“诛心”之嫌。最后，仍须说明湖南人“真学问”究竟何在——
考其平生持论，大抵依附乾嘉诸儒，不敢越尺寸，而不知湖湘先正之学，本与江浙异趣，大率以义理植其体，以经济明其用，使以李氏厕诸其间，只合为吟诗品古伎俩耳。孰轻孰重，不待智者而自知。乃自困于寻行数墨之役，而不见天地之大，遂谓湖南人不知学问，其偏狭亦已甚矣。
此处发明“湖湘先正之学”，确见其大，不过，品衡李慈铭的学问仅有“吟诗品古伎俩”，未必合乎事实，更有意思的是，张舜徽端视李氏为乾嘉汉学余绪，似完全忽视了（或也可说接纳了）其人尚有表彰“宋儒”、推崇“义理”的另一面。这就仿佛李慈铭责难章学诚，全在“考证粗疏”“读书卤莽”处着眼，而对后者《易教》《经解》《原道》《原学》诸篇以及“官师治教合一”之说，乃至批判汪中、袁枚的那一些“卫道”观点，不置一词。
我们很容易想到鲁迅对《越缦堂日记》的批评，其第一条便是“钞上谕”，这是“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 （《三闲集·怎么写（夜记之一）》，1927年）。确实，读李慈铭的东西，不免嗅到一股“道学”气味。民初学人为作“学案”，已指出“博极群书，勤于考订，兼尊宋学，谓可以治心” （《清儒学案》卷一八五《越缦学案》）。他的平常言论多肯定宋儒卫道治心的“发明义理之功”，屡谓“汉儒守经之功大，宋儒守道之功大”，“欲学汉儒之治经，当先学宋儒之治心，一生不敢菲薄宋儒，良以此也”（参看卢敦基：《汉学，宋学，抑或汉宋兼采？——试论李慈铭所属的学术营垒》）惟就“学术”一层而言，谓“兼遵宋学”则可，谓“汉宋兼采”稍过，李慈铭于两者去取之间终有分际，他说“晚世说经，总以有家法者为贵……后世有述者，或汉或宋，皆所不祧，而与其为宋，不若为汉”（《越缦堂读*》“易守”条）。
三
张舜徽看待李慈铭，一面窄化其学问范围，铆定在“汉学”门墙内，一面拷问其学问程度，疑其“佞清”近似叶公好龙，无疑有如釜底抽薪。日记一则曰：
莼客持论虽张汉学，亦但追慕时尚，而非真有得于己。究其受病之由，乃以渠所致力者，终身寄在乾嘉诸儒篱下讨生活，而不能岸然自拔耳。
再则曰：
李莼客于经学、小学所造甚浅，而极力表扬汉学。
按李慈铭早年乡居，“喜为歌诗、骈文”，三十五岁时自撰卧室春联：“余事只修文苑传，闲身且置户曹郎。”咸丰九年（1859），入都门后，“反而为考订章句之学”，及至晚年，经史研究渐有规模，世人亦以考据家目之，光绪十五年（1889）作《六十一岁小像自赞》，有曰：“是儒林邪？文苑邪？听后世之我同。独行邪？隐佚邪？止足邪？是三者吾能信之于我躬。”文中“儒林邪？文苑邪？”之反问，实则自问自答，因为他自负“所学于史为稍通，所得意莫如诗”（《白华绛跗阁诗初集自序》，《越缦堂文集》卷二），足以儒林、文苑两兼。
对于上述认知，作为后世读者的张舜徽并不谓然。1944年3月29日记：“李莼客自道所学，谓生平所不忍自弃者有二：一则幼喜观史，一则性不喜说部。（咸丰六年四月十五日记）乌呼！此自文之辞也。”李欲兼长并美，张则抑此扬彼：
余观其平日涉览，全在宋元明人说部书，经史俱非所长，于经学尤荒芜。至于究心乙部，亦特常窥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三家札记，以资口给，而未见有读史日程也。彼虽自云欲取说部以考订正史，撰为《史剩》，又尝欲续邵南江（晋涵）之志，从事南宋九朝以成一书，皆徒托空言，非彼所能任也。
其实，李慈铭本人也承认，早年问学，耽于辞章，尚未得窥经史堂奥。同治二年（1863）致友人书有云：
弟之于学，少无所师。阙帻早孤，又生稍晚，吴越间经师已皆奄化，时时拥比设帐者，盖多不读注疏，梼昧之质，遂无自启。十五六后，喜为歌诗、骈文，昼夜殚精，以为至业。既渐渐得名，益复爱好，迨得读《学海堂经解》，始知经义中有宏深美奥、探索不穷如此者，遂稍稍读甲部书。自汉及明，粗得厓略，而年亦既二十四五矣。（《复桂浩亭书》，《越缦堂文集》卷四）
张舜徽指出“此虽追述年少读书时事，然其一生趋向，不能越斯范围也。故自少至老，仍是文苑中人”（《张舜徽壮议轩日记》，739页）。汪辟疆（1887-1967）也认为其学问所长在彼而不在此，“越缦喜谈经学，实非所长，一生学术，乃在乙部，披阅诸史，丹黄满帙，其博闻强记为时流所叹服，诗文尤负重名”（《近代诗人小传稿·李慈铭》）。当代学者颇重视李氏之“诗学”，复加以系统整理，而认定：“李越缦一生学术荟萃于《日记》，其学贯通四部，大抵以能守传统学术之正宗为其根本性质。四部之中，略以史部为较长，而其心得之有系统者，则断然当在集部之学。”（《越缦堂日记说诗全编·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