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意间，马会发现在北京建立会所，有比满足会员现实需要更加深远的意义：为北京带来一种更加完整，更加成熟的会所文化。
对于北京的会所文化，富华集团总裁赵勇有相同的感受，他说:“1992年，我们建立长安俱乐部的时候，很多人并不看好它，就是因为人们对于俱乐部、会所缺乏了解。”
当年，即使是成功人士，对会所也充满新鲜感。赵勇回忆说：“当时的娱乐设施仅仅限于歌舞厅、咖啡厅之类，而且经营时间也受限制，基本晚上10点就已全部关门。前来北京投资的外商，晚上基本没有地方去，只能在饭店里待着。”
长安俱乐部建成之后，受到成功人士的普遍欢迎。在上世纪90年代的北京，继长安俱乐部之后，京城俱乐部、北美俱乐部、中国会等俱乐部逐一亮相。
“当时人们的选择有限，而且对于俱乐部的要求也不像现在这么高，基本是开一个，火一个”，赵勇说。
这些俱乐部的定位相对比较单一，即为商业交往提供一个平台。会员加入会所“主要是为了交一些朋友”，甚至有人以所签合同的多少来衡量俱乐部的高下。
对于会员而言，这些俱乐部还是和工作走得太近，缺乏精神上的归属感。搜狐的CEO张朝阳曾经是某高级俱乐部的会员，但是提及此事，他说：“其实，当时也是因为公司离俱乐部比较近，才去活动过几次。”俱乐部的生活，让张朝阳很失望，基本还是生意上的事，完全体会不到放松的感觉。
由于工作需要，信中利投资公司总裁汪潮涌曾经同时是北京几家知名会所的会员，但是他说：“除了有商务交往的需要，和朋友一起吃饭或者参加活动，一个人不愿意去。”
“招募的过程并不是很严格，会员的准入制度没有太大的意义，加入会所的人也未必全部是精英。”汪潮涌说。
在汪潮涌看来，中国内地的会所并不像欧美国家或者香港那样，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会员的身份还不能成为一种强烈的符号。
马会的第四家会所
1995年，陈锦程开始在北京工作，他对于当时的北京印象还很深刻，“走在路上的人们，很少穿着昂贵国际品牌的服装”。
“但是现在呢，一身衣服的确很昂贵却不愿意被人看出来，而更在乎自己舒服。”陈锦程比较说。
总结新一代的富裕阶层，赵勇如是说：“他们更加年轻，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海外生活经验，他们更注重对品质的追求，强调和国际接轨。”
“如今的会所，已经不能按照自己的硬件设施为会员提供服务了，而是应该根据会员的需求不断地调整”，赵勇说。
早年，保龄球是长安俱乐部中非常受欢迎的项目，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保龄球的经营越来越困难，一天的收入少得可怜。根据会员的需求的变化，长安俱乐部将保龄球馆改为时下广受欢迎的SPA美容中心。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赵勇感慨：“如今的俱乐部面临着比以往更加激烈的竞争，只有具备特色和品牌的俱乐部才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