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胡昕一手拿着画笔，一手拿着颜料，在完善屏风中的细节。新京报记者 戚厚磊 摄
“金漆镶嵌的传承至少断了2-3代。”胡昕今年已经65岁了，按照她的理解，在她后面应该有五十多岁、四十多岁的传承人。但现在，在她下面只有一批二三十岁的传承人，而她还在带学徒。
胡昕的听力下降了，做工时还需要戴上眼镜，眼镜腿用黑色的线连在一起，挂在脖子上。
身材瘦小的她，不能像旁边的学徒一样坐着画，只能站着，弯腰伏在案上，一手拿着画笔，一手拿着颜料，描绘山水。
胡昕在本世纪初便已经退休了。2010年，北京金漆镶嵌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大师工作室，她又被返聘回来，这一干就是十多年。
北京市一级工艺美术大师、北京金漆镶嵌有限责任公司已故董事长柏德元生前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后继乏人是他最大的担忧。据他回忆，当时厂里很多技艺精湛的师傅已经步入暮年，年轻人却寥寥无几。厂里只能采取退休返聘的办法，让身怀绝技的老师傅退休以后继续留在岗位上，传承技艺，培养年轻人。
据新京报记者了解，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陆续恢复了多家“燕京八绝”作坊，后来归并成为北京金漆镶嵌厂、北京珐琅厂等工艺品厂。胡昕记得，那时候做屏风、桌子，也做电视柜，主要是出口“赚外汇”，厂里最多的时候有两千多名职工。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外贸环境发生变化，订单骤减。当时柏德元刚刚出任北京金漆镶嵌厂厂长，他此前接受采访时回忆，当时工厂的全部资产只有5300万元，而负债高达4700万元。全厂800多名员工，连续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企业陷入严重困境，濒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手工艺人大量流失。
1997年，北京金漆镶嵌厂决定，以明清古典实木家具为突破口，开发出既有现代气息又有古典风韵的系列产品。次年，北京金漆镶嵌厂终于从生死边缘爬了回来。柏德元说，也是从那时开始，他深刻认识到，除了要让企业良性发展下去，更重要的是要让金漆镶嵌这门技艺传承下去，“不能让漆艺文化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失传。”
后来，北京金漆镶嵌厂又改制为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
燕京八绝博物馆主展厅内，摆放有景泰蓝、金漆镶嵌、雕漆等精美的非遗工艺品。新京报记者 戚厚磊 摄
上个世纪，同样以出口外贸为主的雕漆行业，则走上了另外一条发展道路。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雕漆技艺传承人李志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2003年，北京雕漆工厂*，传承人流失。目前，雕漆多以大师工作室的形式存在。“现在北京直接从事雕漆工艺的，人数超过10人的工作室仅5家左右。”据他估算，目前雕漆行业从业者不足百人。
中国特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大师张同禄在一篇口述文章中回忆，他曾担任北京工艺美术厂技术副厂长，该厂以生产景泰蓝、玉石雕刻、象牙雕刻、雕漆、花丝镶嵌等手工艺品为主。2001年，北京工艺美术厂申请*，他和厂里的1500多名职工一起下岗，赋闲在家。
一天他去看画展，背后有人喊他“张总”，回头一看，一位女士正在树阴下给人理发，是以前厂里的同事，雕漆工艺的八级工，属于雕漆行业最高级别的技术工人，“那双本应该拿着刻刀的手，却拿起了剃头刀。”
为了传承景泰蓝技术，张同禄带着原来的几十位同行成立了景泰蓝工作室。
海燕在十几年前毕业于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学的是漆艺。当时学校里有两个大师工作室，一个是景泰蓝，另一个就是雕漆，她和大她一届的师兄刘楠选择了后者，两个人就这样入了行。毕业以后，她和刘楠在各个大师工作室之间徘徊，通过这种方式学习不同的雕漆技术，“有的大师擅长刻山水，有的擅长人物。”
从“师傅教教我吧”到“徒弟你学吧”
在胡昕画案的另一侧，2000年出生的丁少琪正在给另一扇屏风上的桃花勾线，“细化一下”。
目前她在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就读，学习的第六年来到北京金漆镶嵌厂实习。现在她已经可以独立负责一些画作，屏风背面的诗和左右两边的山水都是由她绘制的。
在学校的第一年，丁少琪学习绘画基础，第二年才选专业，“很多专业，比如雕漆、玉雕、花丝、金漆。我当时什么也不懂，感觉漆器好看，就选了这个专业。”
“老师掰开了、揉碎了，把这些工艺一步一步教给我们，包括怎么调灰、怎么刷漆，就连洗刷子都有特定的流程。”半年后，丁少琪自己做出了一个小茶叶罐。
7月21日，2000年出生的丁少琪正在给另一扇屏风上的桃花勾线，“细化一下”。新京报记者 戚厚磊 摄
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始建于1980年。副校长刘金芳回忆，学校建校之初开设了一些非遗专业，但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因为招生等原因停了。
2012年，刚刚上任的校长孟繁民发现，当时学校以现代工艺美术专业为主，传统技艺教学少之又少。
他决定以玉雕专业为突破口，邀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玉雕技艺传承人王希伟进入学校，开展教学及实习实训，“无论从技术水平还是市场反馈看，玉雕专业都相对成熟，人才断档又尤为严重。”2019年，孟繁民在接受采访时如此表示。
此后，学校又陆续恢复了雕漆、景泰蓝、花丝镶嵌、金漆镶嵌、宫毯等专业，采用在学校建立大师工作室、校企共同办学等方式。
但职业学校教育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丁少琪刚刚分班时，班上有14名学生，到了第六年，只剩下5名同学，现在仅有两人在从事金漆镶嵌工艺。
“技工院校学生的学历社会认可度还是比较低，学生的工资待遇普遍偏低。”刘金芳说，十年来，他们一直在积极地探索，通过双师引领、项目支撑等方式，希望可以激发学生对非遗技艺的兴趣。
侯雪在2009年毕业于北方工业大学艺术设计专业，大学毕业后，他本想去应聘杂志社的插画工作，但在机缘巧合下遇到了柏群。柏群带着他到北京金漆镶嵌厂转了一圈，厂房里摆放着龙椅、镶满宝石的屏风，“好看”，他被吸引，从此留了下来。
侯雪记得，自己入行时，北京市已经没有学校开设金漆镶嵌专业，北京金漆镶嵌厂开始从社会上招聘美术相关专业的学生做学徒。之后的几年，陆陆续续地招聘了二三十人，但是有的坚持三四年，有的不到一年就走了。
侯雪刚刚进入北京金漆镶嵌厂做学徒时，“光打线就打了一年”，拿着颜料在柜子边上画白线。
行业也在不断探索新的培养模式，“之前是师傅教教我吧，现在是徒弟你学吧。”
不被社会关注的传统行业中，较低的工资水平是留不住人才的主要原因。海燕和刘楠的同学中，目前只有他们俩还留在这个行业内。雕漆学徒的第一步要从磨刀开始练起，工资不高，很多人在这一步就离开了。
而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并入到北方工业大学后，也暂停了相关专业的招生。
胡昕在不经意间也会说出自己年纪太大了，“干不动了”，她想着等有了接班人，就退下来，“没彻底断就行了。”
这十来年，她也教过不少徒弟，有留下的，也有被外面好的工资待遇和环境吸引走的，“作为工作来讲，我是应该教他们的，教会以后留不留，是他们自己的事了，我问心无愧，尽到自己的责任了。”
7月21日，胡昕和她的徒弟在用金漆镶嵌里的“金髹淡彩”工艺，绘制《海屋添筹》屏风。新京报记者 戚厚磊 摄
坚守者
2013年4月，“平安故宫”工程获得国务院批准通过，多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单位和工艺美术大师受邀“进宫”修宝，年轻的侯雪跟着金漆镶嵌的大师一起进了故宫。
他记得，库房内四五百年前的漆器，擦掉油泥层，依然金光闪闪，“它有一种特殊的美，只有用心制作的工艺，才能承载时光，承载人的记忆。”
那时候要修一个马车，车底烂了一个窟窿，席子面要织补，当时只有一个六十多岁返聘的老师傅，年轻的时候编过筐，有编织的手艺。马车高1.5米左右，坐在椅子上够不着，站在椅子上又要弯着腰，老师傅就跪在椅子上，咬着牙，把席子给织好了。
“我觉得这就是匠人精神。工艺讲究传承，故宫里的那些东西是我们祖师爷做的，几百年后，我们能修，而且能修得很好，是对祖师爷的一种告慰，这是中华文化的传承，也是我们匠人的传承。几千年的技术，一辈一辈传下去，不能说到了我们这辈给弄绝了。”
做工艺，讲究心静。每天从早上八点，一直到下午五点，海燕就待在古寺最里面的厢房里。
她本就喜静，远离门外街区的嘈杂，心思都在手里的工艺上。龙椅的椅背文案，描黄要花费一天的时间，描白要更仔细些，需要四天，然后还要再花上几个月的时间雕刻，这还没有算上前期的画图设计，以及之后的烤制、打磨、抛光、上蜡。
当初选择雕漆，海燕是被“老物件的魅力”所吸引，做得久了，也就没想过离开，“雕漆是中国独有的技艺，老祖宗的手艺，雕制出来的东西耐酸、耐碱、耐腐蚀，这是它独特的地方。”
“工艺的东西就是自己踏踏实实去做，坐得住，创作出自己的作品，这个过程会很有成就感。雕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幸福。”海燕在雕漆技艺的传承上已经坚守了十几年。
《髹饰录》中写道“凡工人之作为器物，犹天地之造化”，这是明代著名漆工黄成编著的漆工技术的书。柏群解释说，“中国古人敬畏自然、热爱自然，古人认为这世间万物都是大自然生成的，人工做出一件东西来，是在替天地造物，是不可思议的，很神圣的。”
二十一世纪初，原本依靠外贸的燕京八绝工厂纷纷面临危机，多数走向*。今年48岁的柏群本来在一家媒体工作。2003年，柏群的父亲柏德元问他，“你是在媒体单位继续干，还是归队做传承人？”柏德元希望他用本有的宣传知识，将非遗技艺推广出去。
柏群说自己在北京金漆镶嵌厂看着各种非遗工艺长大，“从小觉得这东西很神奇，很壮观、精致。”最终，他决定“归队”。
2010年，柏群找到各家工艺的“传二代”，聚在一起商量，是否可以将散落各处的非遗技艺融为一体，形成规模化平台。“团结在一块，一定比每个人单打独斗要好很多，这样影响力可能提升得更快。”
2010年，北京燕京八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这一年，北京燕京八绝艺术馆落户承恩寺。2020年，北京燕京八绝艺术馆升级为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并于2021年7月正式向公众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