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边境地区上世纪80年代末两国关系得到改善以来,中国与越南毗邻村屯边民之间缔结的跨国婚姻数量呈快速上升的态势,越来越多的越南妇女嫁入到中国家庭。本文着力探讨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建立的基础,同时关注这些嫁入中国家庭并生育子女的越南妇女的处境。由于制度等各种条件限制,她们难以有正常的婚姻登记,最终沦为尴尬的无国籍女人,这对中越边境社会的稳定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在长期的走访和采访中,经常能够听到土人(本地人)和生人(外地人)的区分,这种区分不是建立在国族或民族的基础上,而是以对某一地域的熟悉与依赖程度作为标准。比如越南的苗族瑶族虽然从体质形态上显然属于生人一类,但是他们长期到中国一侧走动,听得懂而且会说壮话,对当地情况也很熟悉,所以中国的边民不会把他们归入生人这一行列,而是当成了土人,但是对于非边境地区的内陆人如游客,虽为中国同胞,但还是被当生人看待,这种划分就是基于地域认同。
嫁入中国的越南妇女并非完全是经济上驱使,部分因素出自对地域认同的一种相对的信赖。作为自然人,在熟悉环境中产生的一种自在感与安全感,大多数跨国婚姻家庭的女方就是中国边境附近村寨的越南人,就近选择可以规避文化震撼带来的各种心理上的不适应,有效降低陌生环境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保证自身处于安全状态,这种安全即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跨国民族是指地域相邻或不相邻,属世居或规模迁徙形成,一般在边界线两侧或附近地区,在族源、语言、传统文化特征等方面有相同或相近的认同感,而在国家归属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认同要求,被现有政治地理边界线所分割，分属于不同国家政治实体的同一文化民族或族群。因为历史渊源的关系，两国边境地区在社会、家庭、饮食、服饰、工艺、道德以及婚嫁、节庆、丧葬、信仰、礼仪、娱乐等习俗方面，都有许多共同或相似之处。
在自己去过的那坡县区域边境村屯，与越南接壤区域都是崇山峻岭和九曲八弯的地势恶劣区域。尤其在越南一侧，都是石山区域，石漠化有扩大趋势，使得越南一侧先天发展条件不足。又说中国边境这一侧，一些有条件的中国适婚女子纷纷嫁往县附近的村屯或生产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的河谷平地，或者结伴外出大城市求得发展，加上中国一侧重男轻女使得人口性别比失衡，中国一侧边境地区出现青年男子结婚难的现状，而越南一侧女多男少的现状恰好能弥补中国一侧的需求。随着中越两国关系的相对改善，基于地域认同和族群纽带构建下的跨国婚姻越来越多。
但“空心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首当其冲的是跨国婚姻缺乏合法化程序。跨国婚姻无法正常登记，嫁入中国的越南妇女不能入中国籍，跨国婚姻家庭生育子女的合法性也是打问号，使得嫁入中国的越南妇女缺乏法律保障，成为身份尴尬的无国籍女人。
从家庭内部来看，跨国婚姻家庭成员在精神上已经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的家庭关系，越南妇女也参与生产劳动，承担家务、照顾老小等家庭角色。然而，来自外部的制度因素，迫使这类家庭丧失了社会安全保障。家庭中的成员尤其是越南妇女，他们作为中国男人的妻子，中国孩子的母亲，中国父母的媳妇，有可能因为政治因素被驱逐离境的危险。特别是在中越边境广大的贫困山区（有些是赤贫），在没有更多外来收入的情况下，家庭成员依赖有限的土地产出保障其基本生活。由于越南媳妇没有取得当地户籍，所以不能分得田地，就无法享受精准扶贫和中国社保，他们与普通中国家庭形成事实上的不平等，使得本来贫困的家庭很难脱贫。
跨国婚姻家庭子女的教育功能也相对弱化，某边境村小数据显示，跨国婚姻子女的学习成绩相对较差，原因越南媳妇不会汉语拼音，在孩子打基础的低年级阶段，根本无法像其他中国家长那样进行辅导。另外，其社会身份不明确导致其社会地位受到一定歧视，这多少对其入学子女心理有负面影响，不利于其子女的身心成长，的确很无力的现实。其子女普遍对非法与合法的概念模糊，面对非法入境、非婚生子、走私等行为，出现思想和行为上的混乱，将会产生对社群认同的冷漠感。
从现有法律来看，中越边民跨国婚姻中的越南妇女要加入中国国籍的途径有两条，要么是中国人的近亲属，要么定居在中国。但是，目前还没有出台具体的规定和申请程序，缺乏实操性。自己曾走访过一位那马屯的越南妇女，她是靠越南护照和中国签证，和老公在广东合法务工，目前入中国籍，对这位越南妇女很难。谈及以后，她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为了孩子，十年后回越南更换护照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这是一位能说汉语的越南妇女，对其子女教育也是十分在心，但她只是拥有极少中国签证的越南女性中的一位，更多地越南女性几年后选择回到了山的另一边——越南边境老家，且再也不回了。而“事实离婚”成为了边境跨国婚姻下其子女们挥之不去的苦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