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历史悠久，自西汉赵佗开创，至1920年代开辟马路前，广州城墙保持完好，其中心位置在双门底（今北京路）一带，今天中山路上的大东门、西门口，也就是昔日广州城的东、西两端了。书店，古人叫书坊，又名书肆，与后来的书店只是卖书不同，古代的书坊除卖书外还雕版刻书、印书。自清代开始，广州的书坊主要在双门底及西关，其中以城里的双门底书坊数量最多。时至今日，北京路上自北往南有教材书店、古籍书店、科技书店、联合书店、新华书店等，年纪稍大的广州人还应该知道此前这里还有外文书店与儿童书店，这么多书店集中在北京路上，可以说都是清末民国这里曾是“书店一条街”的继承。
1、双门底书坊
清代广州书坊主要在双门底（今北京路）、西湖街（今西湖路）、龙藏街（今惠福东路与西湖路之间）、九曜坊（今在教育路南段）及西关的上下九等地。书坊大都以堂、楼、斋、阁、园为名，如西湖街有心简斋、六书斋、迂斋、富文斋、超华斋、正文堂、艺苑楼、留香斋，九曜坊有守经堂、翰文堂、文经堂，双门底有芸香堂、拾芥园、味经堂、聚文堂、聚珍堂、古经阁、儒雅堂等，学院前有艺芳斋、聚贤堂、麟书阁，龙藏街有萃文堂、萃经堂，桂香街（又名双门底上街）有经史阁，双门底北街有翰墨园等。清代双门底一带，又叫“学院前”，因早在明朝，西湖药洲（今教育路南方戏院一带）是提学道署。提学，主管地方学校和教育的官员，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省教育厅长。清广东提学署建筑有大堂、拱棚、仪门、大门、屏墙等，气派十足，因此书坊大都以它为地标，书坊注明店址位于“学院前”、“学署衙对门”的不少。书坊集中此地，除了学署的关系外，还有粤东藩署、广东布政司、广东按察司、广州知府署等官府都在这里。再加上附近有西湖书院、羊城书院、粤秀书院等，周边的书坊给官员、学者及学生选购书籍带来方便。
清代双门底书坊名声在外，被称为“藤州才子”的广西人苏时学（1814年-1874年）每次来广州，都会下榻仙湖街的旅舍，尽管那里的住宿条件不好，房间狭窄，但因此地近双门底方便买书，客中无事，苏氏便携钱入市，广收古帙，书满一床。山东藏书家李文藻（1730年-1778年）为著名书法家、顺德学者苏珥写传，到处找不到苏氏文集，后来听说苏珥的藏书全部卖给了双门底的书坊壁鱼堂，便托人到壁鱼堂打听购买。越秀山上的书院学海堂曾以“双门底卖书坊”命题，让学生作文。番禺人侯康（1798年-1837年），少孤家贫，买不起书，为买一部《十七史》，母亲向别人借贷。于是侯康将《十七史》反复阅读，滚瓜烂熟，遂通史学，并曾担任学海堂山长，侯康写的《双门底卖书坊拟白香山新乐府》诗云：“双门底，比阙峙。地本前朝清海楼，偃武修文书肆启。东西鳞次排两行，庋以高架如墨庄。就中书客据案坐，各以雅号名其坊。”
2、永汉北路书店
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代表新书业的机构在上海开张。1907年1月，商务印书馆在广州永汉北路（今北京路176号科技书店）设立分馆，发行总馆的教科书、古籍线装书等。1912年冬，中华书局在永汉北路158号设立分局，经营中华书局科教书和儿童读物等。1921年，以出版文化教育用书为主的上海世界书局在惠爱路（今中山五路）昌兴街设立分局，其凭借总局雄厚的实力，通过报刊广告，利用函购、折扣销售等方式，令其《初级国语读本》、《高级国语教学法》等教材风行全省。至30年代，永汉北路自南往北较大间的书店有50号的儿童书局、126号的广益书局、142号的大东书局、146号的民智书局、178号的北新书局等，一时间永汉北路是书局林立，成了书店“一条街”。但就是那么短短100米左右的街道，各店都想获得宽敞一些的面积也不容易，有些书店宁愿店面窄一些也要挤进来，如开明、大众、生活书店的店面大约只有三四十平方米。有些则屈就小巷里，如锦章、林记、华通、大成新记、中原、广智等书局在圣贤里（今北京路联合书店以南），或者在靠近永汉北路的十字路口及惠爱东路（今中山四路）的西端或西湖路东口开店，也不愿意选择在较远一些的永汉南（今北京南路）。靠近西湖路的儿童书局时常有些活动吸引少年儿童，如1935年夏天举办的“暑假日记比赛”，参加的小学生竟然有4648人，他们之中有司令长官的儿子，也有车夫小贩的女儿，真是盛况空前。作文经教育家初评，由崔载阳、陈道根、阎人俊三位先生评定，优胜生为4年级组第一名是市立二十五小的女生温秀玲，5年级组第一名是市立九十一小的黎广鎏，6年级组第一名是中大附小的邱榕根。另外各级前50名，即3个年级共取150名，每人赠送儿童书局图书、银鼎、优胜旗，且代缴学费等。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市内人去楼空，歹徒趁火打劫。10月22日晚，一班歹徒打劫汉民公园（今南越王宫署博物馆）对面的某洋服店，抢走大批布匹和服装，时值停电，歹徒举着火把进店，不慎烧着了店内的布匹，他们不去灭火，争相奔避，火势越烧越大，日本兵见了，也无救火工具，大火一直沿着汉民路南下，这一路段的各大书店及书库全部付之一炬，只有混凝土结构的中华、世界书局幸免于难。次年，回城居民逐渐增多，汉民北路的几间书店重开，但顾客稀少，生意不好，时开时停。直到1941年底香港沦陷，大批难民折返，人口增加，带旺书店，它们除出售图书、文具用品外，还想尽办法增加收入。如西关光复中路的民智书局、乐观书局以称斤论担的价格收购大批图书，后以高出数倍的价钱转卖给纸袋作坊及干鲜果食品商店做包装纸用，大获其利。此外，还有一间位于惠爱东路江姓夫妻店，原来是经营车缝业务的，但他们大量购买敌伪政府拍卖的图书，全部积蓄家中，抗战胜利后，即在汉民北路131号开设荣兴书局进行经销，亦获厚利。那时候到汉民北路（即永汉北路）买书者，社会各界都有，其中不少是学生，特别是春、秋两季开学之前，学生忙着办两件事，一是注册，一是买书。永汉北路挤满了男女老少，个个买了一包包的新书，好不热闹。
3、文德路旧书店
民国初年，随着新书业的兴起，原来在双门底那些集编印及发行于一身的书坊业已渐式微，许多书坊*，个别仅靠出售旧书而生存。除登云阁、观旧书店等书肆仍在永汉北路之外，大部分转到较为偏僻清静的府学东街（今文德路）继续经营。
民国年间，虽然广州的旧书店规模比不上京、沪两地，但数量还是不少的。1918年，府学西街扩建为马路，因路东侧有一条叫文德里的小巷而名为文德路。文德路南自文明路，北至惠爱路（今中山四路），当时是旧书店集中的地方，马路两旁的景象各有特色，西边是粉刷新净的大厦，大都是文化机构或团体，其中有市立中山图书馆（今孙中山文献馆），红墙绿瓦，古树参天，最为雄伟。每逢星期天，许多知识界人士喜欢到这里来走一趟，不少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在这里邂逅相遇，马路对面的旧书店和古董字画铺是他们临时畅叙之地。东边排列着大小不一的商店数十家，除旧书店外，还有些古董字画铺。当时在文德路的旧书店主要集中在马路东面，约有10多间，最靠近文明路的一家名萃古堂，店主名卢慈华，他与十六甫文萃堂的卢达文是亲兄弟。卢慈华早年在一间叫凤文楼的书坊做事，后转入永汉北路的登云阁，这是胡毅生与数人合伙经营的书坊，它的楼下卖古籍，楼上给文人雅集。1930年代，登云阁的古籍生意做得非常好。1932年10月，浙江学者朱希祖从南京来广州中山大学任教，15日早上在长堤下船，午饭后即由中大同事朱家骅、容肇祖陪同前往财厅前的登云阁旧书店看书。当时中山大学位于文明路（今文明路215号中山图书馆内），与文德路仅一步之遥，十分方便，10月18日，即朱希祖到达广州的第4天，他在文德路古香书屋买了一部明万历间刊《宋宰辅编年录》，18册索价40元，后以36元购得，“为之狂喜”。此后朱氏在任教中大的近一年时间里，课余时多会到永汉北路、文德路看书、买书，并把书店所售古籍的情况以及买书的价钱写在自己的日记里。
抗战时被毁。此后卢慈华在文德路独立开了萃古堂。自萃古堂向北，有店名焯华，主人姓黄，他与卢慈华曾同在登云阁，焯华出售《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新印古籍，价钱比其他书店为廉。再往北是民生书店，主人姓陈，店里旧籍不少，但好书不多。民生书店的北边是古香书屋，主人名叫禤少屏，民国初年已经开张，是广州书店业的老辈。禤氏经营有术，常得佳本，民国年间中山大学图书馆曾在此店购得不少古籍及孙中山文献。
古香书屋以北是九经阁，主人姓李，由于所营书籍不多，故与云林阁书画铺同一门面。九经阁旁为文华阁，主人姓陈，店内书架图书丰富，甲于全市，专售金石美术图谱及字典辞书等。再往北是益有、大中、正大、忠诚、裕泰等数家，忠诚主人姓石，楼下陈列古书及平装旧书，楼上收藏民国革命史料图书。裕泰主人姓李，由于伪造过“大元帅府命令”等名人墨迹，名声并不好。正大的主人姓陈，以出售民国革命史料为主。那时候，北京、上海等地的书商及来广州任教的学者经常到文德路来采购古籍，如北京琉璃厂著名的店铺来薰阁的主人陈济川、东来阁店主李佩庭，上海古籍书店的韩士保等都是文德路的常客，他们一来便是数月，主要购买明版善本及稿本、抄本。旧书店还负责古籍的装订和写书根（将书名或篇名、册数写于书籍的最下方，平放在书柜时方便阅览）的业务，但价钱日渐提高，如1940年代，萃古堂装订一部宋版书需要200元，而卢慈华的侄子卢国桢善写书根，字体仿宋，整齐美观，此时广州有此技艺者已是凤毛麟角。除了古籍之外，文德路还卖旧平装书，因为民国以后标点书盛行，看古籍的人越来越少，旧书铺也大受影响。另外旧的教材书也在文德路书店畅销，家里不富裕的学生为减轻负担，每逢开学之前都会来文德路买旧书，一时间求大于供，原来只售二三折的教材书，却要四五折才肯卖。民国年间，战争频仍，社会动荡，人心不稳，许多市民将家藏古籍拿来出售，尽管文德路的旧书店每天生意不断，但如此下去它始终会凋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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