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征服果阿（1510）和马六甲（1511）已过去了500年，其殖民史的尘埃却刚刚有落定之势。不到40年前，“康乃馨革命”——被许多葡萄牙人简单地称为“四二五”而无需说出1974这个年份——的结果是，葡萄牙人最终不情愿地放弃了他们的非洲殖民地。他们在东南亚最后的据点东帝汶，也被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强制收回，并于最近赢得了独立。只有澳门直到20世纪末仍属于葡萄牙——它曾是一个真正的日不落帝国。
时至今日，在如何理解和解释16至17世纪葡萄牙人建立的帝国宏业上，许多葡萄牙人、亚洲人和非洲人分歧很深。确实，甚至就连葡萄牙是否曾在那段时间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也并非确定无疑。因为葡萄牙扩张总是与葡萄牙民族主义和集体认同关系密切。
在卢济塔尼亚人的众贤谱中，两位最著名的诗人，《卢济塔尼亚人之歌》（Lusíadas）的作者卡蒙斯（Luís Vaz de Cam.es，1524—1580）和创作了《使命》（Mensagem）的“现代主义者”佩索阿（Fernando Pessoa，1888—1935），对这一问题都观点鲜明。区分历史和神话确实是件难事，许多人甚至不愿尝试。葡萄牙学校里的儿童们一代又一代地学习和背诵卡蒙斯的伟大诗作，我在此提供我的一个版本，就如同许多更早的翻译者所做的那样：
英勇的水手，威武的船队，
离开了卢济塔尼亚西部海岸，
远涉迄今无人航行的海洋，
经过塔普罗巴纳水面，
历尽艰险，奋力作战，
超越了常人力量的极限，
在遥远的异域建立新的王国，
发扬光大，名满天下。
（张维民 译）
在写作这样一本长篇综释、个别章节带反思，而非百科全书式调查的书时，我想做的当然不是紧追历史的脚步从头再打一遍殖民战争，或质疑那个“新的王国”是否确实那么崇高，也不是要去深入探索葡萄牙和亚洲之间复杂的文化互动的诸多面向。
本书从根本上讲是一部政治经济史作品，它试图将16至17世纪从好望角到日本的葡萄牙人，置于两个相交的平面：一方面，他们被置于亚洲和东非语境；另一方面，他们也被置于欧洲（特别是伊比利亚）语境。依欧式几何定律，这道习题会很无聊（两个平面的相交处只有一条直线！），但在历史学这门更灵活的学科中，却有希望获得更多可能：研究帝国主义的史学家们无疑会从中认出对19世纪欧洲帝国扩张的“欧洲中心论”和“偏离中心论”这两种著名解释的回音（Bayly 1989）。
确实，作者对本书的构想是为关于早期近代欧洲帝国建构（empire-building）本质的更大争论有所贡献。因此，它不仅试着抓住上述议题，也抓住更棘手的问题，即葡萄牙以及后来的英国、荷兰在亚洲扩张的连续和断裂的程度。
然而这样的一部历史究竟该如何去写？何种材料是一个希望提供“公正解释”的历史学家所能凭借的？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否情愿，我们都得回到葡萄牙语文献本身，但这些当然不是我们仅有的史料。同时诸多葡萄牙文件的汇编也并不是众口一词。史料的性质（如信件、账本或编年史）、作者的社会阶层（属于不同社会群体的编年史家会带给我们极为不同的视野）、写作年代（对于1540年代的葡萄牙人而言，16世纪初从未如它在1620年代的作家笔下那样光荣）都会导致差异。对于修会的传教士写作者而言，差别则更多来自教派的性质：对于同一事件，耶稣会和奥古斯丁修会或方济各会的观点可能非常不同。
除了葡萄牙人写的史料，还有些其他形式多种多样的史料：其他欧洲人写的游记，例如16世纪晚期荷兰人扬·惠根·凡·林斯霍滕（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的著名《游记》（Itinerario, Tiele & Burnell 1885），17世纪的公司（Company）交易文件，居住在葡属亚洲的意大利和德国商人的通信和回忆录。我们还有来自亚洲和非洲的史料，无论以书面形式（编年史、游记和书信）还是口头传统保存下来（Subrahmanyam 2005a: 17-44），其中最后一类史料长期被历史学家们忽视，出于以下几种原因：首先，它们散落在广大的世界中，对语言能力的要求太高，使得对它们的发掘不够充分。其次，更重要的是，一直有一种广泛的观点认为这些史料不可靠，因为它们把葡萄牙人笼罩在神话的云雾中，经不起基础的检验——在年代准确性上尤其如此。它们充其量最多能被用来证明葡萄牙人在亚洲无足轻重（因为许多亚洲史料基本上忽略了他们），或证明亚洲人过于关注自己，在文化上过于内卷，不需要在意这些新来者。
然而最后这种观点并不总是对的。让我们以这份成于17世纪晚期或18世纪早期的无标题马来语文本为例，它描述了葡萄牙人来到靠近马来半岛顶端的东南亚港口城市马六甲，如何夺取它、筑造城防并把它变成自己的贸易中心，最终又如何被赶走。这样一段兴起、繁盛和衰落的轮回，自足完备且有其内在的逻辑。叙述如下：
很久很久以前，佛郎机人（Franks）来到马六甲。熟知历史的人如是告诉我们，曾有十艘葡萄牙船自马尼拉来到马六甲做生意。当年在位的国王是艾哈迈德·赛亚苏丹，那时的马六甲商贸活跃，繁荣昌盛，政通人和。但是渐渐有越来越多的葡萄牙船只到来，而彼时的马六甲只有棕榈树干做它的城防。
船长们来到此地彼此贸易，他们从马尼拉为艾哈迈德·赛亚苏丹带来了礼物：黄金、雷阿尔、布匹和链子。苏丹对葡萄牙船长最为满意。因此，不久后，无论船长们要什么，国王都会满足他们。大臣们（盘陀诃罗和天猛公）多次向苏丹敬禀：吾王陛下，不要太轻信这些白人，依老臣愚见，吾王庇护这些初来者并非明智之举。
艾哈迈德·赛亚苏丹答道：王叔盘陀诃罗，尊敬的天猛公，我看不出这些白人会导致我们国土沦丧！
此后，盘陀诃罗和天猛公仍然心怀不安，他们再次进谏：这些白人不会给您的尊贵和统治带来任何好处……然而盘陀诃罗与天猛公也做不了什么更多。就在此时，船长们从马尼拉带来了赠给马六甲各路权贵名流的金链，马六甲的当地人最为感激的是葡萄牙船长，只有盘陀诃罗和天猛公对此不满。
葡萄牙船停留在马六甲，进行了四十天左右的贸易。葡萄牙人登陆后为艾哈迈德·赛亚苏丹献上了一箱箱的雷阿尔、黄金和美丽的布料，国王龙颜大悦。
艾哈迈德·赛亚苏丹又一次对葡萄牙船长说：我们的这些朋友带来了如此美丽的礼物，他们又想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呢？
所有的船长们都告诉他：我们只想从我们的好友那里得到一物，如果我们的好友愿使我们的友谊长存。
艾哈迈德·赛亚苏丹回答他们：那就说出来吧！如果我们拥有，当然会满足朋友们的愿望！
船长们说：我们想要求一小块土地，就像块干兽皮那么大。
国王说：我们的朋友，不要难过。如果只有那么点大的话，就去随意领取你们看中的土地吧。
葡萄牙人非常高兴。他们立即登陆，带上挖地用的锄头、砖块和石灰。他们拿来了那块兽皮，用它制了一条细绳，又用细绳丈量出了一块地。他们建造了极为巨大的建筑并筑垒巩固，同时预留了炮眼。所有的马六甲人问道：这些缺口是什么？葡萄牙人回答：它们是白人当作窗户用的。
于是马六甲人不再说什么。当人民不再议论时，盘陀诃罗和天猛公却在不同场合对国王说：吾王！请不要允许这些白人建造那么大的房屋！
国王回答：这些白人是毁不掉我们的家园的！白人的人数显然不多，如果他们有邪恶的设计，我们也会监视他们的行动，若有必要就用武力对付。
此后盘陀诃罗与天猛公仍心存不满，因为他们两位都是智者。而葡萄牙人是这样行动的：他们趁夜将大炮从船上卸下，把火枪藏在箱子里，并假称其中装的是布匹——葡萄牙人就是靠这些行动蒙蔽了马六甲人。他们这样做，因此马六甲人并不明白他们的企图。随着时间推移，石屋子建成了，他们全副武装准备就绪。午夜前后，当人们都已酣睡，佛郎机人炮轰了马六甲城，所有马六甲人的房屋及棕榈树筑成的堡垒都被摧毁了。
在佛郎机人的炮轰下，午夜时分的艾哈迈德·赛亚国王和他的人民都胡乱逃窜，毫无抵抗的机会。佛郎机人攻下了马六甲。艾哈迈德·赛亚苏丹逃亡去了麻坡（Muar），很快又去了柔佛（Johor），在那里建了一座城。此后又从柔佛辗转到了民丹（Bintang），这就是很久以前佛郎机人从艾哈迈德·赛亚手中夺取马六甲城的历史。
历史还告诉我们佛郎机人如何在马六甲城住了三个月，然后给自己的都城果阿去信，报告他们已经攻占了马六甲。佛郎机人的国王听说这一消息，非常满意，在大约收到消息两个月后，回信下令在马六甲城内建造一座大理石堡垒。至于堡垒的形状，那得和伟大的果阿城的堡垒一模一样。于是，葡萄牙人就建起了堪与果阿堡垒比肩的马六甲堡垒。
历史告诉我们，当果阿大王的信件送至马六甲，城内的葡萄牙人就打发那些仍留在城内的马六甲人去采集大理石。这是马六甲人第一次去采集大理石，用来建造马六甲堡垒。他们去了瓜拉冷岳（Kuala Langai）、乌贝岛（Pulo Upeh）、巴株巴鲁斯（Bato Barus）、爪哇岛（Pulo Java）、直落垵（Tluk Emas）、比索柏令吉（Pisau Peringgi）以及鸟岛和马六甲的内陆地区。马六甲人就是这样采集大理石的。至于价格，葡萄牙人付三十帕塔卡（pataca）买一百块大理石，如果石头大就是一百帕塔卡，石头小则是二十帕塔卡。当时葡萄牙人买一只鸡的价格是一个新硬币，一大堆石灰的价格是十五帕塔卡，在山上挖土的劳工每天一卢比（rupia）。
据说马六甲堡垒前后共花了三十六年三个月又十四天建成。此后葡萄牙人就留在马六甲，据估计有六年又一个月。这就是留在马六甲的佛郎机人的情况。葡萄牙人待在马六甲的这段时期城市贸易最为繁忙，往来的多是来港口做生意的各路商人。很久很久以前的历史就是这样说的。
历史还说了，此后有一艘荷兰船来马六甲做生意，船名为阿夫塔·林德尔（Aftar Lindir），船长名叫伊尼伯（Inybir）。他来到马六甲起初是为了贸易，随后看到了马六甲的美景、堡垒和护城河。那艘荷兰船在马六甲做了十五天的生意就返航欧洲了。
一段时间后，这艘荷兰船回到了它的都城，船长将马六甲繁荣的贸易、城防和美丽的护城河告诉了他的大王。于是欧洲大王说：如若消息属实，我们就进攻马六甲。
一段时间过后，欧洲大王派遣了二十五艘舰船去攻打马六甲。二十五艘装满了士兵的船只准备就绪，便驶向爪哇的万丹（Banten）方向，那时在万丹城里有一家荷兰公司的代理商馆。那二十五艘船来到爪哇的万丹，说他们将要去攻打马六甲。当时在万丹还有两艘荷兰船和一艘盖里特船，它们立即满载补给品，直奔马六甲的方向。
当这些船只来到马六甲港外，荷兰人立即向葡萄牙人送去了一封信，告诉他们应该准备一下，明天中午荷兰人就要进攻。
葡萄牙人回答：随你的便，我们准备好了！
第二天，荷兰人发起了进攻。他们攻打了两个月，但马六甲拒降。而后所有的荷兰船航向万丹，几天后他们回到万丹城，抛锚停泊，准备返航欧洲。
大人物登船了，全体荷兰人在他面前都感到羞愧。这位重要的大人物坐下来与他们讨论是否要再度发起进攻。
然后，荷兰人再度进攻，马六甲拒不屈服。
荷兰人给柔佛送去一封信，要与柔佛苏丹结成同盟，共同攻下马六甲。柔佛国王同意了，从此荷兰人和柔佛国王就宣誓结盟：荷兰人和马来人只为攻下马六甲而联合起来。双方协议如下：如果攻下马六甲，城市和武备归荷兰，财富则分为两份，一份归荷兰人，另一份归柔佛人。双方立下了庄严的誓约。
柔佛人与荷兰船只驶向马六甲，大约十五天后，他们与佛郎机人交战了。许多佛郎机人死去了，马来人和荷兰人同样伤亡惨重。
此后，马来人想：与白人的战争这样打下去，即便再打一年他们也不会投降的！
因此，所有马来人达成了一个共识：最好的办法是派五十个人进城里应外合。
马来人把时间定在本月二十一日晨祷开始时。当马来人攻入城市，就展开了厮*。佛郎机人被消灭了，他们中的一部分逃往马六甲的内陆，无家可归。这些葡萄牙人！
马来人都发现马六甲有着巨大的财富。按照与荷兰人的约定，所有的财富被均分成两份。柔佛来的人回到了柔佛，荷兰人在马六甲建立了统治。从此荷兰与柔佛的马来人和睦相处直到今日。这是很久之前的一段历史，此番叙述则是由国王陛下的拿督盘陀诃罗亲自撰写的。
（Thomaz 1986b; 1987）
一个人写出这样一份文本做什么呢？在最平常的层面上，很明显它犯了许多“事实性”错误：葡萄牙人不是从马尼拉来到马六甲的；葡萄牙“大王”不是住在果阿而是住在葡萄牙；1511年葡萄牙夺取马六甲的情况不是文中所说那样（如果绝大多数其他史料可信），他们在马六甲常驻了约 130年，而非如文中所暗示的仅四十余年，等等。
因此也许人们会得出与葡萄牙东方学家戴维·洛佩斯（David Lopes）一样的结论，他在1899年写道：在关于葡萄牙在亚洲的历史研究中，亚洲方面的史料微不足道（Lopes 1899: xc-xci）。
我们首先要明白，并非所有亚洲材料都是用同一种文体写成的，正如关于这段历史的葡语文献也并非千篇一律。16世纪旅行家费尔南·门德斯·平托所写的著名的《远游记》（Peregrina..o）的读者会发现，自己被置于一个当地人不时以马来语交流的中国或日本，那里还发生着其他一些不太可能之事（Pinto 1983; 1989）。这使得《远游记》被归为与编年史家若昂·德·巴罗斯的严肃著作《亚洲史》（Da ásia）（Barros 1973）不同的另一类文本，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毫无价值。相似的是，卡蒙斯的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也不会和总督阿丰索·德·阿尔布克尔克在任期间的信件被视作同类史料。
在对待 16至17世纪亚洲史料时，我们也需要作类似的区分：土耳其海军大将皮里·雷斯（Piri Reis，1474—1554）所著的《航海书》（Kitab-i Bahriye）不能等同于之前长文引用的马来文献，也不能与中国人王临享所写的《粤剑编》（1601）相提并论，后者详细讨论了明王朝针对出没于中国海岸的欧洲人制定的政策（Reis 1988; Blussé 1988）。
可以从两方面看这些文献的用处。首先，它们常含有同时代葡语史料中完全缺乏的信息：例如对《粤剑编》的分析显示，与传统智慧不同，16世纪后期的一些中国官僚乐于与外国人建立联系，而这影响了他们关于贸易特许权的政策。无论如何，历史学家们都不可能基于葡语和荷语文献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它们几乎不谈及中国的“官方思想”（Blussé 1988）。这是个相对细微的例子，但许多其他的例子也能被发掘出来，显示亚洲文献常常能提供给我们被欧洲史料忽略的有用“事实”。
除此之外还有不同文本的视角问题，无论它们提供的事实是真是假。在近来对平托著作的辩护中，学者们指出，尽管他常提供显然错误的信息，但他对葡萄牙人在亚洲的行为有独到的道德批判，因此他的记录不能被忽视或弃之不顾。
《葡萄牙帝国在亚洲》
[美] 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 著
巫怀宇 译
页数: 496
定价: 85.00元
装帧: 精装
ISBN: 9787559810496
全书共分十章，既历时性地讲述了葡萄牙到来之前亚洲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变化以及葡萄牙自身的国家和社会结构、葡萄牙创立亚洲帝国的模式、逻辑及其兴衰历程，也具体地分析了葡萄牙亚洲社会的不同社群，最后的结论部分则对传统的观点提出挑战。
从方法论上，作者突破了单纯的亚洲史和欧洲史的视角，而是要求将葡萄牙的亚洲事业放在全球史的视域中考量，使得本书具有全面性；同时作者也反对模式化的解释，使得本书具有穿透力。因此我们了解到：早期近代亚洲绝非铁板一块，而是有着精英的流动，自身已然发生深刻的变化；葡萄牙在亚洲的地位被荷兰、英国取代，也绝非简单的“中世纪”被“近代”战胜的历史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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