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小甜拍下的埃塞俄比亚Unity公园里的地标式雕塑。受访者供图
很快，汤小甜的人生被工作塞满。谁都看不出她经历过什么。一位朋友在非洲初遇汤小甜，看着这个梳着齐颈短发的女孩，只觉得她活泼又有礼貌：“哪怕去工地，她也要化着淡妆，衬衫素雅，看着很讲究。”
伤口只在暗处缓缓展露端倪。汤小甜的未婚夫马可见过她私下时的脆弱——微信群里父辈闲聊，汤小甜一脸严肃；她从不和母亲语音交流；看到他与家人亲密会落寞，甚至看到陌生夫妻在街头争吵也会落泪。大学好友也能感觉出来，“看汤小甜的动态，知道她有时睡不着，甚至哭了一整晚，我知道这事一直压着她。”
汤小甜说，自己的精神状态一度非常糟糕。“2017年3月，我去了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医生给我开了安眠药。同年9月，我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确诊抑郁症。”
2017年9月，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确诊抑郁症后，汤小甜的拿药处方单。受访者供图
憋到要爆炸的汤小甜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同龄的表妹，却被家族长辈责怪，“他们认为这是家丑，表妹不可以知道这种事。”
“但我经历过，还要一辈子经历着。”汤小甜觉得难以纾解。心理咨询师告诉她，首先要接纳自己，做到自洽。“我后来其实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此后，但凡与人聊起自己的经历，汤小甜会在倾诉中不断强化着这个概念——“我没有错”：15岁前被同学霸凌是因为邋遢贫穷，但这不怪我；被生父侵害了，这不怪我；我有羞耻，但不能让我闭嘴，我没有错。
心结
女儿的状态也看在刘畅的眼里。2017年7月的一天晚上，想和汤小甜聊聊的母亲，被吓坏了。“她猛地起身要跳楼，我抱住她，使劲拽、使劲闹。”看着抽泣的女儿，刘畅没吭声，她想不明白：“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
马可第一次见到刘畅是2019年。当时，他和汤小甜回国休假，顺便拜访双方父母。在他的印象中，刘畅是位朴素的中年妇女，笑起来眼角漾起皱纹。她没邀请准女婿回家，只在外面饭店张罗午饭，聊家乡的风土人情，聊自己的过去，唯独不聊汤小甜的过往。
但那一次，母女二人还是当着他的面起了冲突。马可只记得刘畅尖着嗓子，用方言喊他“你吃饭，你吃饭”。汤小甜终于哭了起来，马可看到刘畅小心翼翼地瞥向他们，不敢讲话。
2021年年末，再次回到河南老家的汤小甜，与母亲爆发了更激烈的争吵。她质问母亲当年为何不阻止汤某涛的侵害，刘畅坐在对面，局促地将手搭在膝盖上，“我当时很难”，“我也是无能为力”，“你三叔不也没帮你？”汤小甜一把将碗筷扒拉到地上，哭喊着质问：“你怎么会无能为力？”
汤小甜清晰地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于父亲，但在“相依为命”的承托下，心结被放大成一道翻不过去的山——她想原谅母亲，却总是无法释怀，“为什么一个母亲没能在女儿未成年时，给予她及时的保护？”
迟到多年的报案
2021年12月11日，在深圳北站中心公园，汤小甜再次见到已被她全面拉黑近8年的父亲。为了这一天，她特意挑了一件无袖的黑色长裙，“黑色象征着出席葬礼，我要终结这段过去。”
几天前，汤小甜重新添加了汤某涛的微信。她称自己就快结婚，希望可以趁着到深圳出差的机会打开心结，见面谈一谈。汤某涛欣然应允。
这个决定，是代理过多起相似案件的律师万淼焱的建议。此前，汤小甜和马可做过很多咨询，但律师们态度悲观，只建议他们尽量取证，甚至有律师认为，已经没有追责其父亲的可能性了。汤小甜态度坚决，“至少先让他承认。”
律师万淼焱（左一）与汤小甜和马可。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汤小甜回忆，时隔7年，汤某涛的开场白还是老样子，“你能见我就是好孩子”。关心地打探过女儿的工作、身体和近况，他开始了滔滔不绝的讲述，一桩桩一件件，尘封在黑暗中的不堪被彻底翻出。最后他承认，“爸爸对你的‘爱’是错误的”，“希望你将来幸福”。其间，汤小甜不断拧着矿泉水瓶，来抑制心底咆哮的愤怒和痛苦。
她录下了全部的对话。五天后，汤小甜和刘畅带着证据，前往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报案。
做完笔录已是深夜。第二天在宾馆，刘畅终于听到了女儿与前夫的对话，录音听了还没一半，她起身大哭，用口罩不断擦去眼泪。“我怎么能接受呢？什么时候都是我替她摆平……”她说不下去。
这一刻，马可看到了一点点希望：“之前我和她聊起这些事，她总是找各种借口——她不敢去想。离门还差100米，她就止步了，她并不想打开门。”
代理律师陈云莹告诉新京报记者，2021年12月18日，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立案，随即对汤某涛发出刑事传唤通知。据知情人士透露，汤某涛承认了2009年至2014年对汤小甜的所有行为，但他坚称“这不是犯罪”。
“其实汤某涛对女儿的情感也很复杂，我相信也是有着父女之情的。但是，汤某涛在女儿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期间，利用前妻无法承担女儿学业、生活费用的现实困难，对女儿实施猥亵并发生性行为。汤小甜是在非自愿下被迫接受，此为‘利用其他手段，令妇女陷入不敢反抗、不能反抗境地’的典型胁迫方式。”律师万淼焱说。
“值得一切美好”
得知汤小甜报案，曾经被她视为父亲替代者的三叔给她打了一通电话。他告诉汤小甜，“亲情大于一切”“自己不想管这个事”“就算是他*了人，也会帮他请律师”。“所以您也不会帮我对吗？”汤小甜声音颤抖地问。“我怎么帮你？”三叔反问。
结束通话，汤小甜笑着对马可说，“你快给我力量”，但表情立刻垮了。她眼角耷拉下来，嘴巴下撇，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不停地问，“我做错了吗？”马可红着眼睛搂住汤小甜，轻轻拍了拍她的头。
2021年12月27日，汤某涛到案并被刑拘。汤小甜将消息告知二叔家的妹妹，但没有得到回复。意外到来的，是已经拉黑她的三叔发来的微信。一连20多条的语音和文字，要求汤小甜归还曾经接济她的费用，指责她不该“到处炫耀你老爹坐牢”、“到处说你被强奸”，说“最大的错误，就是你爹不该生你”。
在得知汤某涛被刑拘后，三叔与汤小甜的微信对话截图。受访者供图
汤小甜一开始没敢听，只是把语音转化成文字，直到2022年1月5日，在四川鼎尺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里，她第一次直接点击了这些浸透情绪的语音。汤小甜攥紧拳头，眼泪噼里啪啦掉下来。
“我们要给我们的女儿、妹妹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如果得不到答案，那就一直一直问下去！”二叔家妹妹曾在微信朋友圈为性侵受害者发声。对方早在2017年就知道姐姐身上发生的事情，但这一次，她告诉汤小甜：“这不意味着你是受害者。道理上我站你，但这跟我们其他人有什么关系？现在，这给我们每个人都带来了心理压力……”
在张小琼看来，汤小甜的心理修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性侵伤害中，最严重的就是来自家庭成员的侵害。至亲入狱后，一般会带来家庭关系的重新选择与站队导致的各种次生心灵伤害，形成复杂性创伤。受害者有时需要通过侵害人受到法律惩罚来平复内心的伤害及恢复对世界的信任，也需要得到亲人——最好是母亲的支持，同时，需要第三方社会救助系统地介入，为这类被伤害者的未来发展提供支持。被害人最好能接受专业的心理咨询，在专业指导下，修复与其他亲人关系间的裂痕。”
汤小甜让马可把三叔骂她的微信截图发给母亲，刘畅的第一反应是，“凭什么要还给他钱”，这令汤小甜肝肠寸断：“妈妈，你什么时候才会在乎我的尊严？”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接下来，刘畅请马可代为劝说女儿，接受由她来把这笔钱补上。汤小甜愕然，母亲要如何才能攒下5万块钱？但她最终决定，接受——这是母亲在用她最看重的方式进行道歉。
万淼焱见过太多受害人将性侵创伤视为一生不可逾越的障碍，认为自己终生走不出阴影，她毫不掩饰地表达对汤小甜的赞许：“特殊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让汤小甜接连不断地处于大大小小的创伤中。她的可贵之处，在于明白哀哭后必须要振作起来，负伤前行。汤小甜今天拥有普通人眼里成功的事业、丰厚的收入和美好的爱情，证明从创伤中站起来的女性，值得世间一切美好。”
对于汤小甜来说，这份认同给了她莫大的安慰。“我一直都知道我想要做什么，但是我没有得到过肯定，特别是来自长辈的支持。”
在搭乘前往埃塞俄比亚的飞机前，她们拥抱，告别。跨越5个时区，7000多公里的航程，一半是阴影，一半是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