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念康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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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从蒲汇塘另一头的徐家汇嫁到七宝镇的时候二十四岁，听信我父亲从诗歌杂志上学来的花言巧语，他也许还在大学的河边吟诵了几首真真假假的波德莱尔，以至于我母亲一度以为她理所应当的命运是踩上高跟鞋在巴黎左岸喝注入酒精的花神咖啡——“问此刻几时；风、浪、星辰、飞鸟，钟点来回答你”。从那年代的常识看，这比去莫斯科伴红菜汤啃黑面包要高雅一些，我教俄语的母亲要到四十八岁才第一次去俄罗斯，她讨厌那个国家好像在巴黎的俄国人讨厌那个国家。法语系的男人和俄语系的女人恋爱在校门内门当户对，七宝镇的男人与徐家汇的女人则是否有不可言说的天然屏障？我母亲没有做好与人结婚的准备，可能一辈子没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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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从非洲回来以后我们一家离开七宝，搬到这座城市斜对面的某栋学校宿舍里。母亲对法国梦的破灭发表了很多意见，我父亲带回来他说莫桑比克人用骨头做得风笛，后来我知道这是机场礼品店里最常见的玩意他把身上剩下的当地币全花在了上面足够在90年代初的上海花销一个月。不像在七宝镇，学校宿舍里没人知道我五岁前没见过父亲，也没人，可能包括我父亲在内，知道我母亲已经成为了七宝镇的艾玛·包法利，她对生活的幻想从未停止也仅剩幻想。很多年来我这样理解我的母亲，她无力分辨渴望的焦躁与满足的厌怠，于她两者是同一回事，因此她从未心安一日。我六岁她决定离开父亲，她穿着地摊上新买的劣质高跟鞋和在纺织厂上班的小姐妹偷偷给她做得真丝连衣裙，一只手拉着我，一只手提着个装满了脸盆毛巾蓝白色“饭米酸”碗的蛇皮袋，从宿舍门走出去的时候头也不回。我父亲站在窗口抽烟的样子我始终记得，他有形似波德莱尔的灵魂，生活上则不知像波德莱尔还是普通七宝腌肉扎肉粽子贩的儿子一样粗鄙邋遢。父亲不是坏人，只是某个时代的次要作品，形式抽象，追求精神孤绝如吗啡上瘾，恐怕从未在我或母亲身上找到符合诗意的韵脚。95年还是96年，他出过一本有关非洲的诗集。他唯一一本诗集。我在外白渡桥底下一家小书店见过一本。跟母亲走的时候我没有哭可能早有预料，究竟我对他和宿舍里的家始终陌生。那年他特地飞来伦敦给了我一张能在伦敦的中国银行兑现的支票，数额不算大但超过我的想象。对与我交谈他表现出适当的温吞拘谨与不行判断，他在海德公园一侧便宜的小旅馆住了十多天，从不主动提议见面，更喜欢一个人在街上走来走去。我父亲在我脑中始终是一个人，孤独地存在于生活的普通真相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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