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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
作为中国第一代流量明星,有李宇春的地方就有着应援灯牌与呐喊。对于某些行业前辈来说,这构成了一种破坏力。有人曾表示不愿与她同台,或者公开表达对她的轻视。
草根选秀出身某种程度上成了她的原罪。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曾将矛头指向湖南卫视,称「超级女声」低俗。「降温处理」确实发生了。她与其他几位超女参加北京奥运会主题曲的群星合唱,全部没有得到特写镜头。广州邀请她与林俊杰、莫文蔚等4人录制亚运会的主题曲,现场开幕时,却被临时决定不让她上台。参加公安部文艺晚会,她的节目被剪辑掉了。她的每张专辑都是年度销量名列前茅,但在2013年以前,她从未得到春晚邀请。
早年那种局面是选秀歌手们都要面对的,并不针对她一人。落在她个人身上的,是另外一个状况。
也许是她后知后觉,李宇春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互联网的恶意,是2008年。汶川地震次日她去献血,被人拍到,网上有人发现照片中扎针的位置不同,指称她造假炒作。
她一贯身体虚弱,献血是她瞒着母亲去的。按流程,要先在一支胳膊抽血化验,合格再换另一只胳膊进行捐血。她没想到事情会如此发展,确实很多人相信了。她本可以公开向媒体解释,但她决定遵守自己的内心选择,不辩护,也不再去看那些指责。
不说不看,却停不下来自己想。「这件事情是会让我对人性有怀疑的。」她掉进了一张网里,那些想法总会冒出来。有一天,她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也许她献出的血会流向一个骂她最狠的人的身上。她很惊讶自己会这样想问题,感到荒谬,又觉得有一种魔幻现实般的黑色幽默。
然后是那场席卷互联网的狂欢。从2009年开始,「信春哥,得永生」,「信春哥,不挂科」,到处涌现出这样的声音。后来回头看,人们会承认,不同于某些自我营销式标签,「春哥」是对女性的刻板偏见与侮辱。也许,伤人的不仅仅是一个词本身,而是伴随而生的那种欺凌文化。她的头像被PS,各种移花接木的恶搞图片流传于网络,甚至出现在乡镇「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海报里……
2009年7月内蒙古音乐节,场面失控了,台下的摇滚迷喊着「春哥」,向台上扔矿泉水瓶。有报道说她回到酒店就哭了,那是误传。她坚持在台上唱完3首歌,还一脚将一个矿泉水瓶踢了下去。「我当下的第一反应我自己还会吓了一跳。」她说。
「黑的最惨的时候吧,我也不会要求公司去删那些东西或者干吗,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反正那个人又不是我。」包括她本人,都曾以为自己是不在乎的。
后来她想清楚了,所谓的不在乎,是个假象。
「表面状态其实也没有太大影响,我觉得内心还是会受到很多的影响。」李宇春对《人物》说。那时她特别害怕和父母在一起时,突然有人冲上来对她喊那个词,「我会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应对。」为此,她刻意减少与父母相处的时间,经常自己待着。
她认定了,反击是无效的。「我仔细想了一下,还是因为我自己太清高了,我太倔强了。我觉得他们有问题,那我为什么要去跟他们去讲。」她认为时间可以去帮她洗刷掉这种攻击和伤害,她近乎盲目地相信这一点,虽然她不知道这之前需要熬多久。
再然后是那些层出不穷的假新闻:和煤老板结婚,自*,整容死亡。无数屏幕后面有着无数ID。「天天发律师函,删帖。」杨柳回忆。
所有伤害累加起来,构成因果。「我完全就是用了一个硬壳把自己给包裹起来,身边的人也走不近我,我也不愿意走近他们。」她说。也正是2009年,她完成了第一张创作专辑。她开始学习打鼓,那变成她的一种宣泄方式。她对众声喧哗的微博不感冒是必然的。她越来越让自己沉溺在封闭的世界里。那里只有音乐。
2009年结束时,天娱在一个酒吧开年会。杨柳记得那一幕,别人都在唱歌、喝酒,李宇春一个人坐在很远的角落里打鼓,「没有一个人敢去靠近她」。她就那样奋力敲打了几个小时。最后,鼓被打坏了,公司赔了钱。
随后的why me演唱会,李宇春插入一个自导自演的短片,将遭受的网络暴力以意象方式呈现——这完全是她自己的主意。片中她走过充满敌意的人群,脸被飞来的玻璃碎片划伤。随着她继续走着,伤痕不再可见。她翻唱了《流言》。唱着唱着,眼泪掉落下来,那是至今仅有的一次她当众哭泣。
李宇春演唱会现场 受访方供图
台下的春爸春妈哭了。他们这时才体会到女儿内心的压抑。他们理解到女儿对他们的隔离,恰恰是在保护。「那个时候我们才感受到了她当年那种孤独,那些网络暴力给她造成的伤害和影响。」春爸说。
她连心理医生都没有看过。后来,她将原因归于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长大。中学她住宿,父母每周三开车去给她送汤补身体。大些时,她感到不好意思了,就利用课间出来,坐在车上喝完再回教室。一次媒体采访问及父亲对她的影响,她没有长篇大论,给了一个简单到令人意外的回答是:「爱我妈妈。」
少时埋下的根基,父亲那封没有得到她回应的六七页纸的亲笔信,母亲关切的嗔怪,所有的一切都在发生作用,她后来想,这才是导致她没有滑向黑暗的原因。
破冰
杨柳感觉她必须做点什么了,李宇春太封闭了。她难以找到途径接近她。有个观念在李宇春脑中根深蒂固,她是个歌手,所以她和唱片公司太合麦田那边的人走得更近。杨柳向那边人打听,得知李宇春上开心网,「有一个加菲猫头像的是她」。
她一天到晚盯着那个加菲猫,发现她经常在半夜3点钟上去偷菜。她就在那时候逮住她,和她说话。她也偷加菲猫的菜。「你必须要接近她,所以你就只能够看有什么机会能够跟她建立一个交流。」下次见面,话题有了,「哎呦,昨天你偷了我的菜。」
当时,陈可辛导演的电影《十月围城》希望李宇春参演,杨柳加入到游说工作中。持续几个月,隔几天就给她发长篇大论的短信,多半是不回信息的。每次被挡回来,她就会对自己说,要不再坚持一下。她推着她往前走。春春,导演来了,见个面吧,要不不礼貌。春春,要不先看看剧本吧,演不演再说。
让李宇春成为演员,并不是杨柳计划的一部分,主要是想帮助李宇春打开自己。音乐就像一个避难所,她长期躲在里面,不和外界交流。而剧组就是一个流动的小社会,她要与其他明星打交道,与导演打交道,与服装、道具、造型师打交道……
李宇春最终答应了,那是她的第一部电影。「她能感受到大家的真诚。看到导演和剧组那么执着地找她,她其实也有点不好意思。」杨柳说。
其实李宇春心里也有另外一种打算。她想着,若是演砸了,就再也不会有导演来找了。那时她内心很烦杨柳,见面就吵架。
事后看来,建立认可的过程非常漫长。一个关键节点可能是拍最后一场戏时,杨柳在睡梦中被李宇春的电话吵醒。时间是凌晨3点。她想一定是十万火急之事,因为以前李宇春从不会主动联系她。电话那头说:「你骗我,不是不摘帽子吗?」
进组时,李宇春的角色造型是梳着长长的辫子,戴着一顶棉帽子。她不适应角色的长辫子,与杨柳约法三章,任何时候帽子在头上都不能动,眼下正在拍爆破戏,帽子被导演要求摘掉。
为什么对戴帽子这么坚持?她将其归于一种奇怪的安全感,好像帽子在,就在电影这个陌生的冒险岛上,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但她无法自己与剧组沟通,「我完全是自闭儿童,我都不跟别人讲话的。」
杨柳赶紧找导演身边的人。「真的不能摘帽子。摘了帽子,建立的信任就毁了。」导演很为难,剧情是尸横遍野,旁边人胳膊都没了,怎么能有一个帽子戴在头上不被炸飞呢?
杨柳保住了那顶帽子。电影里那是个不合理的镜头,帽子安安稳稳地戴在死去的角色头上。为了保护她的安全感,导演妥协了。后来,剧组的造型师还开玩笑地送了李宇春一个戴着帽子的玩偶,「你的帽子永远别摘」。
2013年李宇春去演赖声川导演的话剧《如梦之梦》,是又一个大跨步。听说赖声川导演有一部非常重要的戏剧在筹备,杨柳决定先不问李宇春的意见,自己去联系赖声川的剧组。她相信话剧表演能够继续打开李宇春的自我封闭。起初,李宇春和赖声川都对这个事保持怀疑,结果见面只聊了半个小时,两个人就都改变了态度。这可能有一种奇妙的机缘,赖声川喜欢李宇春的纯真、干净,而李宇春看的第一部话剧就是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他们很投缘。
「她如果遇见好的老师,会成长得很快。」杨柳说,「我觉得赖老师是那个能够帮助她丰盛和变得更开阔的人。」
话剧在那一年成了李宇春的主线。与拍电影不同,她与话剧演员们朝夕相处。每天去排练,下午两点到晚上十一二点,连续一个多月,然后是5个月的巡演。她主动放弃了明星待遇。那是学生时代之后她再也没有过的体验,坐着大巴往返,所有人一起吃盒饭。
话剧《如梦之梦》剧照 受访方供图
最初和大家相处时,她是扮演一个观察者,看着大家吃东西、聊天、踢毽子,后来,她也加入了踢毽子。有的演员买了麻辣烫,喊她一起吃。她感动了许久。「当时为什么特别想哭呢?」她对杨柳说。
演出谢幕,给她的呼喊声总是全场最大的。她为此惶恐,她只是个配角。她问赖声川,该怎么解决这个难题。「你一点都不应该困扰,你带了多少年轻的观众走进话剧。」赖声川回答她。她有所释然。
另一边,杨柳需要顶住压力。「公司那边不好交待。」商演都停了,一场话剧的酬劳是5000元。
她依然是个敏感的人。有一次,搭对手戏的演员对李宇春说,他所在的小剧场要有演出,邀请她来看。她很开心地答应了。但那人马上说:「还是不要了,那个地方人太多了,你很不方便,你要不是李宇春就好了。」
如果对话在这里停止,对她情绪也不构成影响。那个演员又喃喃地说了一句,「不对,应该说你要是李宇春就好了。」她感觉就像被「猛*一刀。」
「你是一个躯壳,你是个符号。」她在这话里体会到另外的意思,「你现在活着的这个人不是真正的李宇春。」
解锁
开拓疆域是在那一年前后启动的。她觉得她离生活太远了,她要寻找工作之外的爱好。于是,她自己装修房子,学着做菜。腿受伤后,行动不便,她捡起了多年没碰的吉他。每解锁一个新技能,她就离过去那个封闭的人更远了一点。
她研究起摄影,上网自学。她计划拍一组肖像,人选是朴树、周迅、张亚东。同签过太合麦田,李宇春与朴树都是内向的人。拍他那次,朴树正处于闭关阶段,她去他家里。半天下来,两人都不怎么说话,就是坐在房间里一首一首地听歌。
她对艺术产生了兴趣。不只是对纯粹的美的欣赏,她在里面看到了旺盛的生命力,看到奔涌鲜活的感受。她认为那正是她所缺少的。她需要一种新的刺激。
艺术顾问邓理承认他刚认识李宇春是带着偏见的,觉得她不过是想「贴标签」,但接触下来有了很大改观。他感觉她确实大量看展,有自己对艺术的审美。
去威尼斯双年展时,她被关小的影像作品《大卫》吸引。「每个人都去看大卫,有的时候远,有的时候近,有的时候他被印在T恤上面,有的时候被印在什么卡片,我们每个人都在消费他,吃掉他,有的时候我们破坏他,然后又仰望他,然而我们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却不知道他是谁,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大卫是谁。」后来接受许知远采访时,她说。
坐在那个小小的展厅里,她独自把那个视频看了3遍,又静静地想了一会儿。她想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网络暴力。「那种平庸之恶,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李宇春是谁,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她好像跳脱了出来,俯视过往。
艺术也反哺了她的音乐。最新一张专辑《哇》的音乐监制陈伟伦回忆,专辑最后一首歌李宇春写出来以后,始终没想好名字。希罗尼穆斯 · 博斯的画作叫《人间乐园》,李宇春和陈伟伦有一次聊起了这幅天堂、地狱、人间的三联画作,「也许,叫《人间乐园》是最适合的。」
2018年她决定发起艺术公共项目展《流行之菜市场》。邓理知道,这是个有风险的举动,艺术圈一定会有质疑的声音。和李宇春聊,她很坦然。她不认为持古典主义艺术观的那些人错了,她只是与他们扮演着不同角色。她就要从外界打破圈层。
她非常投入,光是和邓理的会就开了至少十几次,每次四五个小时。他叫她「会长」。
李宇春《流行之菜市场》项目展现场图 受访方供图
在这个过程中,邓理明白了她参与艺术的更深层动机。通过更平静的语言、更具象的物质,她多了一层抒发方式。「她内心有很多很热烈、很激烈的部分,她是想要通过艺术去表达内心。」
他们一起去看路易斯 · 布尔乔亚的展。李宇春很喜欢一个作品,两个螺旋状的人紧紧拥抱在一起。邓理觉得李宇春有点符合那个作品的意象,「外部的看法和她对自己的看法纠结在一块儿。」布尔乔亚有抑郁症,但没有因为抑郁症而伤害到自己,艺术变成她的纾解之道。邓理想,李宇春与她有些类似,「艺术是有一层这样的功效的,你很多愤怒是会被化解掉的。我觉得她越来越懂得疗伤了。她那一层壳越来越软了,因为她自己懂得了怎么处理伤口。」
这几年,变化确实在李宇春身上发生了。她更松弛了,能够重新看待当年围绕她的种种讨论。「比如说关于草根的问题,关于传统审美的一些东西。其实我觉得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她说。
看着那些新时代的流量小生,迅速得到主流的推崇与业界前辈的呵护,她感慨时代变了,他们是幸运的,无需走她曾走过的路。但是同时她又觉得,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反而又少了一些反叛精神,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在呵护着他们,他们也同时在被这些东西所绑架着,没有办法去做到真正的引领和输出自己的价值。不断崛起的新的偶像,分享着新闻头条,可能也分走了她身上的压力与注意力。她觉得这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问题,对她而言,比较自在的一点是,会有空间去创造一些东西,「我觉得之所以没有事情做,是因为你并没有创造,不能怪别人。」
那场网络狂欢已经远去了,但时不时,还是会有流言出现。去年她在戛纳,穿着晚礼服参加品牌方的活动,旁边站着位西装革履的老头给她当保镖。网上开始传,李宇春和老头结婚了。春爸春妈都急了,她被逗乐了,完全不在乎。
与父母的关系,重新亲密起来。她经常给他们打视频电话,做了菜会拍图片发给他们看,去年还带着一家人去了非洲。她介绍父母给《人物》采访,这在以前是绝无可能的事。采访结束,她给父亲发了个红包,「老李,这是打给你的出场费。」打开一看,一块钱。
曾经的她尽量避免和别人吃饭,怕因为自己不自在而引起别人的不自在。2012年拍《龙门飞甲》,演员们轮流坐庄请客吃饭,轮到她时,她迈出了这一步,但招呼大家时,还是拘谨得不行。现在她变得更愿意聊天了。和一个外国朋友见面,用英语一聊就是4个小时,语法都顾不上。她惊讶自己怎么能一口气说了那么多话。
接回故事的开头,她最终说服团队,参与到《我就是演员》。「我上一次去所谓的参赛是15年前,我再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了。为什么15年之后要去比赛呢?」不是为了展示演技,真正的挑战是,大众眼中作为符号存在,但不是作为鲜活生命存在的自己。她将其视为一种行为艺术,「是不是除了音乐,还有其他的艺术载体可以表达你想表达的东西,表演是否是其中一种呢?你在不同的角色里面,你把自己藏进她的身体里面,你跟随着她的情绪,你说出了她想说的话。其实,那些喜悦也是你的,那些悲伤也是你的,那些话也是你想说的。」这是十几年来第一次,她想展现自己的喜怒哀乐。
她成为了整个节目里的惊喜,作为非专业演员,总体而言她的演技收获了肯定。她演了五幕戏,每个角色身上都能找到曾经的影子,比如孤独,比如舆论伤害。她选择角色,角色也选择她。她期待对内心的挖掘能够更深一些。
人际交往中,她依然是被动、内向的人。但你依然可以很容易地感受到她的冷幽默。吃饭时若是有人谈起工作,她会抛出口头禅:「雷公不打吃饭人。」参加《我就是演员》时,导演吴彤给了她一个雪糕,下次见面,她就管他叫「雪糕男孩」。
只是某些时刻,以为已经摆脱的感受会在内心深处唤醒她。几年前在台北夜市,突然一种失控感降临,她一直往前走,不敢停步,害怕别人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但并没有人认出她。「我其实是对人群有恐惧的。你觉得这个东西并没有对你造成伤害,但突然某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让你自己意识到,原来我是受过伤害的。」
但没有别的选择了。李宇春深知这一点。
没有变过的,只有她对音乐的爱。她始终专注认真,印在专辑上的歌词,一个整句的空格和断行,都要符合唱的节奏。她亲自参与设计演唱会的每一个环节。在她看来,那是一套完整流程,所以不设返场,「设计完了,就是演完了」。《人间乐园》先后录了19个demo,不断修改。全部都录完了,在去意大利的飞机上,她听到有婴儿哭,得到了启示,决定在那首歌的结尾处再加一段八音盒配乐,为沉重的乐章添加一些希望。
去年她父亲找杨柳谈到让她退出演艺圈的那个晚上,李宇春加入讨论。
「爸爸,我达到今天这一步,其实是无数次的跌倒,整个团队磨合、试错。我常常会觉得我都做不到,真的太难了,所以怎么可以就这样放弃?你太轻率地就讲出这句话了。你还得往前走。」她说。
过往在,人群在。她也会一直在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