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中科院院士姚檀栋与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徐柏青、邬光剑等在拉萨冰芯库测量分析峰顶样品。
“5月16日，我们已经克服重重困难，上到6500米打钻的位置。在做打钻准备工作的时候，大风袭来，一把掀掉了帐篷。”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邬光剑说，珠峰考察他参与过很多次，这是他第二次上到6500米，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景。
来之不易的准备工作毁于一旦，有的队友掉下了眼泪。平复心情后，经过商议，队员们决定撤退。他们挖了一个雪坑，把帐篷埋起来，然后一步一步撤下来。5月17日，他们重新携带帐篷再攀上去，重新做准备。
徐柏青打冰芯的时候还发现，这里冰川底部的温度比冰川表面的温度低，底部的冰温达到零下8摄氏度，但是上部温度是零下5—4摄氏度。
“我们发现全球变暖对冰川内部的热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出现了一种倒置型的冰温结构，底部的冰温很低，越往上冰温越高，整个冰川上部温度普遍升高。”徐柏青说，通过大量的冰川测量发现，冷冰川开始变成温冰川，大概也就是最近20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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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之巅，新时代科考人担当艰巨光荣的使命
科考队登顶小组在珠峰峰顶采集的冰雪样品、在海拔7028米采集的冰雪样品和在6500米采集的冰雪样品，成为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冰芯库和冰雪库新的镇库之宝。科研人员正在分析这些样品里面记录的环境变化信息，看看珠峰地区的冰川处于什么状态，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重新评估珠峰地区的环境保护。
科考队员正在用高精度雷达测量珠峰顶部的冰雪厚度。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青藏高原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将来又会沿着怎样的趋势演变，是全球极地科学研究前沿，也是姚檀栋近40年来孜孜以求的科学目标。
20世纪80年代，姚檀栋读博士期间，他的导师、我国现代冰川科学的开拓者施雅风先生曾对他说，“冰川事业是一项豪迈的事业，是勇敢者的事业。”
“这句话，是对我们所有青藏高原科考人的一种鼓励，我们把青藏高原科考当做豪迈的事业来干。”姚檀栋说。
这项豪迈的事业，成就了伟大的青藏科学精神。
1973年，我国第一次青藏科考大幕拉开，由著名地理学家、土地资源学家孙鸿烈主持。在基础条件差、物资匮乏的年代，400多人毅然投身科考事业，啃压缩饼干，喝水壶里已经凉掉的水，就是一顿午饭，无数次前方无路，无数次下河推车……4年时间，从喜马拉雅山脉到藏北无人区，从横断山脉到阿里高原，科考队员几乎用脚步丈量了青藏高原全境。
这支特别能吃苦的青藏科考国家队，开拓了青藏高原的科学大发现，也为尔后的青藏高原研究打下坚实基础。这种基础不仅是科研工作本身，还包括工作方式和精神面貌。
这种宝贵的精神财富代代相传。
近40年来，姚檀栋带领科考队员先后成功在祁连山敦德、达索普、古里雅、普若岗日、慕士塔格、珠峰东绒布冰川等世界高海拔地区钻取冰芯。我国青藏高原研究吸引了上百名国内外顶尖的科学家加入进来，共同研讨这项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课题。
科考队员在珠峰东绒布冰川。
“你见过凌晨4点的珠峰吗？我见过。”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杨威这次上到了海拔7000米。尽管2005年上希夏邦马峰也到过海拔7000米，但这是他与珠峰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队员们从海拔5200米的珠峰科考大本营出发，到海拔5800米的营地住下，这一段路驾轻就熟，走得快，只用了6个小时。第二天再用差不多时间，走到海拔6500米的营地住下。夜里，营地帐篷内外温度基本一致，零下十几摄氏度的样子。在帐篷里待着手是伸不出来的，冻手。钻进睡袋里能暖和一点，勉强睡一会。
这些是冰川野外的常规操作。上到这个高度最难过的是高原反应导致的后半夜头疼，2点多醒了就再也睡不着。
在东绒布冰川海拔6350米以上区域，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康世昌团队，首次对珠峰东绒布冰川做了全面高分辨率“体检”，获得了14.68平方公里高精度测量数据，用于构建珠峰冰川高精度数字三维模型。
第11次来到珠峰科考的康世昌，一边工作，一边通过视频号分享冰川上的见闻和科普小知识。很多人在小视频里第一次看到了珠峰高海拔的冰川长啥样。
最高的自动气象站，最高的浮空艇观测……在青藏科学精神感召下，新时代的青藏科考人不断刷新“自己的高度”。
青藏高原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战略资源储备基地，认识它、研究它、保护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科学家一步一个脚印，一直在做的事。
尽管新时代的青藏科考有一系列新科技装备加持，但高原反应、极端的野外环境、种种危险等客观困难是必须靠人来克服的，而进入冰川、湖泊、森林开展考察工作，人力始终是不可替代的。
“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这是第二次青藏科考启动之时，**对全体科考队员的嘱托。
这也是新时代青藏科考人的科学使命。
记者手记
致敬，勇敢的青藏科考人
杨雪
接触青藏科考，是从采访姚檀栋院士开始的。2015年全国两会，利用会间休息，姚檀栋为我科普了冰川和冰芯研究，以及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做青藏高原研究的意义。之后，我被这项勇敢者的事业深深吸引，也由此走进了青藏科考这个大团队。
2017年7月，我随姚檀栋带领的科考小分队前往阿里地区考察冰崩灾害，全程体验了科考队员的艰苦。在海拔5000米之上，路途颠簸、天气恶劣、高原反应、风餐露宿、爬冰卧雪这些不过是野外科考的标配。雨水冲断了沙土路，形成一条十几米宽的“河”拦在我们面前，越野车只能硬着头皮蹚水过河。在野外，免不了遭遇各种各样的突发状况，甚至是生死考验。
即便面临生死考验，还是能圆满完成任务。听姚檀栋讲述，他们曾在古老的古里雅冰川上地毯式搜索合适的打冰芯位置。皑皑白雪掩盖着巨大的冰裂隙，如果不慎掉落，性命难保。队员们在腰间系上绳索防掉落，几次遭遇12级大风，在这种极端工作条件下，钻取了全长308.45米的冰芯，这是地球上除南北极外钻取的最长冰芯。这次野外任务也创造了在世界高海拔地区一次钻取冰芯数量最多的纪录。
这些年，我先后采访过几十位青藏科考人，不论是今已90岁高龄、德高望重的大科学家孙鸿烈院士，还是深耕某一研究领域多年的资深专家徐柏青等，抑或是活跃在科研一线的青年骨干杨威等，所有人身上，都有一种相通的气质：乐观、豁达、不畏难、不惧险。他们对青藏高原是真的敬畏，对所做的科学研究是真的热爱。他们倾情投身这项勇敢者的事业，走路带风，眼里有光。
脚踏实地，勇于探索，协力攻坚，勇攀高峰。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雪，由我国老一辈科学家开创的青藏科学精神，在这片广袤的科研热土上，一代一代薪火相传。谨在此，向所有勇敢的青藏科考人致敬！
文中图片除标注外均由受访者供图
来源：科技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