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长城上。沙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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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里挎个黑匣子，他为军民留影子，军民看了照片子，齐心抗日打鬼子。”这首曾经传唱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民谣，生动记录了抗战时期摄影记者工作的情形。
这支摄影队伍泼洒青春和理想，以镜头为刀枪，用生命换真相，将自身融汇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拯救民族危亡的洪流中，在血与火中定格下一幅幅最鲜活、最清晰、最震撼的历史画面。
日寇烧*潘家峪。雷烨摄
从无到有，从个体到群体
晋察冀的摄影事业，是伴随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壮大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1937年10月，太原“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沙飞拍摄了八路军在平型关一带活动的照片，并奔赴五台山，要求参加八路军。沙飞到五台山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几次会见他，鼓励他发挥摄影的“武器”作用，并将战场上缴获的一台德国魏尔脱照相机交他使用，任命他为部队的专职摄影记者。
这样，沙飞就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是人民军队的第一位专业摄影记者。他开创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新闻摄影工作，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开创了我党我军摄影史上多个“第一”：我党领导的第一个新闻摄影机构的第一任组织者、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新闻画报、第一个提出了“摄影武器论”。
为更好开展晋察冀的摄影工作，沙飞向聂荣臻提出增加摄影干部的请求。聂荣臻很快批准，并亲自物色摄影人才。1938年冬，罗光达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被中共中央北方局分配到军区司令部担任新闻摄影记者。1939年，晋察冀专职摄影工作者增加到四五人。
在摄影队伍扩大的同时，摄影组织也逐渐健全，摄影的作用得以进一步发挥。
1939年2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成立新闻摄影科，这是抗战时期最早建立的3个正式摄影组织之一。新闻摄影科最初只有3个人，即科长沙飞、记者罗光达、暗房人员刘沛江。1940年12月，冀中军区摄影科成立，石少华任科长。之后，冀中军区所辖5个分区，先后都建立起摄影组，整个地区的摄影工作非常活跃。不久，晋察冀各军分区先后建立了摄影组织，形成了一个新闻摄影网。
1942年5月1日，晋察冀画报社在河北平山碾盘沟村正式成立，共120余人，沙飞任主任，罗光达、石少华先后任副主任，赵烈任指导员。社部以下设编辑科、摄影科、材料供应科、秘书室、印刷厂，其中摄影科规模最大，有30多人，裴植、赵启贤先后任科长，老摄影家郑景康任副科长，成员有摄影记者高粮、谷芬、白连生、袁克忠、梁明双和摄影干事顾棣、杨森、红枫，暗室负责人刘克己及技术人员七八人。
这些组织以正规的“官方”身份出现，有严密的组织关系，通过正式会议及文件制定规则、发布命令，成员按组织规划统一分配任务，拍摄题材及采摄区域得以合理分布，团队体系得以迅速健全并持续发展。
除编辑出版画报外，晋察冀画报社还组织领导整个军区的新闻摄影工作，实际上形成了晋察冀摄影活动的中心。以《晋察冀画报》为平台，晋察冀的摄影活动蓬勃发展，摄影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从1937年晋察冀军区成立至1945年抗战胜利，骨干摄影人员有40余人，记录在册的摄影师有160多名。晋察冀的摄影事业，战斗里诞生，战斗里成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仅有一个从岭南投奔太行山的热血青年，发展成为一支钢铁般的专业摄影队伍。
晋察冀摄影工作在各根据地中开展得最为活跃，这与聂荣臻等晋察冀党政军领导的竭力扶持分不开。我党我军对摄影工作高度重视，从一开始就把摄影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给予大力支持。聂荣臻亲自批示成立新闻摄影科，观看摄影展览，派专人往延安送新闻照片，支持筹办《晋察冀画报》，召开会议研究制定画报编辑方针，为画报题词、审稿，先后给晋察冀画报社拨了近百两黄金，用于购买摄影器材。
扩大摄影队伍，建立摄影组织，关心摄影记者成长，可以说，晋察冀的摄影事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培育关怀下成长起来的。
将军与幼女。沙飞摄
以镜头为刀枪，用相机定格历史
天高水阔，芦苇摇曳，游击健儿或驾驶着数十条木船破浪前行，或在冰面上练兵，或坐在荷叶间的小舟上开会……这些《白洋淀上的雁翎队》组照中的历史瞬间，作为反映晋察冀敌后人民英勇抗日的著名代表作，经常现身各大展览，见于各种影集、画册，它们的拍摄者石少华“六进六出白洋淀”的故事更是摄影史上的美谈。
抗战时期，在碧波荡漾的白洋淀活跃着一支神出鬼没的水上奇兵雁翎队。当石少华1942年第一次到白洋淀见到这支骁勇的水上游击队时，精神为之一振。之后他六进六出白洋淀，坚持与雁翎队队员们同吃、同住、同战斗，拍下了大量雁翎队队员战斗、生活的珍贵照片，真实记录了这支水上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过程。
为定格人民革命战争的另一个伟大创造“地道战”，石少华多次参加地道战惊心动魄的战斗。敌人的残酷扫荡，群众的舍命掩护，给石少华极大的感情冲击。为用照片生动地反映出来，他深入地道，了解地道结构，琢磨在没有自然光且狭窄的地道里，如何构图和用光，拍摄完成了《飞檐走壁》《地下运兵》《地道战中的杜伦上尉》《出奇制胜》等经典照片。一个个饱含激情的瞬间，每一幅都铭刻着一段历史，隐藏着一个故事。
摄影师们不仅在弹雨呼啸中抢拍最真实的镜头，多角度记录晋察冀军民奋起抗日、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也用相机记录下日寇的滔天罪行。
坍塌的大片民房，一堆堆烧成焦炭的尸体，身首异处的孩童，仍在蹿动的火苗……这些场景来自一组照片《惨绝人寰，日寇烧*潘家峪》，它们的拍摄者就是晋察冀著名摄影记者雷烨。
冀东大暴动失败之后，日寇集中优势兵力对冀东群众施行野蛮的镇压与屠*。1939年9月，雷烨主动要求随军挺进环境极端险恶的冀东抗日最前线。几年间，雷烨随军转战长城内外，拍摄了上百张优秀的战地摄影作品。
1941年1月25日，农历腊月廿八，潘家峪村老百姓正忙忙碌碌地准备过年，驻丰润的日军顾问佐佐木二郎指挥日伪军将潘家峪层层包围，疯狂屠*无辜群众1230人，烧毁房屋1300多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峪惨案。
惨案发生的第二天，雷烨就随同八路军冀东办事处主任丁振军等来到了潘家峪。在惨案现场，目睹那一处处断壁残垣，一个个被烧*致死的同胞的惨状，雷烨被深深震撼、激怒了。他流着泪，一次次按下快门。《惨绝人寰，日寇烧*潘家峪》这组照片发表于1943年5月第三期《晋察冀画报》，向全世界揭露和控诉了日本法西斯丧失人性的残暴罪行。雷烨作为“冀东潘家峪惨案”报道的第一人，也是唯一亲临现场的摄影记者，他拍摄的这组照片为日后清算日寇罪行留下了无可辩驳的铁证。
为了解决器材装备问题，摄影工作者付出了鲜血与生命的代价。敌人把摄影器材当作军用物资严加封锁，胶卷上都打着“防谍”字样。1943年春，冀中第10分区摄影干事韩金正到保定附近，通过地下关系设法进城买胶卷，不幸壮烈牺牲。1945年7月，晋察冀画报社派王友和去接应由平津运回来的摄影器材和印刷物资，因汉奸告密，王友和落入宪兵之手，受尽折磨摧残。
从太行山区到冀中平原，从内陆腹地到渤海之滨，从根据地腹心到偏远的游击区、敌占区甚至敌人制造的“无人区”，到处都有摄影工作者的身影和足迹。他们将摄影作为一种新的斗争武器，记录时代，记录人民。
白洋淀上的雁翎队。石少华摄
红色摄影，影响延续至今
晋察冀摄影家们不仅留下了一批优秀摄影作品，培养了一支庞大的专业队伍，而且在摄影理论建设、作品印制出版、照片冲洗放大、成果整理保存等各个方面都有建树，为新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进步、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940年开始，沙飞、石少华等人以开办摄影训练队的办法大量培训人员。晋察冀军区和冀中军区先后开办了9期不同形式的摄影训练队，课程设置除新闻摄影、暗室技术外，还另设政治学习、文艺理论、美术等辅助课程，毕业学员达200余人。这些摄影新生力量经过实际磨炼和血与火的考验，逐步成长为中国革命战争摄影事业的中坚力量，更有一批优秀者后来发展成为全国全军著名摄影家、摄影理论家、电影编导、摄影编辑、摄影组织*。
在自身摄影事业发展壮大之时，晋察冀根据地也承担了支援兄弟部队开展新闻摄影工作的责任。1944年6月，晋察冀画报社副社长罗光达带领一批技术骨干和器材，到冀东根据地创建晋察冀画报分社；1946年2月，摄影科长裴植，摄影记者袁克忠，技工曲志全、孔宪芳等4人，到晋冀鲁豫军区帮助创建《人民画报》；1946年4月应山东军区要求，摄影科副科长郑景康、编辑罗程增、摄影记者孟振江支援《山东画报》；1947年帮助冀中军区创办《冀中画报》。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继续战斗在摄影一线。1951年，郝建国以随军记者身份奔赴抗美援朝前线，拍摄了《积极防御主动出击》《向火线上运送弹药》《朝鲜人民运送军用物资》《地下长城》《守卫开城》等作品，记录了中朝军民迎战强敌的英姿雄风。李棫曾先后在《人民日报》《河北日报》等担任摄影记者。
沙飞和罗光达、石少华等人，在长期摄影实践和摄影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通过集体讨论、口头交流、写成文章等方法，梳理、总结摄影工作的感受、体会、认识，传授摄影技巧，丰富充实摄影理论建设的内容。
1945年，石少华出版了《新闻摄影收集材料方法的研究》，这是中国摄影史上的第一篇集中探索战争年代新闻摄影的文章。此外，《谈新闻摄影》《摄影记者的工作》等论文，专著《摄影理论与实践》等，也在中国摄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罗光达在1945年出版了《新闻摄影常识》一书，对摄影的特性、规律、任务等进行了系统科学的分析。他们的摄影作品和理论著作，成为各抗日根据地开办摄影培训班的基本教材，对我党的摄影事业起到了示范与指导作用，也为新闻摄影理论的研究积累了宝贵的财富。
为总结交流摄影工作经验，提供业务学习资料和发表文章的阵地，晋察冀根据地出版了不少业务刊物，如冀中1941年创办了《摄影网》，晋察冀画报社1947年创办了《摄影网通讯》。
晋察冀的摄影师们在保存整理资料方面也做了有益尝试，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从建立摄影科的那天起，沙飞和罗光达就开始着手整理底片资料，筹办画报时，开始设专人兼管整理保管底片资料，后又规定底片要全部送交军区由晋察冀画报社统一保管、统一使用。1946年正式成立了资料组，设置6人编制，逐步建立了选稿退稿、分类编号、选取使用底片等一系列比较严格的工作制度和科学工作方法。
他们保留下来的4万余张珍贵摄影原版底片，真实记录了以晋察冀为代表的华北军民投身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这是用相机写下的一部完整的革命史，也是一部内容丰富的革命摄影史，激励着新时代的摄影家继承前辈的事业，为时代和人民放歌，以镜头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王利慧、杨宁）
《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封面。封面照片为沙飞拍摄的《塞上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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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画报》的传播渠道
在被敌人分割与多重封锁的根据地，《晋察冀画报》通过多种传播渠道，把摄影师们的作品分发到各地。
首先就是依靠正规化、制度化的发行系统。1939年3月，中共中央曾发出通知：从中央起至县委，一律设立发行部；发行部在必要时可成立发行委员会；各级党委应动员一批有发行工作经验的同志负责发行工作；发行部应与党领导下的各种交通机关的负责同志取得密切联系。晋察冀的正规化发行系统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晋察冀日报》的发行科，一个是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及其发行系统。
其次，积极应对“围剿”“扫荡”这种战时特殊情况，采取有效的传播策略。1942年日军的“五一大扫荡”对冀中、冀热察区的新闻、出版、发行工作造成了严重破坏。北方分局决定，书报发行工作以北岳区为主，划归北岳区党委领导。1942年4月1日，新华书店北岳支店成立。书报由北岳书店用牲口驮运出来，分卷包装后送到边区政府交通总站，再分送到各个地区。除了平时的交通站、线，还有战时的副站、副线。平时的交通站，设在靠近大道的村镇，交通方便，发行速度快。战时就选择一批群众条件好、敌人活动力较弱的山沟小村作为副站。战争到来时，如果第一个站被敌人破坏了，就送到第二个或第三个站上去。同时依靠广大群众、游击队员、民兵游击小组帮助送报。
再有，就是通过党建立的内部、地下交通以及城市工作部等传播渠道和工作机构来进行发行。这样，《晋察冀画报》不仅在边区发行，还进入平、津、沪、保、石等敌占城市。
《晋察冀画报》自创刊起，就在战地广泛传阅。在游击区，武工队经常携带《晋察冀画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在沦陷区，由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在工人、学生中秘密组织传阅，起到了极大的宣传和鼓舞作用。（文/王利慧 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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