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上奇兵大结局,水上奇兵特种兵

首页 > 经验 > 作者:YD1662022-11-14 03:33:33

水上奇兵大结局,水上奇兵特种兵(1)

在古长城上。沙飞摄

【阅读提示】

“腰里挎个黑匣子,他为军民留影子,军民看了照片子,齐心抗日打鬼子。”这首曾经传唱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民谣,生动记录了抗战时期摄影记者工作的情形。

这支摄影队伍泼洒青春和理想,以镜头为刀枪,用生命换真相,将自身融汇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拯救民族危亡的洪流中,在血与火中定格下一幅幅最鲜活、最清晰、最震撼的历史画面。

水上奇兵大结局,水上奇兵特种兵(2)

日寇烧*潘家峪。雷烨摄

从无到有,从个体到群体

晋察冀的摄影事业,是伴随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壮大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1937年10月,太原“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沙飞拍摄了八路军在平型关一带活动的照片,并奔赴五台山,要求参加八路军。沙飞到五台山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几次会见他,鼓励他发挥摄影的“武器”作用,并将战场上缴获的一台德国魏尔脱照相机交他使用,任命他为部队的专职摄影记者。

这样,沙飞就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是人民军队的第一位专业摄影记者。他开创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新闻摄影工作,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开创了我党我军摄影史上多个“第一”:我党领导的第一个新闻摄影机构的第一任组织者、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新闻画报、第一个提出了“摄影武器论”。

为更好开展晋察冀的摄影工作,沙飞向聂荣臻提出增加摄影干部的请求。聂荣臻很快批准,并亲自物色摄影人才。1938年冬,罗光达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被中共中央北方局分配到军区司令部担任新闻摄影记者。1939年,晋察冀专职摄影工作者增加到四五人。

在摄影队伍扩大的同时,摄影组织也逐渐健全,摄影的作用得以进一步发挥。

1939年2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成立新闻摄影科,这是抗战时期最早建立的3个正式摄影组织之一。新闻摄影科最初只有3个人,即科长沙飞、记者罗光达、暗房人员刘沛江。1940年12月,冀中军区摄影科成立,石少华任科长。之后,冀中军区所辖5个分区,先后都建立起摄影组,整个地区的摄影工作非常活跃。不久,晋察冀各军分区先后建立了摄影组织,形成了一个新闻摄影网。

1942年5月1日,晋察冀画报社在河北平山碾盘沟村正式成立,共120余人,沙飞任主任,罗光达、石少华先后任副主任,赵烈任指导员。社部以下设编辑科、摄影科、材料供应科、秘书室、印刷厂,其中摄影科规模最大,有30多人,裴植、赵启贤先后任科长,老摄影家郑景康任副科长,成员有摄影记者高粮、谷芬、白连生、袁克忠、梁明双和摄影干事顾棣、杨森、红枫,暗室负责人刘克己及技术人员七八人。

这些组织以正规的“官方”身份出现,有严密的组织关系,通过正式会议及文件制定规则、发布命令,成员按组织规划统一分配任务,拍摄题材及采摄区域得以合理分布,团队体系得以迅速健全并持续发展。

除编辑出版画报外,晋察冀画报社还组织领导整个军区的新闻摄影工作,实际上形成了晋察冀摄影活动的中心。以《晋察冀画报》为平台,晋察冀的摄影活动蓬勃发展,摄影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从1937年晋察冀军区成立至1945年抗战胜利,骨干摄影人员有40余人,记录在册的摄影师有160多名。晋察冀的摄影事业,战斗里诞生,战斗里成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仅有一个从岭南投奔太行山的热血青年,发展成为一支钢铁般的专业摄影队伍。

晋察冀摄影工作在各根据地中开展得最为活跃,这与聂荣臻等晋察冀党政军领导的竭力扶持分不开。我党我军对摄影工作高度重视,从一开始就把摄影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给予大力支持。聂荣臻亲自批示成立新闻摄影科,观看摄影展览,派专人往延安送新闻照片,支持筹办《晋察冀画报》,召开会议研究制定画报编辑方针,为画报题词、审稿,先后给晋察冀画报社拨了近百两黄金,用于购买摄影器材。

扩大摄影队伍,建立摄影组织,关心摄影记者成长,可以说,晋察冀的摄影事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培育关怀下成长起来的。

水上奇兵大结局,水上奇兵特种兵(3)

将军与幼女。沙飞摄

以镜头为刀枪,用相机定格历史

天高水阔,芦苇摇曳,游击健儿或驾驶着数十条木船破浪前行,或在冰面上练兵,或坐在荷叶间的小舟上开会……这些《白洋淀上的雁翎队》组照中的历史瞬间,作为反映晋察冀敌后人民英勇抗日的著名代表作,经常现身各大展览,见于各种影集、画册,它们的拍摄者石少华“六进六出白洋淀”的故事更是摄影史上的美谈。

抗战时期,在碧波荡漾的白洋淀活跃着一支神出鬼没的水上奇兵雁翎队。当石少华1942年第一次到白洋淀见到这支骁勇的水上游击队时,精神为之一振。之后他六进六出白洋淀,坚持与雁翎队队员们同吃、同住、同战斗,拍下了大量雁翎队队员战斗、生活的珍贵照片,真实记录了这支水上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过程。

为定格人民革命战争的另一个伟大创造“地道战”,石少华多次参加地道战惊心动魄的战斗。敌人的残酷扫荡,群众的舍命掩护,给石少华极大的感情冲击。为用照片生动地反映出来,他深入地道,了解地道结构,琢磨在没有自然光且狭窄的地道里,如何构图和用光,拍摄完成了《飞檐走壁》《地下运兵》《地道战中的杜伦上尉》《出奇制胜》等经典照片。一个个饱含激情的瞬间,每一幅都铭刻着一段历史,隐藏着一个故事。

摄影师们不仅在弹雨呼啸中抢拍最真实的镜头,多角度记录晋察冀军民奋起抗日、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也用相机记录下日寇的滔天罪行。

坍塌的大片民房,一堆堆烧成焦炭的尸体,身首异处的孩童,仍在蹿动的火苗……这些场景来自一组照片《惨绝人寰,日寇烧*潘家峪》,它们的拍摄者就是晋察冀著名摄影记者雷烨。

冀东大暴动失败之后,日寇集中优势兵力对冀东群众施行野蛮的镇压与屠*。1939年9月,雷烨主动要求随军挺进环境极端险恶的冀东抗日最前线。几年间,雷烨随军转战长城内外,拍摄了上百张优秀的战地摄影作品。

1941年1月25日,农历腊月廿八,潘家峪村老百姓正忙忙碌碌地准备过年,驻丰润的日军顾问佐佐木二郎指挥日伪军将潘家峪层层包围,疯狂屠*无辜群众1230人,烧毁房屋1300多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峪惨案。

惨案发生的第二天,雷烨就随同八路军冀东办事处主任丁振军等来到了潘家峪。在惨案现场,目睹那一处处断壁残垣,一个个被烧*致死的同胞的惨状,雷烨被深深震撼、激怒了。他流着泪,一次次按下快门。《惨绝人寰,日寇烧*潘家峪》这组照片发表于1943年5月第三期《晋察冀画报》,向全世界揭露和控诉了日本法西斯丧失人性的残暴罪行。雷烨作为“冀东潘家峪惨案”报道的第一人,也是唯一亲临现场的摄影记者,他拍摄的这组照片为日后清算日寇罪行留下了无可辩驳的铁证。

为了解决器材装备问题,摄影工作者付出了鲜血与生命的代价。敌人把摄影器材当作军用物资严加封锁,胶卷上都打着“防谍”字样。1943年春,冀中第10分区摄影干事韩金正到保定附近,通过地下关系设法进城买胶卷,不幸壮烈牺牲。1945年7月,晋察冀画报社派王友和去接应由平津运回来的摄影器材和印刷物资,因汉奸告密,王友和落入宪兵之手,受尽折磨摧残。

从太行山区到冀中平原,从内陆腹地到渤海之滨,从根据地腹心到偏远的游击区、敌占区甚至敌人制造的“无人区”,到处都有摄影工作者的身影和足迹。他们将摄影作为一种新的斗争武器,记录时代,记录人民。

水上奇兵大结局,水上奇兵特种兵(4)

白洋淀上的雁翎队。石少华摄

红色摄影,影响延续至今

晋察冀摄影家们不仅留下了一批优秀摄影作品,培养了一支庞大的专业队伍,而且在摄影理论建设、作品印制出版、照片冲洗放大、成果整理保存等各个方面都有建树,为新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进步、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940年开始,沙飞、石少华等人以开办摄影训练队的办法大量培训人员。晋察冀军区和冀中军区先后开办了9期不同形式的摄影训练队,课程设置除新闻摄影、暗室技术外,还另设政治学习、文艺理论、美术等辅助课程,毕业学员达200余人。这些摄影新生力量经过实际磨炼和血与火的考验,逐步成长为中国革命战争摄影事业的中坚力量,更有一批优秀者后来发展成为全国全军著名摄影家、摄影理论家、电影编导、摄影编辑、摄影组织*。

在自身摄影事业发展壮大之时,晋察冀根据地也承担了支援兄弟部队开展新闻摄影工作的责任。1944年6月,晋察冀画报社副社长罗光达带领一批技术骨干和器材,到冀东根据地创建晋察冀画报分社;1946年2月,摄影科长裴植,摄影记者袁克忠,技工曲志全、孔宪芳等4人,到晋冀鲁豫军区帮助创建《人民画报》;1946年4月应山东军区要求,摄影科副科长郑景康、编辑罗程增、摄影记者孟振江支援《山东画报》;1947年帮助冀中军区创办《冀中画报》。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继续战斗在摄影一线。1951年,郝建国以随军记者身份奔赴抗美援朝前线,拍摄了《积极防御主动出击》《向火线上运送弹药》《朝鲜人民运送军用物资》《地下长城》《守卫开城》等作品,记录了中朝军民迎战强敌的英姿雄风。李棫曾先后在《人民日报》《河北日报》等担任摄影记者。

沙飞和罗光达、石少华等人,在长期摄影实践和摄影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通过集体讨论、口头交流、写成文章等方法,梳理、总结摄影工作的感受、体会、认识,传授摄影技巧,丰富充实摄影理论建设的内容。

1945年,石少华出版了《新闻摄影收集材料方法的研究》,这是中国摄影史上的第一篇集中探索战争年代新闻摄影的文章。此外,《谈新闻摄影》《摄影记者的工作》等论文,专著《摄影理论与实践》等,也在中国摄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罗光达在1945年出版了《新闻摄影常识》一书,对摄影的特性、规律、任务等进行了系统科学的分析。他们的摄影作品和理论著作,成为各抗日根据地开办摄影培训班的基本教材,对我党的摄影事业起到了示范与指导作用,也为新闻摄影理论的研究积累了宝贵的财富。

为总结交流摄影工作经验,提供业务学习资料和发表文章的阵地,晋察冀根据地出版了不少业务刊物,如冀中1941年创办了《摄影网》,晋察冀画报社1947年创办了《摄影网通讯》。

晋察冀的摄影师们在保存整理资料方面也做了有益尝试,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从建立摄影科的那天起,沙飞和罗光达就开始着手整理底片资料,筹办画报时,开始设专人兼管整理保管底片资料,后又规定底片要全部送交军区由晋察冀画报社统一保管、统一使用。1946年正式成立了资料组,设置6人编制,逐步建立了选稿退稿、分类编号、选取使用底片等一系列比较严格的工作制度和科学工作方法。

他们保留下来的4万余张珍贵摄影原版底片,真实记录了以晋察冀为代表的华北军民投身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这是用相机写下的一部完整的革命史,也是一部内容丰富的革命摄影史,激励着新时代的摄影家继承前辈的事业,为时代和人民放歌,以镜头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王利慧、杨宁)

水上奇兵大结局,水上奇兵特种兵(5)

《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封面。封面照片为沙飞拍摄的《塞上风云》。

链接

《晋察冀画报》的传播渠道

在被敌人分割与多重封锁的根据地,《晋察冀画报》通过多种传播渠道,把摄影师们的作品分发到各地。

首先就是依靠正规化、制度化的发行系统。1939年3月,中共中央曾发出通知:从中央起至县委,一律设立发行部;发行部在必要时可成立发行委员会;各级党委应动员一批有发行工作经验的同志负责发行工作;发行部应与党领导下的各种交通机关的负责同志取得密切联系。晋察冀的正规化发行系统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晋察冀日报》的发行科,一个是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及其发行系统。

其次,积极应对“围剿”“扫荡”这种战时特殊情况,采取有效的传播策略。1942年日军的“五一大扫荡”对冀中、冀热察区的新闻、出版、发行工作造成了严重破坏。北方分局决定,书报发行工作以北岳区为主,划归北岳区党委领导。1942年4月1日,新华书店北岳支店成立。书报由北岳书店用牲口驮运出来,分卷包装后送到边区政府交通总站,再分送到各个地区。除了平时的交通站、线,还有战时的副站、副线。平时的交通站,设在靠近大道的村镇,交通方便,发行速度快。战时就选择一批群众条件好、敌人活动力较弱的山沟小村作为副站。战争到来时,如果第一个站被敌人破坏了,就送到第二个或第三个站上去。同时依靠广大群众、游击队员、民兵游击小组帮助送报。

再有,就是通过党建立的内部、地下交通以及城市工作部等传播渠道和工作机构来进行发行。这样,《晋察冀画报》不仅在边区发行,还进入平、津、沪、保、石等敌占城市。

《晋察冀画报》自创刊起,就在战地广泛传阅。在游击区,武工队经常携带《晋察冀画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在沦陷区,由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在工人、学生中秘密组织传阅,起到了极大的宣传和鼓舞作用。(文/王利慧 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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