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视觉中国
于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办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传来好消息：我国的良渚古城遗址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良渚古城遗址是改写中华文明史也改写世界文明史的重要发现，它令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有了实证。因而良渚古城遗址的申遗成功意义非凡。为此，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博导，参与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文本撰写的秦岭。在她看来，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的最大价值在于，让我们从小就说的“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得到了国际认可和进一步的推广。
文汇报：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的消息令人振奋。在您看来，良渚古城遗址为何能够申遗成功？这样的成功意义何在？
秦岭：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对大部分人来说可能是大新闻。《保护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公约》是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并开始实施的，中国自1985年正式加入成为成员国。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良渚古城遗址是中国入选的第55项世界遗产，这不仅仅为中国成为“世界遗产名录”数量之首立下汗马功劳；更深层次意义，是让我们从小就说的“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得到了国际认可和进一步的推广。
从我个人角度看，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是众志成城又水到渠成的结果。首先，这无疑是考古学家的功劳，是“长三角”几代考古学家的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使得这个历史记载中都不存在的“史前”文明得以重见天日。如果没有1936年，施昕更在良渚发掘属于江南地区的黑陶文化，并坚持在战火中完成报告于1938年在上海出版；如果没有七八十年代，从江苏草鞋山、寺墩、上海福泉山到最终良渚的反山瑶山等众多良渚高等级墓地的发现发掘，为清宫旧藏的玉器正名，使我们知道这些精美的玉器属于新石器时代；如果没有浙江考古学家们九十年代莫角山宫殿基址的发现、新世纪以来古城墙的确认、水利系统的发现——没有上述这八十多年的考古工作的积累，良渚古城遗址的价值何在？所以这是我觉得申遗之所以成功的首要原因。
虽然对我们专业学界来说，良渚这个名字如雷贯耳，但是对世界、对中国甚至对长三角地区生活在良渚文化区的人来说，这个遗产仍然是陌生的。不把考古学家发掘研究的成果，转化为能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有专家和成员国认可的“世界遗产”的价值——我们也看不到今天遗产大会上ICOMOS（世界古迹遗址理事会）汇报良渚项目后，十余个成员国争相发言表达对良渚古城遗址的支持和认可。
在人口密度高、耕地面积大、经济发展快速的现代中国，考古遗址尤其具有脆弱性。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石材为主的纪念碑性的物质文化遗产，良渚遗址所代表的，强调非纪念碑性的礼制和社会秩序，以地下土遗址为主的史前文明，需要得到额外重视和保护。
文汇报：良渚古城在中国同时期古城中是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座，在世界同类遗址中都极为罕见，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而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则是迄今所知世界最早的水坝系统，设计范围超过100平方公里，堪称“世界第一坝”。拥有完整都城结构的良渚古城，由内而外依次为宫城、王城、外郭城和外围水利系统。如此令人惊叹的良渚古城遗址，其核心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
秦岭：从本体价值来说，良渚古城遗址作为良渚文化目前所知等级最高的权力和信仰中心，至少有三个不同层次的方面值得关注：
首先，这个中心的形成，是中国最早的“城乡分野”。目前的考古研究成果，已经能够充分体现这一史前文明中心城市规划营建的整体过程。考古学家们很早就已经认识到良渚遗址群内不同于一般聚落的布局结构，对应的肯定是一种非一般农业村落的社会形态。而近十年考古新发现和编年序列的建立，则使这个权力中心的布局和规划过程进一步得到明确。良渚古城遗址的形成，可以说是对其中心地位不断塑造、固化和扩展的过程——能这样明确清楚地揭示一座史前中心城市逐步形成的历史进程，这在东亚地区同时期的文化中难得一见。
其次，良渚古城遗址作为整个良渚社会的权力中心，在地理位置上却不存在这样的区位优势；权力中心并不是地理空间上的中心，这是良渚遗址的特殊性所在，也恰恰是其价值所在。遗址群作为良渚文化中心，是通过对玉石资源和背后所承载的信仰体系的控制管理来实现其社会权力，来维持文化的统一性和社会结构的稳定。这样一种区域文化中心的形成模式和机制对于在世界范围内理解复杂社会和早期文明/国家的多样性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三，良渚古城遗址作为一个早期文明的中心，它在物质文化上的表现是非常内化的，它是一个辐射式文明的内核。
文汇报：良渚古城遗址作为整个良渚文化的核心，如何影响着人类文明，又留下了什么样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
秦岭：以良渚遗址为代表的良渚文化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等各方面成就，对后世文化和区域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在经济形态上，良渚代表了中国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下游湿地稻作农业文明的发端。这与中原及世界大部分地区以旱作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下产生的文明就有差别，具有独特性。良渚文化在稻作农业上的成就，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乃至世界范围同时期文化中都是具有唯一性和先进性的。
第二，良渚在物质文化层面最重要的贡献肯定是玉器。良渚玉器的重要性需要放到不同角度来阐释。从手工业技术上讲，良渚玉器，说是史前石制品制作技术所能达到的顶峰毫不为过。在没有金属工具的前提下，遗址群内反山、瑶山出土玉器所达到的技术和艺术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具有唯一性的。从手工业经济模式上讲，良渚玉器手工业达到的专门化程度，不仅体现在良渚纹饰的统一性、玉器形制的规整性上。这种玉器成品的“标准化”，还体现了对玉料资源的掌控和分配能力，对技术和概念的精准传递，也是当时社会组织和分工所达到的水平。从玉器的功能上讲，其他文化没有像良渚、特别是良渚古城遗址这样，表现出对墓葬内玉器摆放使用的强烈而明确的制度性。通过用玉制度来表现社会身份，包括等级、性别甚至地域上的差别，这是良渚社会所特有的、发挥最为极致的一个特点。这反映出玉器在建立、维持和体现早期复杂社会秩序中的功能，这一功能是在其他中国新石器文化没有能够充分体现的价值。
第三，良渚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最大的贡献恐怕就是从上述玉器功能引申出来的“藏礼于器”的传统，这种将“礼”体现在特定器物上的表现方式。这一传统，连接了中国的新石器文明和青铜文明，乃至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中国古代社会秩序和结构的稳定性。进一步从更大范围文化比较的视角说，西方纪念碑式的仪式传统的形成，对应东方宗庙式的社会秩序的表现，这个“藏”而不露的物质性是非常值得突出的东方价值观的内核。
作者：范昕
嘉宾：秦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博导，参与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文本撰写）
编辑：苏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