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画像
唐明皇李隆基继位后，仍打球不辍，乐此不疲。宋人李公麟绘有《明皇击球图卷》，晁无咎题诗曰：
“宫殿千门白昼开，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明日无复谏疏来。”
玄宗以后诸帝也都嗜球如癣，一直延续到五代时的南方政权。唐代皇帝对马球的独特喜好，上行下效，蔚然成风，直接带动了社会上马球运动的盛行。
“上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资治通鉴》卷290）
49年前，在陕西省乾县唐章怀太子李贤墓中发现一幅极其珍贵的《马球图》，画面上绘有20多个栩栩如生的骑马击球人物形象。
“他们穿着各色窄袖袍，头戴襥巾，足登黑靴。五名骑手正在奋力夺球，一位骑枣红马的骑手跑在最前面，高举鞠杖，侧身向后击球，身手矫健，姿态优美，球在场中滚动，后面的几个骑者正在驱马争抢。整个画面气势宏伟，再现了唐代贵族马球活动的精彩角逐场面。”
《马球图》壁画
4马文化渗透到政治经济中，衍生的“马政”制度影响数千年。
在古代，一个国家马匹的多寡，可说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兴衰。因此历代王朝极为重视“马政”（与马有关的行政、政治制度）。
中国古代的马政最早始于3600年前的商朝。彼时马的地位可谓“一马当先”“无人匹敌”。商王无论祭祀、田猎，还是出行、征战都离不开马。甲骨文记载，历代商王对养马特别重视，设有专门养马的“马小臣”。
“马小臣”一词曾在甲骨文中多次出现，这里的马小臣就是专司养马的官吏，主要负责商王马匹事宜。（《商代的马和养马业》）
到了西周，负责养马官员的分工进一步细化。《周礼·夏官·司马》记载的职位有校人、趣马、巫马、牧师、廋人、圉师、圉人。分别负责掌管马的教养、乘御、医疾、差遣等工作。
最出乎意外的是，后来同统一六国的秦国，其先祖居然得益于牧马养马的“马政”。
原来以马为图腾的赢姓氏族，曾是擅长牧马、用马的一个游牧氏族部落。据《史记·秦本纪》记载，赢姓世系中，其杰出的祖先都与马有关系。有为商汤驾御的费昌，为帝太戊驾御的孟戏中衍，为周缪王驾御西巡的造父，为周宣王执御的奄父等。到非子（秦之先祖）时，因赢秦人养马的技术更有进步，成绩卓著，因而受周孝王之命在汧渭之间主持马政，并得以分地封邑，以为附庸成为秦国的雏形。
骑马纵横大漠、所向披靡的战神——霍去病
汉代出于匈奴征战和国防需要，马政的地位空前提升。京城的太仆主持马政。首都有“天子六厩”；边境有执掌36所牧场的六牧师苑令；各县郡设有负责马政的“马丞”。
当时马的法律法令也相当完善。萧何作“汉律九章，创加厩律”；吕后时曾禁止母马等母畜外流；晁错曾制定免役的办法鼓励民间养马等。这些法令的颁布和马政的全面实施，保证了汉帝国充足有充足的马匹，与北方劲敌能骑善射的匈奴骑兵展开大决战，并最终取得完胜。
唐宋元明清时期，国家层面的马政制度，根据形势需要不断走向完备。
- 唐太宗酷爱骏马，由太常寺卿掌管全国马政，全国马匹数量由开国之初的数千匹猛增至七十万六千匹；
- 宋朝王安石变法中有著名的“保马法”，责令百姓饲养、繁育官马，以备战争不时之需；
元朝设立太仆寺，扩大牧场、以马代税，保证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的马匹供应； - 明朝推行“茶马互市，发展养马业，巩固国防；
- 到了“马上得天下”“弓马之利取天下”的大清朝王，更是将官马养殖视为基本国策，施行因地制宜、农牧分离政策，将牧场定在察哈尔、辽西、西北等传统畜牧区，开创了古代马政的新时代。
一言以蔽之，无论是王朝战争生活出行，还是诗词歌赋抒发情感，娱乐比赛精神信仰，古代马的功能作用如此强大，影响无处不在，以至于人们对它的感情、喜爱、痴迷超脱了动物种群的限制，跨域时空，超越种族，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绵绵不绝，情有独钟。
参考文章：《史记》、《资治通鉴》、《中国岩画》、《后汉书》
古代中国皇帝观看马球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