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手稿
许地山全家福
张爱玲港大学生证（香港大学档案馆藏，图片据网络。）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
许地山墓碑
●蔡登山
许地山构建了香港大学中文系“文、史、哲、译”的基本格局；因可“自己设计服装”、撰著《中国服装史》，他启蒙了港大学生张爱玲对服装的特殊偏好。
博学“通才”许地山去世时年仅四十九岁，他生命的最后七年在香港。
一九九五年我在香港学者小思（卢玮銮）老师的带领之下，在薄扶林道的中华基督教坟场，寻找作家许地山的最后归骨之所。在密密麻麻的坟墓中，“甲段、十一段A三穴之二六一五”，这个奇怪而难记的编号，帮我们找到一块青石碑，上面刻着“香港大学教授许公地山之墓”，但这个坟地，却没有一朵花、一柱香，寂寂地在那里躺了五十多年了。小思老师不无感慨地表示，里面埋着一个为香港做过许多事的有用人、一个著名作家，但许多香港人不知道！是的，许地山自一九三五年应香港大学之邀，任港大文学院教授，至一九四一年病逝，其间他无时无刻不在为香港的学术文化尽心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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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地山（1893－1941），笔名落花生，台湾台南人，一八九三年生。三岁时因马关条约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的爱国志士不甘当亡国奴，在丘逢甲领导下谋立共和国。日军入侵，台湾军民奋起抵抗。许地山的父亲许南英临危受命，出任台湾筹防局团练局统领，随刘永福扼守台南，终因势孤力单而败。在日军追赶下，率全家乘竹筏到安平，再搭轮船抵汕头。由于清廷不准他们保留台湾籍，只得落籍福建龙溪（漳州）。而许南英自返回大陆后，一直在广东各地作小官，先后赴广州、徐闻、钦州、阳江、三水等地就职。许地山每每随家迁徙，在颠沛动荡中受完了初、中级教育。
辛亥革命后不久，由于父亲去职赋闲，家道中落，年方十九岁的许地山即开始自谋生路。先在漳州福建省立第二师范任教，一九一三年赴缅甸仰光华侨办的中华学校任教，一九一五年底回国，在漳州华英中学任教，加入基督教闽南伦敦会。一九一七年又回福建二师任教，兼附小主事。是年秋由教会津贴入燕京大学文学院学习，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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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地山初入燕京大学时，被同学视为“怪人”。六十多年后许地山的续弦夫人周俟松这么回忆着：“他初入燕京大学时被同学们视作‘怪人’，看作‘傻子’。有人说许地山是个怪人，其怪有三：天天练习写钟鼎文（其实是写梵文），此其一怪；每日总是穿着下缘毛边的灰布大褂，不理发，头发留得很长，二怪也；三怪是吃窝头不吃菜而蘸糖。这样的一位怪模怪样的学生，又长着一副紫膛面孔，嘴巴老像是开口笑着，岂不怪吗？……正因为如此，初进燕大时大家看不惯他，他也只好独来独往，落落寡合。同学们赠给了他一个外号，叫他‘许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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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许地山受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的排挤，被燕大解聘。他自一九一七年入燕大读书，至离开时，共十九年，可说是学于斯，教于斯，有着深厚的感情，而骤然要离开，令他有些悲愤交集。而旋由胡适之推荐，他应香港大学之邀，任港大文学院教授。他举家迁往香港罗便臣道。而香港大学聘中国人为教授者，除以前医学院王宠益教授外，许地山是第二人。而当时港大中文系课程深受八股时代的影响，除四书五经之外，偏重于唐宋八大家、桐城派古文辞及记诵之学等。许地山就任后，将课程分为文学、史学、哲学三系，使内容更为充实、更有条理、更现代化。
而除了港大的课程外，许地山对推展香港之中小学教育也不遗余力，如改良小学教科书，向教育当局提议召开中小学教师研讨会等。他还计划在大屿山设立一所书院，可惜没有成功。而在去世前，还计划筹办从业知能补充学校，使一般在职人士在业余之暇，学习他们所需的知识。
许地山除了是知名的作家外，更是一位“通才”的学者，是一位在诸多领域都有突出成就的学术大师。他曾先后获得燕京大学文学士、神学士学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英国牛津大学文学学士和宗教学学士双学位，还曾两度赴印度考察访问，研究宗教和梵文。从文学、哲学、宗教学，乃至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几乎无所不通。他知音律，擅琵琶，能谱曲编词，精于插花，还研究服装、古钱币。
后来担任香港大学校长的王赓武说：“港大中文学院于一九二七年创设以来，因为时代的关系，还是偏于记诵之学，许先生来了之后，把课程分为文、史、哲三组。前人研习文学，只重视诗文，许先生则加上词、曲、小说、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前人治史，多注重朝代兴革，许先生则不但要讲政治史，还要讲文化史、宗教史等。经学一门，往时研习颇有囫囵吞枣之弊，现今则剔除非哲学的部分，而再加上九流十家、道教、佛教等等，做有系统的研究，并旁及印度哲学，以资参考。港大中文系的课程屡经改革，才有今天文、史、哲、译粲然可观的规模，而许先生三○年代高瞻远瞩的扩充，可说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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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夏天，张爱玲离开上海来到香港求学，学者邵迎建指出，张爱玲在香港大学遇到两位恩师，分别是中文教授许地山与历史副教授佛朗士（N.H.France）。据学者黄康显在《灵感泉源？情感冰原？——张爱玲的香港大学因缘》一文中指出：“《第二炉香》与《茉莉香片》提及的华南大学，根本就是香港大学的影子，特别是后者的中文系，言子夜教授可能就是许地山教授的化身。”而张爱玲的研究学者，现任港大比较文学系教授、系主任的黄心村博士更指出，“许是言和午，而午夜即子夜，言子夜的原型应该就是那位穿长衫、蓄胡须、学富五车的中文系大教授许地山。”
我们知道张爱玲对“服装”有着偏好，由于对服装的喜好，使她一九四三年一月首次发表在《二十世纪》英文刊物长达八页的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谈的就是时装。在此文她附上十二幅亲笔绘制的，自清末至四○年代的女性发型和服装插图，生动而灵感十足。而这篇英文散文后来经过张爱玲自己的改译，便是发表在同年十二月《古今》月刊第三十四期的散文《更衣记》。这篇文章虽然写的是时装的变迁，但处处落笔在中国人的心理上，从清初到民国历史的每一次社会变动，在女人的穿着打扮上全有体现。很显然，这样的文章给人感觉既有女性在形象观察上的细腻入微，又有一种十分难得的机智见识，甚至说必须要对晚近的服装史有深刻的体认，而论者认为它正得之于许地山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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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燕京大学求学时，许地山这位年方弱冠的宗教研究者，竟能自我设计服装。他穿着自己设计的“长仅及膝，对襟不翻领的棉布大衫”，被视为怪人。后来为了编写一部从未有过的《中国服装史》，年轻的许地山在从事教学和写作的同时，着手搜集大量有关服饰的古画影印本、人物木刻画像和各种照片，还对此翔实地做了校勘和考证。而就
在这之后不久，他遭到燕大的解聘，使他的研究不得不中辍。但他还是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天津《大公报》的“艺术周刊”第三十二期连载他的长篇论文《近三百年来的中国女装》，陆续在第三十三期（五月十八日）、第三十四期（五月二十五日）、第三十五期（六月一日）、第三十七期（六月十五日）、第三十八期（六月二十二日）、第四十二期（七月二十日）、第四十四期（八月三日）共八期续完。
但因该文后来并没有收入许地山的《文集》中，因此一般人只闻其篇名，而不见其文。该文洋洋洒洒数万言，并附有图像百余幅，可说是图文并茂、有条不紊地叙述了从清兵入关以来，中国妇女的服饰和变化，特别是就大动荡的近代中国，同时并存各种各样的女装进行排列和解析，这在当时可是一项创举。许地山在文章开头说：“本文只就个人的癖好和些微的心得略写出来，日后有本钱，当把它扩成一本小图册。”可见他是有计划要写服装史的。
他谈到：“近三百年来的服装，因为满族的统治与外国的交通，而大变动。最初变更的当然是公服，以后渐次推及常服。但强制的变更只限于男子，女子服装的改变却是因于时髦。”“衣服可以分为公服、礼服、常服三种。公服是命妇的服装，自皇后以至七品命妇都有规定，礼服可以分为吉服与丧服两种。平常的服装形式最多，变迁也比前两种自由。”又说：“女人的衣服自明末以至道光咸丰间，样式可谓没有多大的改变。近三百年来的中国衣服与古时不同，最明显的地方是由结带变为用钮扣。
……从束带一变而成扣钮子，在衣服的形式上，最受影响的是领子和衿头。不用钮扣的时代是圆领或斜领，一用钮扣，便可以改成高领了。”“宽衣大袖已渐改成纤小，这原因可以说有三个：第一是外国材料的多量输入，是穷一点的人们也可以穿漂亮的衣服。……人们再没有‘做一件，传三代’的观念，衣服称身的觉悟也就开始了。……第二是女人职业的开展。前五十年，女人的生活只如孔雀，在网屋里开开屏，但自通商口岸的工厂一开，在工厂女工们的生活有点像鸵鸟，所以也用不着过于美丽的衣裙。缝纫的方法日趋简单，阔镶密滚便跟着衰灭。
第三是外国装饰的输入，这是使女子服装改变得更快的一大原因。……妇女们的服装欧化，同时，成为外国货的消费者。”许地山认为“社会生活与经济、政治都与衣服的改变有密切的关系”。又说：“近五十年来，上海实是操纵中国妇女装饰的大本营。”是的，在上海的十里洋场中，从满洲贵族的旗装到民初流行的短袄长裙，以及最为时髦的西洋女装同时并列，可以说，近三百年来中国妇女的服装，同时登上了这个冒险家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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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在一九六一年毕业于港大中文系，又于一九八五年接掌港大中文系主任的赵令扬先生说：“在学术方面，许地山教授为一梵文专家，所以在中文学院期间，曾开过有关梵文的课程，也曾以英语讲授‘中国服饰史’。至于其他文、史、哲之课程，许教授因人手关系，自己也负起了大部分的教学工作。”而小思老师在《许地山在香港的活动纪程》中记载，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日许地山为“中英文化协会”会员演讲，讲题为《三百年来的中国妇女服装》，该报道见于次日的香港《星岛日报》。因此许地山以英语讲“服饰史”是信而有征的，他不但在课堂讲授，在其他场合也以专题演讲过。
而当时就读港大英文系的张爱玲很可能旁听过课或听过演讲，许地山对服装的沿革及服装受社会生活与经济政治影响的看法，甚至引起张爱玲相当程度的共鸣。因此当她因太平洋战争而于一九四二年春回到上海后，也就是由校门刚踏入社会，执笔卖“洋”文时，她选择了记忆深刻的“中国服饰史”为她文章的题材。当然张爱玲绝不是原文照搬，这其中有她独特的观察与机智的见解，因此她的《更衣记》绝不是“服饰史”一类的论文，她更着力的是从“穿”的形式中去看日常百姓思想的转变及浮世间的变迁。
相对于《更衣记》脱胎于《近三百年来的中国女装》，张爱玲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发表于《二十世纪》第五卷第六期的《Demons and Fairies》，亦和许地山的研究论著有关。《Demons and Fairies》后来经张爱玲自己改译后，即是发表于一九四四年八、九、十月《天地》月刊第十一、十二、十三期的《中国人的宗教》一文。该文除了谈及天主教、基督教等外教在中国外，几乎十之八九都在谈佛教及道教。
许地山正是佛教与道教的研究专家。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就对许地山的研究十分推崇，他说：“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两家之学，然于道教仅取以供史事之补证，于佛教亦只比较原文与诸译本字句之异同，至其微言大义之所在，则未能言之也。后读许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两教史论文，关于教义本体具有精深之评述，心服之余，弥用自愧，遂捐故技，不敢复谈此事矣。”以陈寅恪在学术界之声望，自是一言九鼎，由此也可见许地山佛、道研究的成果。
张爱玲在港大，博学通才身兼新文学作家与学者的许地山，他的服饰史、宗教史的课程，肯定为张爱玲所乐听的。他们在港大的偶然相遇，在服饰、宗教上，许地山的某些见解曾引起张爱玲的共鸣。而许地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几个月前，也就是同年的暑假期间，为了集中精力完成《道教源流考》的论著，他独自在香港沙田蘗园埋头写作，由于工作过度，积劳成疾，后遂返家养病，但终在同年八月四日下午二时，因心脏病不治去世，终年四十九岁。曾经因缘际会，相逢在孤岛香港的两人，从此再也无从相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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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许地山的一生，从早期的新文学创作者，而为学者，再到教育家，每个阶段他都全力以赴。当他的散文集《空山灵雨》及第一个小说集《缀网劳蛛》出版后，他曾一度中止文学创作，转而从事学术研究。一九二八年他却又写了《在费总理的客厅里》的小说，然而“落花生”的名字又不断出现在各种文学刊物。这时期他还写剧本、杂文、童话、自传，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等。
而作为学者，他出版了《扶乩迷信之研究》《国粹与国学》《印度文学》《道教史》（上册）、《许地山语文论文集》等。而他的小说《春桃》更被改编为电影。假如天假以年，他的成就，将不在许多大学问家之下，他的遽尔去世，无疑是文化界的一大损失。作家兼记者杨刚说：“当我看见你埋在书堆中间，埋在书目卡片和札记本中间，当我看见你把自己锁在书架中间低头抄录和写作的时候，我就不能不承认你是一位真实的学者了。
真的，不读你的《缀网劳蛛》，不会知道你是一位能文艺的作家；不读你的《危巢坠简》，不会知道你是那忧深思远、抑郁愤恨的有心人；不和你在一起做事，不会知道你刻刻追求工作，刻刻不停地要做一个督正于人有益的实行者，不会知道你有那么广大的、不流于空泛的热情。……你死了，你带去了多少人心上的光亮。”是的，这样一个好人，这样一个为文化尽心尽力的人，却这样的英年早逝、赍志而殁，正如作家端木蕻良的挽联所说的：“未许落华生大地；徒教灵雨洒空山”！真是令人为之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