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一石三鸟” 之策看上去的确很美，一切从各自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似乎也显得有根有据，但他忽略了一个最大的利益和现实。那就是对于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的中国来说，除了国与共、中央与地方、嫡系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等复杂的利益缠斗之外，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中华民族的存亡续绝已然成为一个超越于所有利益之上的现实利益。一旦超越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而上升至民族国家之高度，利益就转化成了大义。“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这是考量合格政治家的第一要义。“顺应历史潮流”在彼时之中国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政治家对时代的积极回应，也是其政治伦理之底线。“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虽为古训，但在当时更是彰显民族大义之警语。
面对民族大义，经由种种斡旋与努力，使各方力量舍私斗而就公义，弃小利而成大义，最终形成战胜外侮的滚滚铁流，正是我党和红军统战工作的逻辑起点，对统战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恰恰是党和红军用鲜血换来的重要历史经验。早在福建事变中，我党在统战工作上曾犯下颠覆性的历史错误。1933年底，正当“围剿”与“反围剿”激战正酣时，以十九路军为主导，在福建爆发反蒋事变，蒋介石对红军的“围剿”严重受挫，由于当时“左”倾“关门主义”盛行，致使福建事变失败，中共获得之良机转瞬即逝，结果被敌人各个击破，福建事变被弹压，苏区红军被迫长征，唇亡齿寒，教训大矣！痛定思痛，痛何如焉？直至1935年底，*仍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借蔡廷锴及福建事变以警示全党要高度重视统一战线，指出：“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殷鉴不远，用血换来的教训往往值得倍加珍视，红军入陕之后，便立即展开了统战工作。
◆1935年11月，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南汉宸委派第十七路军驻北平代表给杨虎城送去《八一宣言》，杨对中共的政策表示赞成。图为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时期的南汉宸。
在估计和分析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处境和现状后，*坚信：“环西北数省而军者非尽汉奸卖国贼，其中尽多爱国有志之人，告之以亡国灭种之祸，陈之以联合救国之谋，动之以汉奸卖国贼之蠢与危，必有能感发兴起者叩。”统战工作大有可为，我党对张、杨及其所部的统战工作主要从上下两个层面展开。
针对国民党上层*和军队将领，主要由*、*通过发出大量信件的方式，呼吁他们以国家存亡为念，积极走抗日救国之路。这个工作在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身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36年1月25日，*、*、朱德等红军*发表公开信《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申明中国政治主张，表示愿同正在陕北“围剿”红军的东北军首先停战，共同抗日。东北军广大将士，深受家乡沦陷之痛，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不愿同主张抗日的红军作战，行亲痛仇快之事。这种情绪无疑对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产生了重要影响。1936年春，长期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高崇民经南汉宸介绍来到西安，做中、上层人士的疏通工作，3月下旬，上海地下党委派刘鼎到西安，出任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很快被张学良奉为上宾，他曾对左右表示：“刘鼎是个有学问的人，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问他”，足见信任之殷，张学良曾感慨说：“共产党胸怀宽阔，知识渊博，不畏艰辛，为国为民，难怪他们能立于天地之间。”东北籍的进步人士杜重远也对张学良做了不少工作。中共中央先后两次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去见张学良商谈合作抗日。4月9日晚间，*和张学良在肤施（延安）教堂秘密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就互不侵犯、互相帮助等问题达成初步协定。张学良表示：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一定能把他（蒋介石）拉到抗日战线上来。延安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具有决定作用。延安会谈又是东北军从内战转向联共抗日的重要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东北军全面合作关系的确立。1936年8、9月间，中共中央又派叶剑英为红军代表团团长常驻西安，协助张学良改造部队。10月5日，*和*致书张学良，再次申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请他将中共的主张转达给蒋介石。
◆东北军107师619团团长高福源。
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作为陕西地方实力派首领，有抗日的要求，也有一定的进步思想，早在大革命时期就与一些共产党人过从甚密，1935年12月，中央派汪峰为代表，持亲笔信在西安会见杨虎城，向杨指明出路，坚定他联共抗日的决心。此间，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南汉宸由天津派王汉英也来到西安，带来南汉宸提出的六项建议。1936年初，中共中央调当时在德国的与杨有世交的王炳南回国做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工作。经多方努力，杨虎城完全接受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双方商定：红军与十七路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共同为抗日做准备。红军的秘密交通站、运输站也在十七路军的掩护下建立起来。
在对上层统战工作开展的同时，针对张杨部队中、下层军官和士兵的统战活动也紧锣密鼓地展开：1936年初，东北军王以哲部一个团在陕北甘泉为红军所围，弹尽粮绝，红军本可易如反掌地将其歼灭，但红军却高唱着“枪口对外，齐步向前”“打回老家去”的歌声主动撤围。绝处逢生的该部官兵受到强烈震撼。东北军进攻瓦窑堡时，红军又主动撤退，在瓦窑堡城楼上写着“山海关”三字，当东北军看到这三个大字，看到瓦窑堡城中随处可见的“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标语时，个个泪流满面。在日渐深入的抗日宣传和统战渗透下，越来越多的东北军官兵跑到红军阵地上谈心，道出了他们心中的苦楚：“我们退出家乡实在是不得已，现在弄得妻离子散，无家可归，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谁还愿意打内战呢？”十七路军的官兵因受到中共抗日主张的影响，对剿共内战也越来越厌倦，借故请假，因“病”请假，脱队离队的不断增加，十七路军开赴陕北前线的士兵纷纷给杨虎城写信，有人表示：“我们愿意死在抗日的战场上，不愿死在内战的战场上，打死一个日本鬼子祖宗有光，打死一个中国人死了无脸见先人”，希望杨虎城能立即率领他们打日本。
优待被俘官兵并对其进行思想帮扶是统一战线策略向下层延伸的重要举措。凡被俘的东北军官兵，红军都待之以礼，不打不骂，不搜腰包，不当俘虏看待，愿回家的发给路费，愿回部队的发马还枪。在物质生活严重匮乏的情况下，把好食品给俘虏吃，把好窑洞给俘虏住。被俘官兵纷纷表示：“再和红军打仗就不是人。”被释放的官兵回部队后，热情赞扬抗日统一战线主张，如星星之火，使越来越多的东北军官兵受到感染，表示不再愿为内战作无畏的牺牲。党中央同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直接联系的建立，就是对被俘军官实行优待政策的结果，起搭桥作用的就是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经教育后释放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张、杨在取得与共产党抗日合作的协议后，为了应付蒋介石，表面上还唱着“剿匪”的调调，实际上已经在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东北军、十七路军，俨然已成了红军的同盟军。
采用多种形式，进行抗日统战宣传，亦是统战工作的有效方式。1935年，中共党员、著名左翼作家张寒晖在西安目睹几十万东北军和东北人民流亡惨状，以北方失去亲人的女人在坟头上的哭诉哀声为素材而创作的抗日歌曲《松花江上》，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以至中国人民的悲愤情怀，风靡中华大地。在与东北军的交锋中，红军常以此曲感化东北军官兵，致使其悲不自胜无心恋战而挫败，从而在局部开创了由开战到停战，由停战继而联欢的局面，此曲着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统战作用，以致历史学家唐德刚常将之与楚汉相争时张良“悲歌散楚”相比附，称其“如出一辙”。翌年12月9日，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在西安组织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在爱国青年的游行队伍中，亦有人领唱《松花江上》，听者无不动容而和之，也正是在当天劝阻学生赴临潼向蒋介石请愿的活动中，张学良沉痛表示：“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三日后，西安事变爆发。事变爆发前的1936年10月27日，蒋介石由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等陪同乘车离开常宁宫“行辕”，前往秦岭北麓的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向东北军、十七路军上校以上军官“训话”，仍喋喋不休地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要害是“剿共”，命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必须服从命令，到陕北前线去剿共，当即就受到受训官兵的抵触。正是蒋的一意孤行，违背了“举国一致对外”的民族大义，使得“兵谏”之事变势在必然，也使得蒋悉心酝酿的原定于事变当日发布的第六次“围剿”计划胎死腹中。
张学良在事变发生后的“致全国电”中声明：发动事变是为了使蒋抗日，为迫使蒋“补赎前愆”，前愆者何？“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盛……，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蒋委员长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足见张学良对失去东北的创巨痛深，亦可见蒋“逼”人之甚切！其口吻与中共指示之大旨何其相似乃尔？亦可见中共统战政策的政治威力之巨。
文/王卫平
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侵权必究
维权支持：河北冀能律师事务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