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春源等人“公车上书”，作者供图
叶题雁等呈请代奏，作者供图
1895年4月17日（农历三月二十三）签约之后、5月8日（农历四月十四）换约之前，普天忠愤，全国各地（包括台湾）兴起请愿运功，呼吁朝廷万勿批准条约。
在京参加会试的台湾举人汪春源 、黄宗鼎、罗秀惠，取得在京任职的台湾进士李清琦、叶题雁的“印结”和参与，共同向都察院上书，抵制《马关条约》、扺制割台之议，其文称“台民忠勇可用”，呼吁朝廷万勿割弃台湾和台民。此即台湾举人的公车上书（举人赴试，例有公车补助，故公车成为举人的代名词）。
据康有为《康南海先生自订年谱》，他亲见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路人“莫不哀之”的情形，“时以为士气可用，乃以一日二夜成万言书（汪按，即《上清帝第二书》），请拒和、变法、迁都三者”。康有为发起十八省举人的公车上书，台湾举人的公车上书有以启发也。
从各地请愿、台湾举人公车上书乃至十八省举人公车上书，所有抗争一一归于无效，《马关条约》却如期于当年农历四月十四日换约“生效”。
《马关条约》“生效”后、日军入侵前，1895年5月25日（农历五月初二），署台湾巡抚、台湾布政使唐景崧宣告在“永戴圣清”的前提下，成立“台湾民主国”并自任“总统”。从动机上说，此为“自主保台”之计，目的在拖延时间（唐景崧当年给文廷式的电文里表示了这个意思），利用帝国主义列强角力以待日人放弃占领台湾（日人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权是其先例）。
然而，唐景崧等人随即“仓黄内渡”，事归于失败。斯时也，国家弱乱至于极矣。祈祷一二神明、求告皇帝、寄望封建官僚皆不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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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民 英勇抗日
台湾义军资料图
《马关条约》签订前后，中、日双方议定1895年农历三月初五至二十六停战。《清实录》1895年农历三月八日记，“向来两国议和，先定停战日期，和议不成，仍即开战。此次议定停战，自初五至二十六，亦只二十一日，彼不允台、澎，李鸿章按公法与之力争，而彼坚执如故”；又记，“现在奉天、直隶、山东，日允停战二十一日，而彼图攻台湾，不在停战之列”。
就在停战协议生效前几天，1895年农历二月二十九日，日舰突然占澎湖，将战火延烧到台海。同样令人气愤的是，《马关条约》设定应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个月内交接清楚”，即1895年5月8日（农历四月十四）两个月后的7月8日，而不是1895年4月17日（农历三月二十三）两个月后的6月17日“交接”。
然而，在日据台湾的50年里，日据台湾当局始终以6月17日为其“始政纪念日”。日人占我台湾的狼子野心，亳不遮掩，迫不及待！
《马关条约》设定：自1895年5月8日（农历四月十四）批准、换约之日起，双方按兵息战。有教科书据此说：“《马关条约》签订，中日战争结束”。这是不确和不当的言论。
清军虽于《马关条约》签订后立即弃阵息兵，而台湾人民却从《马关条约》签订之日起招募编练义军以备战、迎战，扺抗日军入侵直至1895年农历九月初三日全台沦陷，将中、日战争延长了5个月又10天。
洪弃生《台湾战纪》（又名《瀛海偕亡录》）、吴德功《让台记》、思痛子《台海思恸录》等书，是台湾人民武装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战事实录。
其中，吴德功《让台记》记事从1895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其时《马关条约》甫签订而未批准换约也）始，从他出任“台湾彰化联甲局正管带”，“招募邑内外穷民五百名为练勇”，到1895年农历九月初四日日本水师入安平港止。文中痛斥日人的侵略行为，也痛斥清廷使台湾人民沦为“中华之弃民”的罪恶。
台湾人民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斗争中，涌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例如，台湾进士许南英当年率义军战斗到日军攻占台南、台湾全岛沦陷，在日军悬其画像以缉捕之的情况下，才在乡人掩护下乘竹筏登船内渡的。许南英《窥园先生自订年谱》记：（1895年）“旧历九月初三日，日军入台南，遍索先生。乡人匿之于城外田庄。初五日，以竹筏送先生出安平港，乘船内渡”；许南英哲嗣许地山《窥园先生诗传》则记：“民主国最后根据地台南被占领后，日人悬像遍索先生。乡人不得已，于九月初五日送先生到安平港，渔人用竹筏送他上轮船。《窥园词》中《忆旧》是叙这次底事”。许南英词《忆旧》有句曰：“多谢安平渔父荡双桨来相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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