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刘志斌，高秀玲就抹眼泪
封面新闻记者刁明康 谢凯 发自陕西延安
高秀玲一直在找。
特别是近六七年，和改嫁的丈夫离婚后，她想找到第一任丈夫刘志斌的愿望，愈发强烈。尽管她和刘志斌结婚时，两人没有办结婚证。
高秀玲很苦恼。
这些年，她想尽办法找丈夫刘志斌，到公安报案，去信访部门反映，还去过北京，却没人给她一个答案。
1月7日，即丈夫被绑走消失21年后，延安市宝塔区公安分局桥沟派出所才公开发布信息称，有充分证据证明她丈夫刘志斌是自己离开川口乡政府后出走，警方正广辟线索来源，“想尽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查找。
高秀玲讲述刘志斌被带走过程
夜里的气温降到零下7度，冯庄乡后安家沟村，土路两边的路灯，散着寒光。山谷空寂，偶尔传来几声狗吠。
这样的冬夜，在正房点燃炉子，一家人围炉煮茶，看看电视，唠唠家常，也是一种幸福。
不过，高秀玲和儿女们的话题，始终是“刘志斌哪儿去了”。
1月7日这一天，自媒体“秦记壹号”发布的文章《“延安男子被副乡长绑走，妻子苦寻21年无音讯”》，打破了家里的沉寂。
从早上到晚上，高秀玲和女儿刘万花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有媒体记者，也有亲戚朋友。
高秀玲一遍遍重复着自己寻夫的故事。讲累了，就坐到沙发上歇口气。
“什么地方都去反映过了。”她叹息。
21年前的1998年4月20日，高秀玲的丈夫刘志斌被川口乡副乡长李兴继（注：警方通报中李兴继时任川口乡联防队队长）和川口采油厂工作人员薛深虎（音）捆绑带走后。从那天起，高秀玲就开始寻找丈夫。
起初的那七八年，高秀玲提起就会抹泪。
“家里就三亩多地，三个娃要吃，一个大人要吃，怎么办？”
她不得不扛起丈夫的犁头，牵着耕牛，像个男人一样下地。
二女儿刘万花说，从她记事起，印象最深的就是母亲把她放在牛背上，再背着弟弟，一手扛着锄头，一手牵着牛。
劳作时，高秀玲只能把二女儿和小儿子放在地边，劳作一会儿过来看一眼。
邻居姜志珍、袁世珍等人看不下去，偶尔帮高秀玲带带孩子，帮她下下地。
“确实难啊，没吃没穿没男人，油都吃不起。”说起高秀玲“没丈夫的日子”，姜志珍也跟着抹眼泪。
改嫁
最初，高秀玲还盼望，过不了多久丈夫就能回来。
一等，不回来。
二等，不回来。
再等，还是杳无音讯。
高秀玲向村民打听信息
她说，跑去乡政府找李兴继要人，李兴继只说早就放了；跑去派出所，派出所让找川口采油厂；半年过去，到派出所报案，派出所不立案。
一个人带着3个孩子，老大9岁，二女儿7岁，小儿子仅3岁，高秀玲感觉要垮了。
她说：“娃要读书，买不起作业本，我只有捡烟盒，撕开，把两边剪整齐了，用针线缝起来给娃当本子；买不起笔，就去学校旁边找其他学生扔的笔头……”
刘志斌“消失”五六年后，一个意外，让高秀玲觉得，必须重新组个家庭。
那天，小儿子刘万辽突然患病，送到医院后查出是黄疸肝炎，需要2000多元治疗费。走投无路之下，高秀玲将4孔窑洞，以2500元的价格卖了出去。
母子4人只能搬到邻居王新（音）家暂时不用的窑洞借住。
村里人看高秀玲一家日子实在单薄，给她介绍了冯庄乡的一位单身村民。
就这样，高秀玲带着3个孩子，嫁了过去。平日里，丈夫在延安市区打工，高秀玲在川口采油厂上班，大多数时间，跟着丈夫在市区租房。
她把大儿子送回娘家，请弟弟照看，二女儿和小儿子，就寄养在丈夫姐姐家里，每月交生活费，空闲了回去看一次。
拘留与第二任丈夫在一起后，虽然寻找刘志斌的频率没有原来那么高，但高秀玲也未间断。
她找过派出所，找过公安局，找过检察院、信访办，依然没有答复。
六七年前，由于种种原因，高秀玲和第二任丈夫离婚。她又回到了当初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生活的状态。
延安当地相关部门给不了她准确答复，她就跑西安，上北京。
儿子刘万辽回忆，每次到北京不久，他们又被带回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