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有个人物叫严监生，非常吝啬，在他临死时，只因为家里点着两盏灯，总不瞑目，直到非常了解他的心细的老婆将其中一盏灯吹灭了，他才放心死去。郑廷玉的元杂剧《看钱奴》中也有一个为富不仁的财主，叫贾弘义，一日想烤鸭吃，却舍不得花钱买，便趁机挝了一把，挝了一手油，回家来一顿饭咂一个手指头，已经咂了四个了，没想到睡觉时被狗舔了最后一个手指头，结果心疼得一病不起。
欧洲文学作品中汇集了品目繁多的守财奴形像，其中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莫里哀喜剧《悭吝人》里的阿巴公，巴尔扎克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葛朗台，果戈理小说《死魂灵》里的泼留希金，堪称为欧洲文学中不朽的四大守财奴典型。泼留希金是地主，夏洛克是旧式的高利贷者。阿巴公是资产者，葛朗台是暴发户。泼留希金的迂腐，夏洛克的凶狠，阿巴公的多疑，葛朗台的狡黠。
弗兰克对于他的合伙人和记者有时会特别的慷慨大方。对于一些职工，如果遇到法律上的麻烦，他会代付所有的诉讼费；如果本人或家眷生病，便给予医疗补助。他会以名义上的利率，向需要钱的职工贷款购买房子、车子。如果有人在为公司工作期间死亡，他就会向死者最亲近的 家属提供终身工作。在弗兰克的重要记事本上，凡是他父亲对职工欠下的债，均会毫无疑问地偿还。但弗兰克也有条件，在支付诸如此类的退休金、医疗费和工资津贴之前，弗兰克往往会问，“此人是不是忠诚的职工”。[1]
弗兰克同时又惊人地多疑，甚至仇视别人，极端吝啬。他会走到《电讯报》编辑部去关灯。他斤斤计较记者的报销费，每每因为找到借口从而不予报销而得意。记者出外采访他要求他们坐公共汽车或火车。正像所有的吝啬鬼一样，弗兰克对自己的家人也不会是大方的。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一天，《妇女周刊》印刷厂经理接到帕克太太的电话，她想要一只旧的桶，拌肥料浇花，印刷厂经理把废弃的油墨桶稍作处理后送给帕克太太，并收取一英镑的费用。弗兰克第二天怒气冲冲地打电话给这位厂长，责问他：“为什么派专人白白地送东西给我太太？”这位厂长解释说“我没有白送，叫她付了一英镑”。弗兰克一听，松了一口气，便接着说：“你真的收费了？嗯，这样就好。但是，我决不允许任何人拿走任何东西而不付钱，这一点你清楚不清楚？”
对守财奴来说，金钱就是生命，对钱的伤害就是对他的生命的伤害。葛朗台在得到女儿转让的继承权以后高兴地说：“好，孩子，你救了父亲一命，不过，你只是把父亲给你的东西还给父亲，咱们现在两讫了。买卖就得这样做。生活就是一种买卖。我祝福你，你是个孝顺父亲的贤德姑娘。现在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2]对葛朗台生命的孝顺就表现为对葛朗台占有更多的金钱的孝顺，只有在没有了金钱榨取价值的时候，欧也妮才获得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
有的人可能会认为守财奴可能是属于那种为着自己的未来牺牲自己的现在的极端的生活类型。但事实上可能并不是如此，他们是那种靠钱才能生活在现在的极端的生命类型。他们没有独立的心灵生活，保证自己活在现在，他们没有强烈的人际关系的实在感保证自己活在现在。保证自己活着的唯一的方式是金钱，金钱构成了他的心灵、他的社会关系，他的一切。
对守财奴来说，为了钱可以牺牲生命。葛朗台就是在使劲要抓镀金的十字架的时候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的。钱可以造成一种幻觉，模糊了守财奴的视野，使得他分辨不出什么是真正的金子（镀金），从而失去了生命。财富也许只是人生的镀金，对表面的金子的追求，如果忽略了生命自身更为可贵的“真金”的话，就会对生命造成很大的伤害。
《伊索寓言·守财奴和他的金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个守财奴把金子藏在园中的一棵树下，但每星期都要去挖出来，饱看一通。有个强盗发觉了，就去把金子挖出来，带着逃跑了。守财奴再次去看他的财宝时，发现只剩了空空的洞。他扯着头发，高声号叫，邻居们都来围观，听他诉说自己过去来看金子的情形。你难道一点也没有拿出来？一个邻人问。没有。他答道。我只是来看看。那么以后就再来看这洞吧。一个邻人说。这对你也是一样。有财不用，没有也罢。”[3]
守财奴根据所守的财产的不同有两种基本的形态：精神贯注于实物财产的守财奴和精神贯注于货币财产的守财奴。两者虽然具有共同的特征，但也有一定的差别性。精神贯注于实物财产的守财奴对具体的实物具有强烈的感受力，对于实物有着浓厚的情感。
他们舍不得更换新的家庭用品，舍不得扔掉不能穿的衣服，想要从他们手中拿走一样具体的物品是相当费劲的。他们把那些实际使用和拥有的实际物品看作是自己生命的组成部分，自己意志的对象。在他们那里，爱护自己的实物财产和爱护自己的身体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他们考虑的是物品本身的价值。由于对实物财产的过分关注，有的时候他们也会把实物财产看作比钱还重要。他们吝啬的目标是实物，而不是一分钱掰两半花，而有时会表现为在花钱方面比较大方。这样的守财奴不舍得花钱买奢侈品，因为他们认识到奢侈品的使用价值并不一定比便宜的物品的使用价值更高，在实际的消费过程中也不一定能够带来更多的快乐。
这种占有实物的守财心理有时会有很广泛的表现；有时也是被动的成为这种类型的守财奴的。在人们不能直接占有金钱的情况下，人们希望能够通过占有实物来加以补偿。比如，一个实物守财奴式公务员，不能贪污国家公款，但如果他的特权在私人消费的领域内还存在的话，他总是会表现为大吃大喝，酗酒等等。再比如，在婚庆典礼等等宴会的场合，也偶尔会出现宁可撑破肚皮也要占便宜。因为礼金已经送出，不能白花，他希望通过实物的占有获得一种补偿。一些公款医疗的人，也很容易染上这种守财奴的症状。没病找病，把药当饭吃。他们希望通过物品的占有能够对金钱的占有的不足有所补偿。他们因为守财而常常导致消费的盲目性，并严重到伤害自己的程度。
一般人们可能会认为，钱是他们完全靠自己一点点积聚起来的话，他们当然不舍得随便花掉；一个挣钱很难的人，当然就自然会拥有一些守财奴的品质。但富人中的守财奴往往是那些在以生产的方式创造财富的链条上没有什么突出表现的人。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就是如此。清点一下葛朗台的财富来源我们就会发现，巴尔扎克描述了通过自己的生产来获得财富、侵吞（包括积极的占有和消极纳税）国家或者公共财产、继承、交易性的投机。但其中巴尔扎克对生产性财富的创造用笔不多，而更多地是渲染继承和投机。葛朗台通过把岳父给的四百金路易塞给监管拍卖国家产业的那个人，以一块面包的价钱买下了当地最好的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分租田。而后他又继承了岳母、外公、外婆、妻子的财产。在交易投机方面，葛朗台也有突出的表现。
巴尔扎克写道：像所有的守财奴一样，他时刻都有一种强烈的需要，总想和别人较量，通过合法的途径将别人的钱据为有。巴尔扎克是这样描述葛朗台的：“说到理财，葛朗台先生兼有老虎和巨蟒的本质。他会蹲在那里，长时间窥伺着猎物，然后扑上去，张开钱袋的大口，吞进大堆的金币，然后安安静静地躺下，像吃饱的蛇一样，冷酷而不动声色，徐徐消化吃到肚里的东西。”[4]
这种守财奴对物品的使用价值及其所能带来的快乐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很智慧的。他们的生活在某些方面也是优雅的。因为他们在自己占有的物品中清楚地实现了自我，并努力克服物品和自我的距离与疏远。他们是自我中心主义的。收藏者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守财奴的心理，有一些收藏者，他们收藏的有价值的东西从来密不示人，甚至连他自己也从不享受这些藏品，但他还是守财奴似地看管着这些东西。
他们是在占有这一事实中体会快乐，至于该藏品有什么货币或者使用价值就并不重要了。就对自我价值的清楚认识而言，他们也是优雅的。对财产的执着导致了财产最大程度上成为“我”的一部分，成为“我”的身心的一部分。实物财产成为自我的延伸，其中包含着主观的愿望、自我的*、自我的情感和意志。财产越多，说明“我”的外在的身体空间越大，“我”的生活的现实性和普遍性越高。实物财产甚至在个体自我死亡以后，还能够保留个体“我”的印记，使得自我具有了一定的时间延伸的能力。财产越多，人的自由度也就越高。
但这种类型的守财奴也同时把自我置于一种生活的困境。这种困境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首先是财产的看管需要时间和精力，拥有一份财产，而且他又没有把这份财产当作赚钱换取货币的手段，没有用来牟取金钱的利益，那么这份财产就以非常明确的形式要求占有财产主人的时间。财产越多，占有的时间也就越多，就像房子的各个房间总要花掉我们的时间来打扫一样。
其次，财产的看管需要主人一定的能力素质，尤其是需要财产一样的长久存在的性质，守财奴更能体会到和财富相比，生命无常带来的心灵内在的焦虑不安。另外还要看到，守财奴由于根深蒂固地、强烈的把财产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物质财产对人的身心的影响力增大了，并具有一定的决定性。这种决定性导致了财产的每一个变动都会带来守财奴强烈的心理变动。个人感受的中心点由自我的核心点转到了实物财产上面。不仅如此，个人的自我生活还受到实物的局限，人被实物的自我规律划定了。人的自由在这种局限性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种类型的守财奴随着时代的进步日益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另一类的守财奴是货币财产的守财奴。还是回到前面那个寓言。有钱不用等于没有，从一个角度看，这个结论是对的。但从财富的心理作用来讲，用不用和有没有并不等同。没有钱常会带来一种心灵上的不安全感和难言的焦虑与不安。货币最大的精神价值就是它更适合于“人是一种自由的存在物”的品性，给人精神自由的追求提供了一个现实可行的途径和通道。财富的心理作用与财富的手段性、工具性价值有关，也与其符号性特征和象征性特征有关。货币具有一定的时间超越性。
在整体经济形势稳定的情况下，货币相对于实物财富应付财富贬值或增值的空间更大一些。和实物财富相比，货币财富更和“人是自由的存在物”这一本性相吻合。比如你拥有一套房子，你为了照顾这套房子，马上就变得不自由。你想出去旅游，但还要担心房子被人偷窃或破坏了。存入一个稳定的经济系统中的货币（钱）则没有这个担心。
随着通信、邮电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异地存取、电子汇兑等进入百姓日常生活之后，货币的自由价值就显得更加重要了。货币以及由钱表现出来的资本几乎总能从一种用途转换到另一种用途上去，货币可以给人带来自由。比如在购物时，当你没钱时，你可选择的对象的范围就小得多。钱给我们带来了选择的自由。因为货币可以被用在任何目的之上，尽管货币购买也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和限制。人们都相信有用钱买不到的东西，但一定数量的货币就可以被用来满足此时此刻主体需要中最重要的那一个。
有钱就可以在大量的有用的物品中进行选择，随时随地在那一刻体验到最大满足的快乐，有钱带来的快乐即时性的机会大大增加了，获得了感觉和快乐的自由，使得漫长等待的时间消失了。但也由于等待时间的消失减少了即时满足所带来的快乐程度及其价值。货币的自由品性决定了货币拥有者也是自由的。
金钱能够购买一切的品质比较适合人全能的品质和全能的心理要求；适合人的主宰世界和万物的要求。守财奴把金钱的品质做了恰到好处的运用。他通过意识到他自己拥有金钱，一方面和具体的快乐保持距离关系；另一方面又不断尝试克服这个距离。货币的手段特性使其呈现为享有感的抽象形式。正像上面的那个寓言所说的那样，守财奴满足的是对货币或其他财富的占有本身。他们所希望拥有的是拥有权的完好无损。这种完好无损实际上保证了随时都有可能享受具体的快乐形式。货币为享有感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尽管货币在尚未使用的拥有阶段其所造成的快感实际上还未实现。货币是一种单纯的潜在性，一种不曾花费的力量。未花费的货币在存在的当下的形式下贮藏着主观上可以预见的未来。守财奴满足于“能够”带来的身心的放松状态和高贵的心理。
守财奴避免了金钱使用后带来的失望。对于守财奴来说，除了占有货币以外，货币并没有期望获取任何具体的东西。守财奴意志满足于货币的占有，这就避免了欲求之物和已得之物之间的矛盾。守财奴在虚幻的、不现实的形式中实现了自己的意志。
守财奴由于不把金钱用于具体的购买和消费活动，不追求在具体的实物的享受中获取快乐，因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生活的感性乐趣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理想也会失去原有的内在动力的作用。
守财奴把全部的爱和情感集中到货币、金钱本身，他们对金钱的守护就像守护爱情和美女一般，就像守护自己的父母和身体一般，就像爱护一个德高望重者一样，货币是他们全部的心灵生活。他们并不渴望货币给他们带来具体快乐的关系，而满足于货币存在本身带来的幸福。从这个方面来看，守财奴对金钱的理解是很“优”的。另一个方面，守财奴使货币保持了一种有所不为的高雅风度，避免了货币的滥用带来的不雅。但也要看到，守财奴不去把钱花掉，做到了极点就会导致没有外在的华丽的衣服和品牌的装饰品等而导致不优雅。看来，人都应该具有一点守财奴的良好的品质，做一个优雅的守财者。
人们总是渴望富人能够给自己提供免费的晚餐，在共同从事的活动中，由富人支付花费，并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
法国现象学派的创始人勒维纳斯（Emmanual Levinas 1906～1995）曾经分析了人与人互相交往关系中“面孔”的哲学内涵。富人由于自己所拥有的“财富”给自己的交往的对象造成一种把“富”人作为“人”的品格与财富相混淆的现象。
我和他者的关系完全不是一种主体面对一个客体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强壮而你虚弱，我是仆人，而你是主人。他者即是一个脆弱者，又是一个权威者。他者的脆弱性表明，我强壮，他者脆弱，因为他需要某物，他提出要求，他唤起了我的仁慈，唤起了我对他的责任。他者的权威性表明，他者是上帝，是主人。而我是仆人，要听从他的命令。他人的生命是比我的生命更可贵的东西。如果我们忘记了我比其他人更有罪，正义本身将不能持久。人类有一种圣洁性，那就是人在他的存在中是更依恋他人的存在。他者的面孔是作为一种衡量我的道德标准而出现的。我们根据他来衡量自己的行为。他对我具有无限性的优越性。他者是穷人、陌生者、寡妇、孤儿。从性格上说，吝啬鬼往往委屈而忧郁，永远怀着懊恼的心情看世界。
以往人们常常把守财奴刻画成一个个男人的形象，实际上，守财奴不分男女。之所以在历史上比较出名的守财奴，不管是现实中存在的，还是文学作品中刻画的，大多是男性，是因为在历史上缺少女性富人。
女性还没有真正在历史上成为一个具有经济独立性、政治独立性和观念独立性的个人。以往人们往往把守财奴和不优雅联系起来。无论是男是女，不太会花钱的富人总招致同时代人的怀疑。20世纪的运输业巨头丹尼尔·路德维格（Daniel Ludwig）曾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他对自己的钱一直小心翼翼，以致在1992年他去世之时邻居无法记起他的模样。1986年有一本他的传记：《默默无闻的亿万富翁》（The Lnvisible Billionaire）。名下有200亿美元的萨姆·沃尔顿（San Walton）开一辆福特敞篷小货车。有一次，一位侍者正想为他倒酒，他用手盖住自己的酒杯说：谢谢！不用了，我会把省下来的小费拿走。1840年，美国的百万富翁不会多于20个，以致印刷品上“百万富翁”这个词用斜体显示。在50多年后的1892年，百万富翁已经超过4000人。
美国女富人赫蒂·格林（1834－1916）就是其中之一。她1834年11月21日生于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是家里的独生女。她上演的是一出独身女人的怪诞剧。她总是衣衫凌乱，甚至疯狂地在华尔街的办公室工作，周围是一袋袋、一堆堆散乱的纸张。她住廉价公寓，将衣服穿到薄如纸张。她虽然有“高耸而丰满的胸部”，但一生都不在意自己的外表，有时甚至长时间不洗澡。她从不穿紧身内衣，在冬季就穿男人的内衣。有一次她冬季到纽约去度假，父亲给她1200美元让她买衣服，她却拿其中的1000美元买了债券。她与仆人讨价还价，与当地商人发生口角，穿女儿扔掉的衣服。她把所有的财富都留给了子女。在她去世后，波士顿的《剧本》说她：在告别这个世界、奔向另一个世界时，无法带上她的巨额财富。[5]
[1] 保罗·巴里著、周善定译：《克里·帕克传——一个媒体帝国的建立》，文匯出版社2003年版，第76～77页。
[2] 【法】巴尔扎克著，张冠尧译：《欧也妮·葛朗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页。
[3] 李长山等译：《伊索寓言》Ⅱ，第243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1月版。下同，从略。
[4] 【法】巴尔扎克著，张冠尧译：《欧也妮·葛朗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5] 以上财富人物故事见【美】辛西娅·克罗森著：《财富千年》，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