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E在应对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中曾起到重要作用。为了应对08年金融危机，2008-2014年间美国出台了3轮量化宽松政策，2008年11月-2014年10月，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增加了2.4万亿美元，扩大了1.2倍，其中美国国债增加2万亿美元，MBS从无到有，至3轮QE结束规模已达1.7万亿美元。在量化宽松的刺激下，2010年3月起美国银行信贷增速明显回升，至2014年10月信贷规模累计增长了20.6%。
但QE并非一直有效。当实体部分出现明显问题时商业银行惜贷情绪高，导致货币政策传导不通畅，央行向商业银行释放的流动性并不一定能转化为社会信贷。为了弥补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削弱，央行需要采取其他措施绕过商业银行，通过直接购入非金融企业债权进行信用扩张向实体输入资金。
财政赤字货币化，直接创造信用扩张，区别于QE更为有效。财政赤字货币化更注重发挥财政功能，资金直达实体，还可以控制资金流向。狭义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央行在一级市场上直接购买财政部发行的国债。央行买入国债就是市场直接投放基础货币，由财政部支出拉动社会需求，并将资金注入实体。广义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央行通过在二级市场上持续、大规模的买入国债来增发货币为政府赤字融资。广义和狭义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其实实质相同，都是由财政部而非商业银行承担向实体输送资金的功能。
2.赤字货币化成为发达国家当前选择
目前货币进一步宽松空间较小。过去全球的利率水平相对较高，面对危机时往往可以采取连续降息措施来刺激实体经济的信贷需求。而新冠疫情爆发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利率水平较次贷危机前均已大幅下降，日本及欧洲甚至进入了负利率状态。目前美国已经通过快速降息将利率降至临界水平，后续的操作空间较小，而欧洲及日本则直接跳过了降息这一常规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在零甚至负利率的情况下，资金价格已经不是关键，即使强行继续降息，对信贷需求的刺激作用也不大。
而本次疫情危机主要冲击的是实体经济而非金融体系。以往金融危机期间，政府前期应对措施集中在救助及稳定金融系统，而此次危机的中心其实是实体而非金融系统。一方面，疫情下失业率飙升，4月美国失业率14.7%，英国失业率5.84%，均创下近20年以来新高，大量家庭部门由于疫情封锁居家隔离而失去经济来源，且股市*使家庭资产大幅缩水，收入及资产价值的下降导致居民削减开支，需求端严重萎缩。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收入骤降，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由于普遍的通过贷款回购自身股票提高市盈率的做法，美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持续上升，2019年的负债率已创下历史最高点，而欧元区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长期处于100%之上的高位。高负债下的企业本就非常脆弱，抗风险能力低。
此外，疫情导致企业上下游产业链断裂，出现大面积停工，企业收入骤降，资产负债表恶化。此时商业银行为了控制风险普遍存在惜贷现象，银行间的流动性很难顺畅的流入实体经济，刺激需求回升。而财政政策则可以进行结构性的调控，既可以直接进入实体经济拉动总需求，对中小企业及家庭部门进行补贴和救济，还可以控制资金流向，直接救助受影响最严重的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