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建筑业协会办公楼里的沈祝三胸像▲
沈祝三重义轻利，为确保建筑质量，自己倒贴了20多万，武汉的新校舍自然是建得漂漂亮亮。
郭沫若曾在《洪波曲》中回忆那时的武大：“宏敞的珞珈山上，全部是西式建筑的白垩宫殿，山上有葱茏的林木，遍地有畅茂的花草，山下更有个浩渺的东湖，湖水清深，山气凉爽.......太平时分在这里读书，尤其是教书的人，是有福了……”
郭沫若当时在武大的居所，珞珈山“十八栋”之一▲
不过，这个时候的武大，还没有樱花。
1938年正值抗日战争中的武汉会战，日寇多次轰炸武汉，却从没有轰炸过武汉大学，按照郭沫若的推测，日本军官是想把这里完整地保留下来，待占领武汉后住进来享福。
郭沫若猜得没错，武汉沦陷后，这里果然被日本人作为中原司令部。
1938年7月，武大师生西迁乐山。临行前，校长王星拱嘱咐青年教师汤商皓留下来，发挥特长，保护校舍。
为保护武大校舍立下大功的汤商皓先生▲
汤商皓193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后去日本留学，在日本娶妻铃木光子，七七事变后，带着日本妻子回到了祖国，又在武大任教。他的这一身份，自然有助于与日本侵略者周旋。
武汉沦陷前，汤商皓避入汉口法租界，后来被捕，妻子铃木光子与日本军人交涉，汤先生得以释放，并得以先后见到驻武大日本部队的头目忆酋荒原大佐（相当于中国军队的上校）和高桥少将。
经过汤先生的努力交涉，日本军官答应保护武大的校园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