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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几讲，内容都围绕着赵国向楚、魏两国求援，楚国这条线有了毛遂自荐，魏国这条线有了窃符救赵，楚、魏两国的援军终于加入了邯郸之战，让秦军接连吃了几个败仗。
局面明显对秦军不利，这个时候，秦国的上策应该是主动撤军，暂避锋芒，楚、魏联军很可能见好就收，不会死缠烂打，而以山东六国的习性，只要来自秦国的压力一减轻，彼此之间的矛盾很快就会现形。但秦昭襄王也许是因为年纪大了，急于在有生之年完成一桩灭国大业，所以完全没有撤军的意思，三番五次强迫白起上阵。白起竟然强硬到底了，病越装越重，无论如何都不肯领命出战。
白起在战场上虽然料敌如神，却没能料到政坛上的博弈能有多么凶险，没能料到自己一再的抗命正在突破着秦昭襄王的容忍底线。
转过年来，周赧王五十八年（前257年），白起被免除了一切官职和爵位，贬为普通一兵，流放到一个叫阴密的地方。
白起继续称病，赖在咸阳没走。
这种局面，有点像小夫妻吵架怄气，白起虽然被威胁着净身出户，但只要还留在这个家里，只要能服个软，就算双方心里都已经生出了芥蒂，但日子倒也不难继续过。偏偏就在这段时间里，前线战事日益吃紧，王派回咸阳求援的使者络绎不绝。在秦昭襄王那里，求援申请每接到一份，对白起的恼恨就会加深一分，某一天终于按捺不住了，强制白起立即动身，不许留居咸阳。
白起只好启程了，出咸阳西门10里，走到杜邮。同一时间，秦昭襄王和应侯范睢等人商量，说白起虽然接受了贬职和流放，但心怀不满，很有怨言。怎么办呢？既然已经撕破脸了，那就一撕到底，不留后患好了。于是，秦昭襄王派使者追上白起，赐给他一把剑。
白起终于没能走出杜邮，就这样自*了。
秦国人同情他的遭遇，各乡各邑都有自发的祭祀活动。
白起自刎所在的杜邮，在《水经注》里写作杜邮亭。从1975年出土的云梦秦简来看，秦国当时有所谓“十里一亭”的布局，在主要道路上每隔10里就设置一座驿站，称为亭，主管公文传递、治安稽查等等事宜，还可以充当驿站，负责人称为亭长。刘邦造反之前担任的就是亭长职务。白起出咸阳西门10里，到达杜邮，正好符合“十里一亭”的说法。
《汉官仪》还提到在十里一亭之外还有所谓“五里一邮”，这就意味着，“邮”是比“亭”低一级的行政单位。汉承秦制，推想当年秦国的邮亭系统大概就是这样吧，那么所谓杜邮亭，标准称谓应该叫杜亭才对。
今天我们在咸阳市渭城区还能看到一处叫杜邮亭的地方，旁边不远处就是白起墓，1981年被定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千年之前，唐朝诗人曹业途经此地，写下这样一首小诗：“夷陵火焰灭，长平生气低。将军临老病，赐剑咸阳西。”
寥寥20字，不作评论，只有说不清的惆怅。
这样一种咏叹，其实属于少数一派，毕竟白起身上的污点实在太重嘛。
这些污点，白起自己或许也很清楚。
在《史记》版本里，白起自*之前还留下了一段独白，先是愤愤不平：“我到底怎么得罪老天爷了，让我落到这个下场？”过了许久，终于想通了：“我确实该死啊。长平之战，赵国几十万军人投降，我骗了他们，把他们全部坑*了。我确实该死啊。”
白起自刎之前是不是真的说过这么一番话，当然已经无从考证了，但这番话之所以被记录在案，至少说明人们很容易接受它的真实性，在因果报应的认识论里妥当地解释了白起的死因。
因果报应的认识论并不是佛教带来的，而是在先秦年间早已有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是《易传》当中的名言。中国人习惯拿本土的这一套因果论来理解佛学的因果论，其实两者不但原理有区别，目标指向也是南辕北辙的。
白起之死，给后人创造了“杜邮剑”这个文化语码。我们看历代诗词里提到杜邮、杜邮剑，典故出处就在这里。文人们的议论，各有各的立场，有站在长平死难赵军的立场，说“杜邮岂为冤，万死未足赎”，有站在职场哲学的立场，说“功成若解求身退，岂得将军死杜邮”
总之，作为军人，白起不该*降；作为臣子，白起功成之后就该及时身退。这些见解虽然肤浅，但这种问题，一旦深刻起来，就显得不够善良了。
儒家的标准评价，应该拿王应麟的《通鉴答问》为代表，说白起之死，表面来看是受了范睢的陷害，其实是上天要灭他，假手于范睢而已。王应麟援引《孟子》的一句名言“善战者服上刑”，意思是说，能征惯战的将军不但不该记功，反而要受到最为严厉的刑罚，因为这些人指挥作战并不是为了除暴安良，而是为了抢夺地盘。
王应麟又引用了《周易》里边的师卦，“师”的意思是人群、军旅，所以在古代学者看来，师卦当中蕴含着圣人制定的军旅原则。师卦属于六十四卦系统里的六交卦，是由八卦系统里的两个三卦“坎”和“坤”组合形成的，坎卦在下，坤卦在上。坎象征水，坤象征地，坎下坤上表示“地中有水”，我们可以理解为湖泊或者地下水。
《象传》解释师卦，原话是这么说的：“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意思是说，军旅虽然是一个武装组织，要打仗，但打仗的目的是为民除害，使人民重获安宁，好好地生存繁衍，就像大地可以容水，水又可以养育万物一样。
拿这个标准来看白起，白起无论再怎么战功卓著，但没有一仗有“容民畜众”的意义，完全和圣人制定的军旅原则背道而驰。违背圣人之道就等于违背天道，违背天道自然该受天罚。王应麟还说，白起的歹毒，危害不止于一时一地，后来项羽坑*20万秦军降卒，就是学了白起的榜样。
话说回来，秦国没了白起，邯郸之战还能怎么打下去呢？
《资治通鉴》没有交代的是，应侯范睢先后起用了郑安平和王稽这两位恩人。
当初范睢从魏国逃亡，先是魏国人郑安平把他保护起来，躲过了魏齐的追*，后来秦国使者王稽到了魏国公干，郑安平暗中向他引荐了范睢，范睢这才有机会混在王稽的车队里边抵达秦国。范睢发迹之后，在秦昭襄王面前为两位恩人求官，王稽因此升任河东守，在任的前3年免于政绩考核，至于郑安平，不但留在秦国，还做了秦国的将军。范睢还散尽家财，有恩必偿，有仇必报。
按说范睢有恩必偿，没问题，全部家产都可以送给郑安平和王稽，但范睢偏偏要借国家之力给两位恩人谋取高级职位，并不考虑他们的能力是否胜任，这就为后来种下了祸根。两位大恩人很快就要连累范睢了。
当白起在杜邮自刎之后，范睢举荐郑安平上了前线，结果信陵君在邯郸城下大破秦军，王败走了，郑安平被赵军围困，带着手下的2万秦军投降了赵国。秦军一世英名，在郑安平这里前所未有地折了威风。
按照秦国法律，范睢作为郑安平的举荐人要被连坐。秦昭襄王力保范睢，严禁任何人讨论郑安平投降事件，但不久之后，王稽又出事了，涉嫌私通山东六国，论罪当诛，这就真让范睢坐立不安了。
自从秦昭襄王继位以来，宣太后和魏冉小集团为了应对特殊局面，不得不大力揽权，在相当程度上破坏了商鞅变法以来的法治基础，官职和爵位的授予可以由国君法外施恩了，这才有了王稽和郑安平这种不合规的升迁和不称职的落败，这也正是范睢不如商鞅的地方。等将来秦王政亲政，还会拨乱反正，让一切向商鞅时代回归。
不称职的落败，这也正是范睢不如商鞅的地方。等将来秦王政亲政，还会拨乱反正，让一切向商鞅时代回归。
话说回来，邯郸之围就算是彻底解除了，这是多年来山东六国对秦国罕有的一次胜利，信陵君的声誉因此达到顶峰。但也正是因为这场胜利，信陵君的人生之路接下来该怎么走，倒显得不好抉择了。
我们下一讲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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