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水谣土楼
从巡检司城的形式看，其周长大都为一百多丈，开辟城门2-3个，此即传统的城墙，唯有位于海沧的濠门巡检司城最为特殊，只设一门，且城墙之上建有楼房，这种特殊的结构与今日的土楼颇为相似。
我们称之为“土楼一号”或“海沧土楼”，姑且将之算是福建土楼的起源原点。
洪武年间建置的诸多沿海卫所，到底有没有产生效果，我们很难评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有部分官员认为他们毫无作用，接下来的一个关键举动便是将“孤悬海外”的浯屿水寨内迁至厦门岛。
这一动大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于是，几乎所有的卫所开始放松警惕，守军无非浑噩度日子而已。
沿海的防御也因此暴露出大量漏洞，闽南人开始疯狂的出海，或经商、或为盗，总之，在明正德以后，整个闽南海氛彻底沸腾了。
漳州走向海洋除了延续闽南海洋文化的基因外，也在于其人口的飞快增长，在元朝末期漳州的口数为10.13万人，到了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则增长至26.66万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更多达32.43万人，一举成为福建省人口最多的府。
土楼夯土
面对不断增长的人口，当沿海出现海盗时，数量不多的巡检司便显得有的力不从心了，漳浦人林偕春在《兵防总论》说，“县、卫之城，崇在数十里之内，而乡鄙之民散在数十里之外，仓卒闻城(贼)，扶携莫及，人畜幅辏，乌能尽容”，康熙《漳浦县志》对这种现象的处理对策做了补充，“是时，民罹海寇之祸，已而山寇踵至…村无完舍，民无定居，往往逃匿山中…于是有力者倡里人依险为堡，不能建堡者则携老穉入县城”。
也就是说，既然县城和巡检司城不敷使用，那么便由“有力者”自己建造与之相同效果的堡垒便能达到自保的目的。
起初，百姓基本按卫所的模式建造城墙，只是因财力限制，无法使用规整的石头，而只能用土、石混合或者完全用土夯实而成。
如明万历《漳州府志》关于诏安县土城的记载共计五处：岑头土城(在三都周围八百四十丈，高一丈四尺)、梅州土城(在四都，正德三年筑)、土桥土城(正德十年筑，今圯)、上湖土城(嘉靖二十四年筑)、甲洲土城(嘉靖二十五年筑)。其中岑头土城周长远超巡检司城，基本上把整个聚落都包围了起来，形成一个不小的“城池”。
云水谣土楼
漳浦县的部分也记载了六都巨姓吴氏乡民于正德元年向漳州府申请得筑城自保，后遭兵火毁坏，后世乡民于嘉靖五年花了四千六百两白银、费时三年重新建得周围八百二十五丈、高一丈六尺的云霄城；其他如十七都鲁泽远等重建赤湖城，正德三年四都筑梅州土城，正德十年筑土桥土城等。
如此规模宏大，数量众多的土城多出现在正德至嘉靖初年，他们的出现使得百姓对抗贼寇的能力大大提升。
但自从嘉靖二十三闽南人在日本意外获利后，闽南沿海的寇乱更是一下子达到了巅峰，之后二十年，其抢掠、烧*之严重令人叹为观止。
为了加强抵御，单单靠耗费大量资金筑造土城，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人口较少的聚落根本起不到防御的效果，于是一种更加紧凑的土围、土堡出现了。如嘉靖二十八年所建的诏安县白叶堡，周围仅六十二丈，面积相较土城来讲，大大缩小了。
赵家堡全图
但，这里面也涉及到一个封建王朝最关心的“制”的问题，如果平民百姓可以随意建造城墙，那么不就是默认大家可以据险各立山头、自立为王么？
土城、土堡之建自然没这么简单，正德至嘉靖初年的筑城，一概都是要向政府申请的。谢彬在《新筑长屿堡碑记》中称，当贼乱四起时，“不良者乐祸亦厚，自为计不用官府之命，辄坏人之室屋、夷人之丘垅，营以为巢垒，率不戒而就，且益坚以浚，而不良者有所凭依以益肆其恶矣；间有良者无力以徙，又不敢自为营寨，相率叩首于官府之庭，愿殚力以为土堡，则官为任人以董其成，立长以联其治，而良者亦庶有所赖以完殳母妻子”。
因此，土城、土堡之设，大多是在官府的默许下进行的，他们算是官府运用民间的力量共同完成防御寇乱的结果。
到了嘉靖三十五年，局势越发严峻，单纯靠民间主动申请、官府审批的方式，完全满足不了广大群众自主抵抗外敌的热情，于是官方正式发出号召，允许百姓主动防御，“都御使阮鹗诫谕居民筑土堡为防御计”，良者与不良者纷纷筑堡，“由是漳境内城堡营寨恭置星列，盖良者半，不良者半”。
万历《漳州府志》的兵防志对漳州土城、土堡的建构历史做了总结，“漳州土堡，旧时尚少，惟巡检司城及人烟辏集去处设有土城，嘉靖四十等年以来，各处盗贼生发，民间团筑土围、土楼日众，沿海地方尤多”。
那么，按土城、土堡、土楼出现的先后顺序看，他们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和今日的土楼有什么关系，“海沧土楼”应作何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