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年，随着四川地区的经济发展，金属铸币不便使用，成都的富民十六户创新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此后，交子经历了由私营到官营，由川蜀一地通行到跨区域流通和发行的过程，成为两宋财政的重要手段和货币金融工具。《交子：世界金融史的中国贡献》梳理了宋代交子的产生背景、创立经历、由私营到官营的过程，讲述了朝廷发行交子纾解财政困境，由于货币超发导致通货膨胀的过程，以及交子对后世元、明、清等朝纸币发行流通所产生的重要借鉴意义。作者爬梳史料，索隐钩沉，为我们描摹出一幅宋代纸币从创新发明到发行流通再到泛滥失信的历史画卷。作为一部金融启蒙读物，本书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启迪读者读史鉴今，既为堪比四大发明的金融创新而骄傲，又警惕金融工具的滥用和货币超发的危害。
>>内文选读
大变钱法
钱法，是宋徽宗和蔡京花大力气变革的领域。被改革的对象包括铜铁钱，也包括交子。 我们今天在货币流通领域勠力改革，目的是消除不利于经济运作、货币流通的阻碍，能让货币更优质、更精准地服务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当前经济政策“工具箱”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两回事。前者大体指政府运用国家预算和税收等财政手段，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来实现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平衡；后者则是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用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的总称。财政政策的实施主体主要是财政部，方式则有增减税、增减财政预算、调整转移支付等；货币政策的实施主体主要是中央银行，具体措施主要包括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和外汇政策。
古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分界远远不如今日清晰，甚至可以说不存在独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绝大多数古代君臣认为货币是财政的一部分（尽管当时既没有现代的“货币”和“财政”概念，但大致可以用这两个概念指代相关的古代领域），他们的观点影响到当代学者的研究写作。比如众多中国古代财政史著作会辟出章节讨论货币，主要的角度是货币管理机构的设置与职能、铸钱所用的原料与记述，以及货币发行量。古人和历史学家通常不认为货币发行量是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将其视为国家财政运作的一部分。
赵佶和蔡京的认识也不例外，他们大变钱法的核心意图有二：一是充足国家财政收入；二是满足皇帝奢侈消费的需求。至于凸显货币减少经济中各种摩擦的作用，王安石考虑过一些，而赵佶和蔡京怕是对此不感兴趣。蔡京的思路并不复杂，我认为他的核心办法是降低成本生产更多数量的货币。例如他主导了当五钱、当十钱的铸造，即一枚铜钱可以当作五枚、十枚普通铜钱使用。当五钱、当十钱的形制比普通铜钱大一些，用的铜料也多一些，但与普通铜钱的用料达不到五倍、十倍关系。一枚当十钱所用的铜料大约相当于铸造三枚普通铜钱的材料。如我在本书《引言》中说到的，铸造大钱这一行为本身不是绝对没有道理，但很容易产生两大恶果：一是向天下人宣告朝廷缺钱；二是引起蜂拥而上的盗铸狂潮。所以当十钱很快就只能按照铜材的价值——三枚普通铜钱在市面上使用了。总之，铸造大钱的获利不算太丰富，还容易引起社会、经济混乱。蔡京在铸大钱上倒是坚持不懈、屡败屡战，但一直没能完美取得他想实现的效果。
宋徽宗和蔡京对待纸币的思路与对待铜钱一致，做法也很简单：增加发行数量、扩大发行范围。双管齐下，给了交子又一次站在风口等待起飞的机会。
崇宁元年（1102 年），蔡京的一份上奏拉开了北宋末年交子变革的序幕。他认为，民众已经信任四川交子进入陕西流通。现在希望能印造三百万贯交子，下令交子、现钱、盐钞三者可以在陕西同时流通，拨成都常平司钱一百万贯充当本钱。皇帝同意了这份上奏。
此次上奏不同于熙宁年间相关决策的方面主要有二。
第一，数额大幅增加。熙宁年间，朝廷几次在陕西印造交子，或引四川交子进入陕西，每次数额不过几十万贯。而蔡京的上奏一下子将交子数拉升至三百万贯，这一数量对于王安石和宋神宗来说恐怕是天文数字。要知道他们二人已是同时代最为“大胆”的决策者，四川交子最初的发行量也不过是一界一百二十五万余贯。
第二，本钱与交子发行量的比例下降。在熙宁年间，许多人提出本钱与交子发行量的比例应该为1∶1，即需要准备100%的本钱。这是因为交子在陕西更多地起到汇兑票据作用，商人从官府得到交子之后终归会前往指定地点，要求有关部门再将交子兑现。各地本钱不足在当时引起了兑现问题，造成交子币值下降。蔡京则将本钱与交子发行量的比例降低至 1∶3，与官营四川交子起始的比例差不多。这个决定看起来更为务实，也减少了货币资源浪费，或许暗示宰相打算将陕西交子打造为真正的流通货币。这里有必要说明蔡京的年龄，他出生于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 年），在王安石变法之初 的熙宁三年进入仕途，几乎全程见证并参与到熙宁、元丰时代的变法大潮流之中。崇宁元年时，蔡京已经55岁，是一位步入中老年的成熟官僚。因此，我们虽然常说蔡京野心勃勃，甚至定性他胡作非为、祸国殃民，可他设计、出台的政策未必是儿戏，背后总是暗藏着某些特定的政治目的。只是为了达成目的，他愿意让他人付出的代价更高。
增加发行量之后，扩大交子的流通范围成为蔡京的下一个改革目标。崇宁三年，京西北路交子所成立；崇宁四年四月，交子被推行至淮南地区。而即便是京师开封和京畿地区，也应该短暂地流通过交子。遗憾的是，许多直接说明交子在某地新发行的史料没有能够保存下来。我们只能从某些交代其他问题的史料中寻得相关记载从而反推史实。崇宁四年六月，蔡京开始将交子“翻新”为“钱引”。六月二十三日，位于开封的榷货务买钞所称：“奉旨：交子并依旧法路分，兼诸路通行，其在京及京畿行用等指挥更不施行。钱引依此印造，诸路用钱引，四川依旧施行。其已行交子，渐次以钱引兑换。”可见在崇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之前，交子曾在京师开封和京畿地区流通。
问题是从这段史料看，蔡京将交子翻新为钱引后没有立即取消交子，社会上同时流通着交子与钱引两种纸币。这位“敛财大师”又是如何统筹协调的呢？
上面这段史料告诉我们“诸路用钱引，四川依旧施行”，也就是说四川之外的其他路分都改用钱引，旧交子逐渐在各种渠道中被钱引兑换，只有四川本地流通的纸币依然称为交子。而再往前那句“交子并依旧法路分，兼诸路通行”的含义则很是令人费解。有学者认为交子的流通范围扩大了，可以在“诸路”流通。而我个人的理解则相对保守，这句话的意思恐怕是已经发行的交子可以继续在四川、陕西等已经使用交子的路分流通，而这些路分的交子自崇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起可以打通路分区隔而跨界使用。这个说法暗含着宋廷在京西北路、淮南发行的交子原本彼此不能在对方境内流通，也不能与四川、陕西交子通用。只不过打通交子流通范围区隔的政策恐怕不同于我们想象的那样，目的在于扩大流通范围以便于交子流通。毕竟四川之外的地区即将改用钱引，此时增强交子的流通性又有什么作用呢？或许，蔡京的目的是使四川之外的交子更便捷地被钱引兑换。例如原本淮南交子只能在淮南兑换，现在持有者可以在京西北路、陕西等地兑换。
钱引流通的地区较交子广泛，即便是将流通范围增加到了京西北路和淮南的交子，也比不上钱引。崇宁年间，钱引的流通范围有京东、京西、淮南、京师等地，而根据其他史料的记载，陕西、河东、四川等地也随后逐渐流通钱引，可以说钱引的流通范围包括了宋朝统治境内的绝大部分北方地区和四川。但不知为何，朝廷大力推广的新纸币没有波及南方，福建、江浙、湖广等地竟然均不通行。史籍没有记载任何官方性质的说明，只有同时代的官员赵挺之的意见被保留下来。此人认为福建是蔡京的老家，而奸相想要放家乡一条生路，因此没有将发行钱引这脉祸水引入福建。不知赵挺之的意见是否被完整地记录，现存所谓蔡京是福建人所以不让钱引进入福建的说法很显然是斗气、戏说，根本不像成熟的政见。况且即便福建不流通钱引的原因果真如此，那么江浙、湖广为何也不流通交子呢？难道蔡京还有若干个第二故乡吗？因此，赵挺之的说法难以成立，不足为凭。
我在此提出一点个人的看法。钱引没有被引入广大东南地区的直接原因或许与当时北宋国家财政的贡输、调拨体系有关。北宋不论西北方向对夏还是东北方向对辽的军费开支，主要在北方地区解决。因此，当朝廷需要依靠发行纸币筹集购买军需物资的经费，甚至利用超发货币盘剥民间财富时，应当会首先考虑在北方地区推行。当时经济重心南移尚未完成，北方地区的物资生产并非不足，而是官府通过税收等形式汲取的财政资源不足以支撑日益庞大的开支。宋廷原本将购买这一税收之外补足物资的手段运用得炉火纯青，可无奈受限于经费不足。军需物资主要是“大路货”，绝少有只能南方生产而北方没有的物品。宋廷自然没有必要舍近求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