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编者的话：和俄日韩等国一样，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从全球来看，人口出生率低或下降的国家大多会通过制定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来解决这一现实问题：俄罗斯“母亲基金”项目已实施了16年，韩国专家提出短期、中期和长期同时推进的解决方案，日本通过成立专门解决低生育问题的政府机构，德国努力扩大全日制日托班和小学的数量……《环球时报》记者对这4个国家的鼓励政策进行了深入调查，调查显示这些国家的相关政策有的成效不明显，有的又因经济发展变化面临新的挑战，总体来说，比增加生育补贴、延长育儿假等措施更重要的还是要解决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潜在问题。
政府各种补贴，日本年轻人仍感压力大
日本20世纪70年代进入“少子化”时代，如今，这一问题变得越发严重。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显示，2022年日本新生儿数量首次跌破80万人。从19世纪末有该项统计以来，这是100多年来的最低值，再次给多年来受“少子化”困扰的日本社会敲响警钟。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为解决“少子化”问题，日本政府不仅发布年度《少子化社会对策白皮书》，还有意打造以儿童为优先的社会经济。除提高育儿相关预算、强化育儿休假制度外，日本计划今年4月设立“儿童家庭厅”，新机构编制300人，专门负责综合应对“少子化”、虐待儿童、儿童贫困等问题。
其实，为缓解严峻的人口问题，日本政府已出台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首先，支持新婚家庭。如2016年6月启动的“一亿总活跃计划”，为新婚夫妇购房或租房、搬家提供资金支持，并不断放宽年龄和收入限制，提高补贴上限额度。2021年的“结婚新生活支援项目”规定，如果双方结婚当日年龄低于39岁，且家庭年收入少于540万日元（100日元目前约合5元人民币），就可以申请多达60万日元的新婚生活补助。而最初的年龄限制是34岁以下，年收入标准是未满340万日元。其次，提高一次性生育补贴。如为了减轻分娩所需的直接费用或分娩前后产检费用等经济负担，日本政府2009年10月起曾将一次性生育补贴由原来的38万日元提高到42万日元。再次，发放儿童补贴，以及免费提供婴幼儿保育和学龄前儿童教育。儿童补贴政策的对象是住在日本国内的中小学儿童，儿童年龄不同补贴额度不同。补贴以月为单位计算，3岁前一律为每月1.5万日元；3岁至小学毕业，第一孩、第二孩每月1万日元，第三孩及以上每月1.5万日元。2019年日本政府向1637万余名儿童发放了补贴，领取补贴的儿童比2018年减少23万多。
即便是政府采取了相当多的福利政策，但日本年轻人仍感觉经济压力大，特别是担心将一个孩子培养到大学毕业的教育支出过高，因此，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大趋势难以改变。在日生活多年的李明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政府推出的相关补贴，在日本人看来只是杯水车薪。日本已有多年没涨工资，切实解决年轻人财务不宽裕的状况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日本职场加班很严重，年轻人为了在职场更好发展也不得不加班。加班占据了养育孩子的时间。”
日本《东洋经济》刊文评论称，金钱奖励或先进补贴无法彻底解决“少子化”问题，应对“少子化”最有效的方法还是要解决就业和潜在的经济问题。
育儿假制度，最受韩国人欢迎
韩国政府今年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总和生育率（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已下降到0.78，创有记录以来新低。韩国去年新生儿数量为24.9万人，同比减少了4.4%。对此，韩国总理韩德洙表示，“有必要对现有应对低生育率的对策进行根本性反省”。
韩国2005年成立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并出台多项鼓励生育的政策。该委员会自2006年起每5年发布一次《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基本规划》。根据规划，从2022年起向有未满1周岁婴儿的家庭每月提供30万韩元（100韩元目前约合0.5元人民币）的育儿补助，到2025年逐步上调至50万韩元，并为产妇提供200万韩元的生育补贴。为鼓励父母双方共同承担育儿责任，夫妻都为未满周岁的子女申请3个月的育儿假时，每人每月最高可获300万韩元育儿津贴。据了解，在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去年年底公布的一个应对方案中，韩国决定将育儿假的最长期限从1年增至1年半，并进一步放宽部分使用条件。
除允许夫妻同时休假育儿外，韩国还规定，在必要时，家庭成员可以一次申请1天育儿假，一年最多10天。家庭成员的范围包括育儿父母、育儿父母的父母和祖父母。
据《韩国日报》、YTN电视台等媒体报道，韩国政府在2022年共花费47万亿韩元用于应对低生育率，是历年来相关预算最多的一年，但现金补贴也许不是解决低生育率的根本对策。一对韩国新婚夫妇向《环球时报》记者抱怨说，高房价、高物价仍被韩国年轻人视为生育儿女的最大障碍。目前，最受育儿夫妇欢迎的是育儿假制度。2022年，申请育儿休假的人数约为13.1万，同比增长18.6%。其中男性占30%，达3.7万人。记者认识的几位韩国朋友都申请了育儿休假，并且基本上都休满了一年。一位从事记者职业的男子表示：“在韩国老人很少帮子女带孩子、雇保姆又负担太重的情况下，政府推出的相关政策解决了双职工夫妻的育儿困扰。但休假时间毕竟有限，解决好儿童尤其是婴幼儿托管的问题更为重要。”
韩国政府官员日前表示将推出临时儿童托管服务，并引入儿童托管服务从业者资格制度，但他们也担心，“托管服务内容还不能完全满足育儿父母的特性化需求”。韩国相关专家认为，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减少问题非常复杂，很难短时间内解决，应设定短期、中期和长期方案，同时推动落地并逐步解决问题。短期方案是逐步放开移民政策；中期方案是逐步认可未婚同居与合作育儿等家庭模式，平等对待新生儿，消除社会对新型家庭的偏见；长期方案是保障就业稳定性、增加优质岗位数量、提高公共房屋供给等。目前，韩国政府计划进一步提高多子女家庭的福利待遇。如从今年起为多子女家庭提供更多专用公租房，到2025年增至2.75万套，并将多子女家庭标准从现行的3名以上子女逐步放宽至两名以上。
全日制托管，帮德国妇女回归全职工作
德国联邦统计局最新报告显示，1964年德国新生婴儿为136万，达到顶峰。此后，德国出生率急剧下降。2011年新生儿登记只有66.3万，为1946年以来最低。2021年，德国有79.5万名新生儿，总和生育率从2020 年的 1.53增加到2021年的1.58。对于生育率有所提高的原因，报告认为一是劳动力市场相对稳定，二是新冠疫情期间，夫妻在一起的时间“比平时多得多”，导致生育机会增加。
家住汉堡的索尼娅和丈夫罗兰德去年秋天有了儿子本尼，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们的爱情结晶就与疫情期间社交生活减少、共处时间增多有一定关系。此外，她所在的汽车零件集团鼓励员工在家办公，并制定了弹性工作时间。这意味着她休完假后，可以更好地兼顾职业和家庭。
谈到德国生育率上升，罗兰德认为离不开政府的三大鼓励生育的举措。其一，新生儿父母拥有休假制度。子女出生后，夫妻双方可共享14个月的带薪产假，并自由分配休产假时间。其中一方最多可以领取12个月的“父母津贴”，每月从300至1800欧元不等。从2024年开始，产妇的配偶还可以多休两周带薪陪产假。其二，有孩子的家庭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补贴。按照2021年提高后的标准，每个家庭的第一孩、第二孩可获得每人每月219欧元的补贴，第三孩补贴为225欧元，第四孩及更多孩子每月可获250欧元。低收入家庭还可以申请儿童补贴金，每个孩子每月最高为205欧元。此外，有孩子的家庭还可享受部分免税。若父母一方加入法定家庭医疗保险，未成年子女及未满23岁、自己没有收入的子女可享受免费医疗保险。其三，建设完善的育儿基础设施。德国政府近10多年来扩大了全日制日托班、全日制小学数量，让母亲可以更早地回归全职工作。有报道称，德国联邦和各州政府达成共识——从2025年起，全日制小学的托管将在全德范围内成为法定权利。但去年11月，德国多州政府发出警告，由于教育从业人员短缺，全日制儿童保育系统建设正面临严峻考验。
德国社会人口学者菲利普·莫兰德认为，欧洲一些国家的经验显示，要提高生育率关键还是要营造一个对孩子友好的社会环境。如增加全日制托儿所（不少企业甚至还自己设立托儿所）、社区有更多儿童活动区、企业更灵活的工作制度，以及国家确保的各种福利、补贴和义务教育等。
“母亲基金”，曾让俄提前完成人口增长目标
俄罗斯联邦统计局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俄人口数量为1.464亿，比2021年减少55万人。据俄《消息报》年初报道，俄战略倡议署向总统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2/3的俄家庭为少子女家庭，只有1至2个孩子，仅1/10的俄家庭有3个及以上子女，其余为无子女家庭。
为鼓励生育，近年来俄政府采取了诸如发放“母亲基金”、设立“光荣父母”勋章、恢复苏联时期“英雄母亲”称号、向新生儿家庭发放各类补贴等诸多政策措施。2007年起设立的“母亲基金”，生育二孩及更多孩子的家庭可一次性领取25万卢布（100卢布目前约合9.15元人民币）的生育补贴。此后，金额逐年增加，2019年已超过45万卢布。俄政府还实施总额约为3万亿卢布的“人口学”国家项目（2019-2024年），该项目包括为有新生儿的家庭提供财政支持、促进妇女就业、为3岁以下婴幼儿教育创造条件等多项计划。
近年来，俄政府实行的促进生育措施取得一定成效。据俄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1年至2008年期间，俄人口数量减少近600万人。2008年至2018年初期间，俄新生人口数量逐年增加。2013年俄人口首次实现正增长，2015年总人口达1.463亿，提前完成《俄罗斯联邦2025年前人口政策构想》的目标任务。2018年初，俄人口数量接近1.469亿，为历史最高水平，此后再次呈逐年减少趋势。由于经济、社会等各种内外因素，人口下行压力在一度缓解后又逐渐加大，俄仍无法彻底摆脱人口负增长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挑战。俄专家认为，受内外因素影响，俄国内经济持续低迷，很多民众出于对改善生活现状和未来发展的担忧，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育意愿。俄著名民意调查机构“社会舆论”基金会项目主任普列斯尼亚科娃表示，受经济上的不确定性、新冠疫情及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俄罗斯人会推迟或谨慎考虑诸如生育等重大家庭决定。
茹罗娃是莫斯科一家超市的收银员，她的丈夫是出租车司机，两人育有一对子女，分别为10岁和6岁。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之前考虑到“母亲基金”补贴支持，他们才要了二胎。但如今两人感到压力较大，考虑到育儿等各类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二人已有意识地减少不必要支出。在一家车行工作的斯维特兰娜结婚近两年，她的丈夫在零售企业工作。她表示，虽然政府有较多鼓励生育的政策，尤其是对多子女家庭，但夫妻二人目前考虑只生一个孩子。他们听说，“母亲基金”的申领和使用都有严格规定，要提交的材料繁多，并且获得的补贴与实际育儿成本相比还是显得微不足道。
有一些俄罗斯的社会组织为提高人口出生率提出过“超常规”建议，并引发争议。2020年10月，俄社会组织“母亲委员会”呼吁对故意拒绝生育者征税后，反对者表示，这样的强制性做法极易引发社会不满情绪，许多年轻父母因经济问题推迟生育，对其征税显然是“不合理的”。
【环球时报驻俄罗斯、日本、韩国特派记者 肖新新 朱玥颖 张悦 环球时报驻德国特约记者 青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