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这段话就是说:汉武帝穷奢极欲,刑罚繁重,横征暴敛,对内大肆兴建宫室,对外征讨四方蛮夷,又迷惑于神怪之说,巡游无度,致使百姓疲劳凋敝,很多人被迫作了盗贼,与秦始皇没有多少不同。但为什么秦朝因此而灭亡,汉朝却因此而兴盛呢?是因为汉武帝能够遵守先王之道,懂得如何治理国家,守住基业、能接受忠正刚直之人的谏言,厌恶被人欺瞒蒙蔽,始终喜好贤才,赏罚严明,到晚年又能改变以往的过失,将继承人托付给合适的大臣,这正是汉武帝所以有造成秦朝灭亡的错误,却避免了秦朝灭亡的灾祸的原因吧!
班固在《汉书》中这样评价汉武帝:“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涣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意思是说,西汉王朝承接前世落后残破的历史遗存,汉高祖刘邦拨乱反正,汉文帝和汉景帝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主要致力于社会经济的恢复,顾不上文化建设。汉武帝刚刚即位,就罢黜诸子百家杂说,提高儒学经典《易》、《诗》、《书》、《春秋》、《礼》、《乐》的文化地位。于是聚集海内人才,举用俊杰之士,和他们一同建立大功业。兴办太学,改定正朔,修正历法,调和音律,创作诗乐,设立封禅,礼拜百神,使先王的文化绪统有以承继,所颁布的法令通告,焕然而多有文采。后世子孙遵行这一方向,于是有三代之风。像汉武帝这样的雄才大略,如果不背弃汉文帝、汉景帝谦恭简朴的作风,一心为老百姓谋利益,那么,以《诗》《书》中的赞词和颂歌来表彰他,一点儿也不过分啊!
从这两段评价里来看,司马光的评价比较中肯,功过都有;而班固的评价就有些赞美之意,更多的是赞颂。因为班固对光武帝史的撰写得到了汉明帝(光武帝第四子)的赏识,汉明帝希望通过班固进一步宣扬“汉德”,特下诏让他继续完成所著史书。这就是《汉书》的由来。
班固为东汉史学家,编写《汉书》实为给当朝写史,批评的负面的当然不能写;而司马光为北宋史学家,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千年,不存在政治因素,因此写史相对客观,评价比较中肯。
从这个对比来看,史书的作者受客观因素的影响,难免会带有主观感情,很难完全客观的记载事实,我们读史,要多方面了解史料,尽量规避作者的主观,挖掘事实,还原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