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振镐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2)
“原始时期并没有书写的文字,但在荒远的古代就已经出现了最初的利用图画以表达思想或记载事实的方法。这就是图画文字,描画的或象形的文字。因此,图画文字与图画有着极密切的联系。我们可以把某些形式的图画文字理解为‘符号语言’的个别类型。图画文字曾在许多部落和部族中间……发展了起来。发展较高的图画文字是由写实的或示意的表现物体、动作或事件的个别图画或一组复合画组成的。图画文字有时叙述一个复杂的事实,记载事件发生的年代,或说明祖先的英雄事迹。”①
《周易大传》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结绳记事的记载。古东夷族是否也经历过“结绳而治”的阶段不得而知。但现有考古资料证明,东夷族的确是一个经过图像文字阶段的民族,不过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刻划符号阶段。
一、北辛文化的刻划符号
东夷族的文字在正式产生以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从目前考古发掘资料看,它是从北辛文化的刻划符号开始,经过极其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而最后形成的。滕县北辛遗址的陶器的器底和器腹上各发现。
图一 滕县北辛遗址出土陶片上的刻划符号
一个刻划符号,是在烧陶以前刻划上的。一个是刻在泥质灰陶器底上,一个是刻在泥质红陶腹片上。刻划符号的形状如图一②,究竟表示什么意思,不得而知。
二、大汶口文化的图像文字
到大汶口文化时期,这种刻划符号不仅数量增多了,而且符号的象形意义也日渐明了。
泰安大汶口墓葬出土的陶器上绘有彩绘图像:有黑白彩同心圆(图二: 1,彩陶背壶10:57)、朱色大圆点(图二: 2,双鼻壶98: 5,背壶1058;深腹罐98: 7;其他类罐9: 38)、朱色图像(图二: 3,背壶75: 1)等③。这些彩绘图像代表何意?
图二: 2是否就是太阳的象形?
图二: 3是否就是正视鸟的象形?这些问题,都值得重视和研究。但是,如果说上述符号不解其意,尚属刻划符号的阶段,那么,我们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遗址———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的大口尊(陶尊)上发现了正式的图像文字。这种图像文字因刻在陶器上,故又简称“陶文”。
陶文刻在大口尊上,这种陶尊胎壁厚重,夹砂粗陶,在大汶口文化的早期阶段就已经出现。至大汶口文化晚期,即陵阳河中期墓之后, 陶尊颈部往往刻有图像文字或图像,有的图像文字在刻划范围之内,尚涂有朱彩。根据现已发掘的材料看,刻文陶尊除诸城前寨、南京北阴阳营各发现一件外,其余全部发现于莒县陵阳河及大朱村,尤以陵阳河发现的为最多。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陵阳河发现的刻文陶尊均出土于河滩一组墓地,共10件。采品6件,完整器5件。刻文分别为图二: 4~10,另一件为1979年发掘采集的陶尊残片,刻文为图二: 12。发掘品4件, M7的一件刻文如图二: 4, M19的一件刻文如图二: 10, M17的一件刻文如图二: 12,M25的一件刻文如图二: 11。“陵阳河发现陶尊刻文,总计12个个体,如将刻文归类统计,得图像一、图像文字七。”④这是陵阳河出土的图像文字,如加上其他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图像和图像文字共12个。对以上一些陶文的解释,各家说法不一。图二: 4和图二: 5,于省吾、唐兰先生认为是两个字,“炅”和“ ”。邵望平先生认为,它们是大汶口人祈祷农业丰收,用于祭天的一种仪式。图二: 6和图二: 7,王树明先生释为“斤”和“戊”,是兵器的摹画,与兵事有关。也有人认为这两个字乃是锄、斧一类工具的象形字,与农事有关。图二: 10与甲骨文、金文中的“凡”字之形颇相近似,可能是“凡”字的祖型。图二: 12,王树明先生认为,它的原始摹画可能是古代先民为多产酒、产好酒把沥酒过程中所用器物摹画下来,对其进行祈祷祭祀的图像,还不能称其为文字。结合大汶口文化时期东夷族酿酒业的发展,这个时期东夷人对酿酒过程进行形象摹画是有道理的。陶尊刻文图二: 11的形象,据王树明先生的考释,认为应是陵阳河人植树的图像文字,或称社祭图像。图二: 8、图二: 9与沥酒图像顶端的“X ”（无法显示）、“X ”之形雷同,当为一类物,很可能是沥酒图像的简化,也是大汶口人在酿酒时进行祈祷的图像。
此外,王树明先生释图31从图像文字到甲骨文———史前东夷文字史略二: 11为“南”字,释图二: 9为“享”字⑤。目前,学术界对上述陶文是否是文字的看法很不一致。有人认为应该是文字。也有人不承认是文字。笔者认为,上述陶文确有其原始性,说它就是正式的文字, 理由并不十分充分。但是,如果认为它与文字毫无关系,恐也难以令人信服。目前的基本趋势是,承认上述陶文确是图像文字的人越来越多,这种文字与后来的甲骨文也有一定的联系,这也是事实。
三、龙山文化卜骨和文字的发现龙山文化时期,东夷人的文字
目前已有发现。1991年—1992年考古工作者在发掘邹平丁公遗址时,发现一件刻有11个字的龙山文化陶片。(图三)
图三 邹平丁公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陶文
据发掘报告称:“刻字陶片(H1235∶2),泥质磨光灰陶。为近直壁大平底盆的底部残片,陶片宽3厘米~3·4厘米、长4·6厘米~7·7厘米、厚0·35厘米。于内片刻有5行(竖行) 11字,右起第一行为3个字,其余4行每行2个字。另外,在左上角有一刻划极浅的符号,疑为一字,左下角有一刻划短线伸出陶片之外。”“刻写文字字体的显著特征是多为连笔字,与后代的行草相类,和通常见到的甲骨文差别较大,两者书体有别。甲骨文是宫廷占卜文字,书写比较正规,类似于楷书,并且甲骨材料质地比较坚硬,刻写不便,不易运用连笔。当然,也不排除丁公龙山文字有属于单独一个系统(东夷系统)的可能性。但是,从右数第一行第二个字、第二行第一个字,第三行第一个字等字的结构看,分别与甲骨文中的‘见’、‘X ’和‘鬲’比较接近。因此,有可能是甲骨文的前身之一,只是由于书体的不同,加大了其与甲骨文的区别。”⑥丁公陶文的年代,属龙山文化晚期偏早阶段,距今4200年~4100年之间。如果说,对断定大汶口文化的图像文字是文字还有疑问的话,那么,丁公遗址龙山文化陶片上的11个字,是正式的文字,则是肯定无疑的。对上述文字,虽有个别学者还表示疑问外,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是文字,是“目前所知我国境内发现的一种最早的古文字”;更有的学者认为,不仅是文字,而且还是“一个完整的文书”;还有人建议应称之为“陶书”。“在商代之前,很可能有一个以陶器为书写材料的‘陶书时代’。”也有的学者认为,丁公陶文“应属于东夷文化系统的文字。”⑦在邹平丁公遗址发现龙山文化陶文不久,即1994年~1996年,在发掘阳谷景阳岗龙山文化城址时又发现一刻文陶片。据发掘者称:“带刻文的陶片出土于G54。G54位于T6350、T6351内,是1996年春季发掘时发现的一条灰沟,位于城址4、5号台地之间,呈东西向。1996年9月2日,在对G54内出土遗物整理时,发现了该陶片。”刻文陶片,“其时代与泗水尹家城三、四段相当,即属龙山文化中期晚段或晚期早段。”年代“距今4300~4100年。”“带刻文陶片属一小型泥质磨光墨陶罐的肩部,残存部分大致呈三角形,从刻划形式看,是在陶器成型之后,烧制之前刻上的,因此该陶片的文字系龙山时代人们所为。”“陶片上残存的文字大致属于三个个体,每个个体以点或折线组成,刻法古拙,点线刻划深浅不一,直线及折线的刻划也较生硬、呆板,说明刻划技术并不熟练。此外,在三个刻文下端(即陶片下部)尚有一刻划的点,当属另一文字,由于陶片残破,这一文字的另一部分已残缺。”总之,景阳岗城址的陶片刻文,“从形体看,与甲骨文也较接近”,“应与甲骨文有渊源关系”⑧。据以上丁公陶文和景阳岗城址陶文的发现,确证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而已发现的龙山文字都与后来商朝的甲骨文关系较为密切,特别是景阳岗城址陶文与“甲骨文有渊源关系”。
四、岳石文化甲骨文字的发现
在景阳岗城址龙山刻文陶片发现的同年4月~11月,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发掘桓台史家和唐山遗址中又发现岳石文化和商代刻划符号卜骨。据发掘报告称:“在史家和唐山遗址的发掘中,
刻划符号卜骨的发现十分重要。能确认系人工有意刻划符号和文字的卜骨共7片,其中史家遗址5片,唐山遗址2片;有刻划符号的卜骨3块,有肩胛骨和其他兽类骨骼刻划符号或刻字的432研究与探索片;所有出土卜骨均有残损。在7片卜骨中,出土于岳石文化祭祀器物窖藏的2片,其时代为岳石文化晚期;出土于商代地层和祭坑的3片,时代为殷墟一期;唐山遗址出土的2片的时代也在商代晚期。岳石文化器物窖藏内出土的一片肩胛卜骨两面有刻字,一面刻道粗深,刀痕明显,刻有‘ ’,‘ ’两字;另一面亦刻两字,刻痕较浅,但刀痕明显,即‘ X’,‘ X’,此二字可隶 释
为‘六’、‘卜’。
这里发现的岳石文化卜骨刻字,是迄今所见卜骨上最早的文字,其年代相当于夏代晚期与商代早期,距今3700年~3500年,比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甲骨文提前近300年,为研究夏商时期的东夷文字和甲骨的占卜、契刻源流提供了重要线索。”⑨
众所周知,甲骨文是一种占卜的文字。商朝人利用龟甲、牛骨进行占卜,将占卜的结果刻在这些龟甲、牛骨上,这就是甲骨文。甲骨文最早当从卜骨开始。而卜骨最早又是起源于东夷的。东夷人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开始使用龟甲,把龟甲作为随葬品来使用。
泰安大汶口墓地,在11座墓中随葬龟甲共20块。有的在龟壳的背腹甲上进行了人工钻孔。据专家鉴定认为:“在龟壳的背腹甲上共有8个显然是人工痕迹的钻孔……从业已钻通的6个钻孔看来,大小都甚一致,并都圆滑工致。……这些具有美丽花纹的龟类甲壳,是被他们当作装饰品或殉葬品来使用的。”⑩虽然大汶口文化时期,东夷确已使用龟甲,但尚无确凿证据来证明当时已把龟甲作为占 卜之用。把龟甲和牛肩胛骨作为占卜之用,现已发现的最早的卜骨是山东龙山文化时期。1975年在茌平尚庄龙山文化层,首次发现龙山文化卜骨5块,“皆为牛、羊肩胛骨经烧灼而成,无钻凿”○11。1979年在曹县莘家集龙山文化层又发现卜骨1块,“牛肩胛骨,有灼有钻”○12。而在卜骨上发现文字,就目前已出土资料看,是始于岳石文化时期,这就是上面讲过的桓台史家遗址出土的2片岳石文化卜骨刻字,比殷墟甲骨文早近300年。与此同时,也正是在桓台这同一地方又出土5片卜骨(史家遗址3片,唐山遗址2片)均属商代晚期。在山东,从大汶口文化时期出现的图像文字和龟甲,到龙山文化卜骨和陶文的发现,再到岳石文化刻字卜骨的发现,最后,在桓台同一地区商代地层和祭坑中卜骨的发现,这个过程应是一脉相承的。其渊源则是来自东夷人的发明创造。由此可知,东夷族也是我国较早创造、使用文字的古老民族之一。东夷族为我国古文字的发展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① 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第198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滕县博物馆: 《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③⑩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第55页、67页、73页、76页、78页、159页,文物出版社, 1974年。
④ 王树明:《陵阳河墓地刍议》,《史前研究》1987年第3期。
⑤ 王树明:《陵阳河墓地刍议》,《史前研究》1987年第3期;《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 1986年。
⑥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
⑦ 《专家笔谈丁公遗址出土陶文》,《考古》1993年第4期;卞仁:《关于“丁公陶文”的讨论》,《考古》1994年第9期。
⑧ 王守功:《景阳岗城址刻文陶片发现的意义》,《中国文物报》1998年1月14日。
⑨ 光明等:《桓台史家遗址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7年5月18日。
○11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茌平尚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12 菏泽地区文物工作队:《山东曹县莘家集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