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创作者来看，基本属于文人创作，但与民间文学关系十分密切。许多通俗文学作品通过讲唱和戏曲等多种渠道流入民间，经过民间的流传和加工又入于俗文学中。有许多作品，原来就是民间物，因而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其中重要人物和典型形象都是在民间传说和讲史话本中经过一定改头换面和新的创造，才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的不朽形象。
通俗文学中市井平民对文艺的娱乐性有了更多的要求，他们对作品的好恶，通过演出反馈、读者评品对作品进行制约。
比如，从元稹的《莺莺传》张生对莺莺的始乱终弃，到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直到王实甫的《西厢记》，其中主题的改变，结局的变化，就受到过文人创作和民间文学的影响。
再如《梁祝》，明朝《宁波志》记载：“吴中有华蝴蝶，橘蠢所化边，妇孺以梁山伯，祝英台呼之”，可见《梁祝》中“蝶双飞”的结局是来自民间的。
可以说，“大团圆”式的悲剧因其流传极广而深刻影响了民族性格，同时中国人的“国民性”反过来对“大团圆”式的悲剧的产生和扩展，也有着接受者的反馈影响。
“中和之美”对中国艺术一向追求含蓄蕴藉，深沉内向的美学品格起了积极作用，与之相反中国通俗文学对小说戏曲情节的发展，事件的结局却不来半点含蓄、半点深沉。
没有结尾的，要续个结局，没有团圆的，要加个团圆，不留半点想象余地，这里边所包含的读者欣赏因素的制约作用和民间文学的固有规律是“中和之美”所不能全部概括的。
中华民族的悲剧观念是传统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是民族心理素质在审美意识中的反映。只有正确认识分析评价文化传统，才能吸取传统中合理的东西，推陈出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