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晚清洋务派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挽救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
1861年1月11日，爱新觉罗·奕訢会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了一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1861年辛酉政变后，慈禧重用洋务派，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1894年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历时30余年的洋务运动*。
晚清统治集团之所以能够在19世纪60年代兴起洋务运动并时起时落、曲折绵延地坚持30余年，除了自身的努力外，国际环境中所具有的一些因素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世纪到20世纪初，世界经历过了第一次全球化时期。十九世纪初开始，英国不论从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成为了一个当时任何力量都无法比拟的强大国家。当时英国推行了一种以自由贸易政策为基础的新型海权，这种海权是和以往的零和博弈型的海权模式性格迥异，开启了第一次走向全球化的潮流。这个潮流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进程，给人类文明带来了空前的繁荣。
英国的工业革命带来的全球化，从数字上就可见一斑。自19世纪以来的100年间，全球贸易总量平均每年增长3%；19世纪早期，出口贸易仅占全球GDP的6%，而到1914年一战前夕，这一数字提高到了14%。
英国的资本和技术实力最强，是从全球化中受益最大的国家；其他国家通过出口货物，也获益颇丰。19世纪70年代，冷藏船的发明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来到了黄金年代，这些国家大量出口本土养殖的牛所产出的牛肉；法国的苏伊士公司（Compagnie de Suez）承担了苏伊士运河的建设，将地中海和印度洋连接了起来，打通了全球贸易的新通路。跨国公司在印度建造了铁路、在非洲殖民地开采矿物。
至洋务运动发生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初步完成，人类进入了全球化的新时期，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当时在中国享有最大利益、独占中国贸易额大半的英国，希望尽可能地与中国商务往来，以获取更大的利益。英国政府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尽量多地开放市场，并且不被其他国家所侵占尤其是独占。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英国政府乐见并且乐于帮助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
此时的美国刚刚经历过南北战争，国内外事业百废待兴，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正处于如火如荼的阶段。东亚作为巨大的市场，尤为重视，特别是在日本开放之后，美国对于中国市场的兴趣愈加浓厚。利益均沾、机会均等是历届美国政府所奉行的对华政策。作为新兴的大国，当时的美国无力独占中国，更没有力量将中国变成其独占的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之下，确保中国不被某个或某几个国家彻底占领，确保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美国的必然需求。因此在武装清廷，帮助清廷改革的问题上，美国与英国是有共同语言的。
为进一步规劝清政府进行革新，掌握清朝海关近半个世纪的英国人赫德与英国使馆参赞威妥玛，分别于1865年11月和1866年3月，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递交了《局外旁观论》和《外国新议略论》。这两篇文章的背后是英美两国的极力撮合，文章内容也多有英美外交官的参与。一方面迎合清政府中洋务派大臣希望变革图强的需要；另一方面尽力维护英国和美国的在华利益，以求在清政府近代化改革过程中多分一杯羹。
俄国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从中国获得领土利益最大的国家，《天津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使俄国从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当时，俄国与英国正在西亚和中亚地区进行疯狂的争夺，暂时无暇顾及中国的洋务运动。
而此时的法国政府忙于经营越南，希望乘机加强其在中国的地位。普法战争的进行，更加让法国无暇东顾。因此在中国问题上，法国与英美两国持基本一致的态度。
纵观当时世界上主要列强国家，要么与英国、美国立场接近，希望中国能够改革图强，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要么与俄国、法国情况相似，因为种种原因无暇顾及中国的事情。这就为洋务运动的开展营造了难得的良好氛围。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成为洋务运动的行动纲领。清朝的统治阶级中，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洋务派，主张不与列强产生大的冲突，必须和洋人搞好关系，从而为洋务运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
尤其是曾国藩，在他的早期论述中，对洋务运动的目的、方法、重要性都说得很清楚了。曾国藩从大局出发，认为中国要想抵御外国列强的入侵，首先要弥衅端、力保和局，然后通过增强军事实力实现自强的目的。
他提出：“苟欲捍御外侮，徐图自强，自非内外臣工各有卧薪尝胆之志，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艰巨，畏缩不为，俟诸后人，后人又托辞以俟后人，且永无自强之一日。”
可见，国家的生存无论如何都是统治者和国家发展的首要目标，只有避免与列强的直接冲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才能为“自强求富”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
多年来，对曾国藩洋务思想争议较大的是他的对外主和思想。他确实主张对列强“羁縻为上”，这方面的论述很多。他说：“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今日清议未改此态。”这也是曾国藩处理中外争端的思想基础，也是导致他在天津教案时被‘’愤青们”误读，郁郁而终。
实际上，如果与“师夷智”、“徐图自强”、“捍御外侮”联系起来分析，就不难看出“主和”是为了给洋务运动的“自强”创造外部条件和争取时间，主观动机是无可非议的，客观上也能达到预期目的。
在晚清的历史条件，“力保和局，以弥衅端；捍御外侮，徐图自强”是十分必要而且务实的，也是韬光养晦的策略。
曾国藩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对洋务思想的认识和论述更完备，更丰富，但源头是在曾国藩这里。
纵观洋务运动时期的国际形势，不难看出，全球化发展的需求，列强之间的矛盾为中国的发展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列强之间为争取对华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鼓励甚至胁迫清政府自强的措施，从客观上促进了洋务运动的产生；洋务派对国际关系和形势的准确认识，对于洋务运动的产生起到启发和推动的作用。洋务运动的发生既是国内因素推导的结果，也是外部因素演化的结果。
洋务运动让中国由自我封闭，走向对外开放，让中国经济由自给自足为主体的小农经济，走向引进外国技术、资本和管理方式的资本主义色彩的经济，融入到全球化世界市场。
晚清的洋务运动被日本的明治维新所打败，证明内部体制变革的重要性，也是外部国际环境变化的结果。
洋务运动和改革开放很类似，其实不应该用“类似”，而是相同。这都是变“式”（经济体制改良），而非变“法”（政治制度改良）。
如今，中国的变“式”的经济改革，已经达到了“富国”的目的，但是“民富”的目的还没达到。现在国际环境正在发生了变化，从缓和到紧张，并有可能演变成冷战，这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做好准备，迎接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