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和《昭明文选》：“好文宜读”
《楚辞》和《昭明文选》，是*对自己的精神和情感作文学化表达的“素材库”。
西汉刘向编辑的《楚辞》，以屈原的《离*》《天问》《九歌》《九章》等作品为主，所收宋玉等人之作，也皆承袭屈赋形式，后世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或“*体”。
南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的《昭明文选》，选录先秦至南朝梁代辞赋（包括《楚辞》中的作品）、诗歌和各种体裁的文章752篇（首）。除却诗歌不论，这部书基本上辑纳了从先秦到梁代的优秀辞赋和文学性比较强的文章。后人学习前代文章，都要经过《文选》阶段。宋朝之后，甚至流传“《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萧统在《文选·序》里说他的选录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瀚藻”，*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人士谈话中，对这两句话有自己的解释：“前一句讲思想性，后一句讲艺术性。单是理论，他不要，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艺术性。”这个解释，多少透露出他对《文选》所收文章的看法。
*从青年时代起便精读《楚辞》和《昭明文选》。他1913年在湖南第四师范的听课笔记《讲堂录》，共47页纸，前面11页抄录的就是屈原的《离*》和《九歌》，还在《离*》正文上面写有各节内容提要。他后来还曾回忆说，《昭明文选》是在湖南第一师范学的。该书是当时国文老师所列的必读书目，许多篇章*都可以背诵。
在延安时期的讲话和文章中，*经常引用《楚辞》和《昭明文选》中的辞赋文句。新中国成立后，他阅读和谈论这两部书的记载就更多了。例如，1957年12月，他要身边工作的几位同志收集了50余种古今有价值的注释研究《楚辞》和屈原的著述，在那段时间，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让秘书林克抓紧时间编了一本含几十种评价和研究《楚辞》的书刊目录，经他审定后，印发给与会者。与此同时，又从《昭明文选》中选出枚乘的《七发》印发与会者，还专门写了篇《关于枚乘〈七发〉》的文章在庐山会议上宣讲。1959年10月下旬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昭明文选》和朱熹的《楚辞集注》。1961年6月16日，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宋版的《楚辞集注》。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初次访华时，*送他的礼物，是一部精印的《楚辞集注》。
*生前批注过的《昭明文选》版本，现存的有三种。在其中一种的封面上，写有“好文宜读”四个大字，并在一些篇章中做了不少圈画。他晚年还从《昭明文选》中选出一些作品印成大字本来阅读，并逐篇发表评论。
*喜欢阅读，作了批注，或经常引用的《楚辞》和《昭明文选》作品，主要有：屈原的《天问》《九歌》《九章》，宋玉的《风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鵩鸟赋》《过秦论》，汉武帝刘彻的《秋风辞》，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枚乘的《七发》，班固的《答宾戏》，刘孝标的《辩命论》，李密的《陈情表》，诸葛亮的《出师表》，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植的《洛神赋》《七启》《与杨德祖书》，张协的《七命》，左思的《三都赋》，王粲的《登楼赋》，李康的《运命论》，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的《大人先生传》，陆机的《文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木华的《海赋》，鲍照的《芜城赋》，丘迟《与陈伯之书》，江淹的《恨赋》《别赋》，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名篇。
*喜读《楚辞》，与他喜欢屈原是分不开的。
1959年8月，*在《关于枚乘〈七发〉》这篇文章中，对《楚辞》所收作品有一个总体评价：“*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楚*作品的“民主性”，表现为对个性的张扬和对现实的讽喻；楚*作品的“浪漫性”，表现为文风的夸张想象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这两点，在屈原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又以《离*》为最。所以，*1958年1月在南宁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学楚词，先学离*”。他还写诗说：“屈子当年赋楚*，手中握有*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可见，*喜欢《楚辞》，根本上是因为喜欢屈原；喜欢屈原，落脚处在《离*》。
《离*》前半部分是对历史的回溯，叙述自己的世系、品质、修养、抱负以及辅佐楚王进行政治改革和忠而见谤的遭遇，表明决不同流合污的政治态度和“九死未悔”的坚定信念。后半部分是对未来道路的探索，从历史上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中肯定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而神游天地，上下求索，结果欲见天帝而不得，欲求美人而无获，决定听从灵氛劝告，去国远游，但在乘龙西游之际，回看楚国故土，终不忍离去，决心以死殉国、以死明志、以死殉理想。
钟情楚*辞赋，推崇屈原作品，原因不难理解。屈原的爱国精神、高洁志向、美政追求，两千多年来，事实上已经升华为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人格和道德理想，无论是士大夫还是普通民众，对屈原都颇为同情、感念和推崇。这一点也为*津津乐道。1950年代，他同苏联的费德林、印度的尼赫鲁都等分别谈到龙舟比赛和端午节的来历，说“是爱戴他（屈原）的老百姓自发产生的”，体现了人民对屈原的“怀念”和“同情”。*还把家乡湖南视为屈原精神和楚*文化的故乡，把自己视为屈原的精神后代。1918年写给罗章龙的诗就自豪地说，“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1949年12月赴苏联访问途中，同随行的苏联翻译费德林谈得更具体：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也是我的家乡嘛！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就生活在他流放过的那片土地上，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切，我们都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作为浪漫主义诗人，*显然从屈原及《楚辞》作品的奇异想象中获得不少精神情感的共鸣。1958年1月12日晚，他在南宁给江青写信说：“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有所领会，心中喜悦。”所“领会”者何，人们已无从知道，却也耐人寻味，至少与他个人的欣赏趣味有关。
*读楚*辞赋，常常从中发现一些深刻的事理。诸如，他认为屈原的《天问》提出的关于自然、宇宙、历史的诸多疑问，非常“了不起”，到现在人们也未必搞懂了。他还从宋玉的《风赋》看到了阶级斗争的含义；从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引出看问题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枚乘的《七发》里体悟出循序渐进的思想工作方法，等等。
再说*为什么喜读《昭明文选》。
第一，《昭明文选》所收辞赋，有很高的文学成就，其精神格调，同《楚辞》一脉相承。
*说枚乘的《七发》“是*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屈原以下的其他*体之作，“亦甚有可喜之处”，即指精神格调而言。《昭明文选》确实选录了不少写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辞赋，这类作品传承了屈*精神。
王粲的《登楼赋》即为一例。这篇作品写思乡怀土，不是无病*，而是积极进取。作者在乱离之世，不得效力，受到压抑，所以才借怀乡之思抒发感伤和苦闷。*对这篇作品，体会甚深。1975年7月14日晚上，他让芦荻连续两遍为他读《登楼赋》，然后发表评论说：
王粲守着个腐朽的贵族（刘表），无所作为，时光白白地流去，期待着天下太平，却迟迟无望，他自然痛苦。作者的最高理想，是“王道之一平”，出现贤明的君主，统一天下，稳定时局，他就可“假高衢而努力”，干一番于国于民有益的大事业了。……“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两句，是借着用典，道出了作者的心事，他怕自己成为无用之人，终生碌碌，无所作为。儒家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王粲就不守这个信条，正因为天下乱，他又处于“穷”境，却更要出来济世，这就高多了。
这样的精神格调，显然承接于楚辞*体。*对芦荻明确讲到：《登楼赋》这类小赋，说是从大赋发展过来，不如说直接继承自楚《*》。抒情性强，感情又很真挚，语言简短，内容却很开阔，思想也深刻，又很少用典，形式上完全摆脱了对话体，所以影响很深远。刘勰评论建安诗文，“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几句话的概括，是不错的。“志深”，就是远大的抱负，“笔长”就是能够深刻反映现实。王粲的这篇赋，具备了这些特色，慷慨悲凉。
第二，与重视魏晋南北朝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有关。
由于魏晋南北朝始终处于大动乱、大分裂之中，中唐以降，士大夫们对这段历史的评价一直不高，以至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中，为推崇唐代韩柳古文运动，说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这样对两汉魏晋南北朝大不恭的话。*对此观点颇不以为然。在他看来，魏晋南北朝战乱频仍，南北对峙，固然不好，但这期间，也促进了民族大融合，进而把思想文化从汉代僵化的经学中解放出来了。《昭明文选》收得比较多的，恰恰是魏晋南北朝的文章。*读之，似乎印证了他的这些想法。
1975年6月18日，他让芦荻给他读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针对文中的“文衰”“道溺”之论，起而驳之：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道家、佛家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了发展。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很有名。玄学的主流是进步的，是魏晋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正因为思想解放，才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作家。什么“道溺”！我送那时两个字，叫“道盛”！苏轼说那时期“文衰”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可以把那时的作品摆出来看一看，把《昭明文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拿出来看一看，是“文衰”还是“文昌”，一看就清楚了。我再送给那时两个字，叫“文昌”。
这个评论，说明《昭明文选》所收文章吻合了*对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的看法，从一个侧面传达出他喜欢这部文集的原因。
第三，《昭明文选》所收作品，既有叙述铺张、光昌华丽的辞赋，也有构思精练、修辞简洁的短文，这对文章高手*来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熟读《昭明文选》，使*的文章在营造气势、遣词造句和化用典故方面得益匪浅。《昭明文选》中不少作品的文句，成为他表达思想的语言素材，在文章和讲话中，常作别具一格的引用、评论和发挥。诸如：司马迁《报任安书》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李密《陈情表》的“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李康《运命论》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谢庄《月赋》的“绿苔生阁，芳尘凝榭。悄焉疚怀，不怡中夜”；丘迟《与陈伯之书》的“迷途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江淹《别赋》的“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等等。可以说，*的不少政论，光昌流丽，气势磅礴，与《昭明文选》的影响，不无关系。
第四，《昭明文选》里的好文章，是*晚年抒发情感、展露心态的重要途径。
1974年5月到1975年9月这段时间，*因眼疾，选出不少古代文史作品，印成大字本来读。其中，从《昭明文选》里便选印了王粲的《登楼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江淹的《恨赋》《别赋》以及庾信的《枯树赋》等，这些作品多少是对“人事几回伤往事”心境的一种文学化寄托、诠释和传达。
比如，他读王粲的《登楼赋》，就感慨地说：“赋里含有故土之思。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再如，《月赋》的“悄焉疚怀，不怡中夜”；《雪赋》的“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别赋》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恨赋》的“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这些句子传达的情景，比较切合*晚年心绪，自然唤起“欲说还休”的情感共鸣。
尤其是庾信的《枯树赋》（该文未入《昭明文选》，但庾信早年为萧统的侍读，很可能参与编选了该书），*每听读至“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诸句，或沉默不语，或老泪纵横，其情可见。套用*喜欢的清人诗句，真个是：“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作者：陈晋，《新湘评论》2016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