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3月20日，原国军将领黄维深夜在北京离世，终年85岁。
一时间，外界议论纷纷。
黄维于14年前被特赦，此后受到国家照顾，一直在北京工作，还曾担任过政协委员。但与此同时，他也跟中国台湾方面的不少昔日同仁，保持着不错的关系。就在离世前两个月，黄维还不顾年高，特意赶到中国香港，与那些老朋友见面。
更让人吃惊的是，他在死前甚至还提出：希望到中国台湾走一趟。对于他这一请求，大陆的领导们是支持的，毕竟他的走动有利于祖国统一。同时，我们也欢迎在中国台湾的老兵、老将领们回大陆来探亲。
只是，虽然当时海峡两岸可以走动，但两边都需要办一些手续。而就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黄维却突然离世，这自然会引起很多人的不解。
于是，类似这样的议论便“发酵”出来：
有人说，黄维是因为要去中国台湾，太过兴奋和高兴，以致心脏病突发，所以才在深夜突然离世；
也有人说，黄维摆明了是至死都想去台湾，是顽固的“榆木”脑袋；
更有甚者，认为黄维其实就是想去台湾定居，就是不肯安心在大陆待着；
对于父亲死后的这些议论，他的小女儿黄慧南不服气地说了一句大实话：
我想，也许父亲是一个失败者，却不是一个对国家对民族没有感情的人。
黄慧南会这样说，当然不是毫无理由的。她还提起了两件事，证明父亲最终是改造好了的，是站在了光明的一面的。
本期，笔者要跟大家说的，就是黄维身上发生的这些事：
他到底是怎么死的？死因究竟为何？
在死前，他是否真心悔过了？
女儿黄慧南提起了哪两件事？
相信大家读完后，会对黄维有一个更深的认识。
一：被俘后，曾让我军工作人员头疼不已黄维是江西贵溪人，1904年出生，曾就读于师范学习。毕业后，成绩极好的他回到老家当了个小学老师。对于彼时的黄维来说：教书育人，领薪水过日子，就是最好的生活。
偏偏那个世道容不下他这样的人，跟当地恶霸乡绅斗了几回后，他很快就在学校失去了立足之地。20岁那年，远走他乡的黄维考进黄埔军校第一期，一度成为那个年代的“天之骄子”。
那时候的黄维，自以为遇到了两个“贵人”，一个是校长蒋介石，一个是后来的上级陈诚。
陈诚提携黄维，一方面是觉得他跟自己经历很像，都自诩为读书人；另一方面，是因为两人都曾因身材矮小，被人嘲笑过。当然，更重要的是：在派系众多的国军内部，陈诚需要培养属于自己的势力。
而蒋介石看重黄维，则完全是因为他是个很容易被控制的人。他背景简单，身后没有白崇禧、李宗仁等派系的影子，这样的“书呆子”自然很快就入了老蒋的“眼”。
因为此二人的青睐，黄维升得极快。24岁，他就成了第11师团长，29岁就成了中将师长，32岁被送到德国深造。“火箭般”的升职速度，无疑让黄维飘飘然起来。当然，与其得意一同增长的，还有他所谓的“忠心”。
1948年9月，蒋介石在节节败退中，组建了12兵团。对于兵团司令的人选，蒋介石在深思熟虑后，还是想到了黄维。于是，他连下了三次召见令，让黄维速速前来。
当时，黄维正在外办军校，这是他一直想做的事，因此一开始并没答应。后来，还是陈诚劝他：“如果你不干，当年你辛苦培养的18军就会被白崇禧抢走！”
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各项安抚“招数”也都用上了，在这样的恩威并施下，黄维匆匆上阵。临别时，他还特意跟老蒋说了一句：打完这一仗，我还是要回去办我的军校的！
只是，黄维没想到的是，等待他的是彻底的战败。
1948年冬天，黄维被俘，12兵团几乎是全军覆没。黄维的军事生涯，就此结束。而负责战犯管理的工作人员，也迎来了最令人头疼的顽固分子。
被俘后，黄维对于解放军的安排，一律不予配合。当时，12兵团的高级将领们，都被安排给杜聿明等人写劝降信。期间，工作人员是好话说尽，到最后别人都签了，只有黄维不肯签。
后来，工作人员让黄维接受记者采访，讲一讲自己被俘后的心路历程。当记者问道“你为什么不早点投降”时，黄维直接火了，拍着桌子说：“没有苟活的将军，我为什么投降？我要战斗到一兵一卒！”
顽固至此，着实令人无奈。而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他认为蒋介石和陈诚对他有知遇之恩。为此，他甚至还在功德林，跟学习小组组长邱行湘打过一架。
邱行湘曾是陈诚的部下，在战犯管理所表现良好，并担任了学习小组长的职位。这让黄维颇为不爽，他指着邱行湘的鼻子大骂，说他不该对不起陈诚。
邱行湘也是个火爆脾气，哪里容得下他这样撒野，于是当即说出了黄维的一段“尴尬事”:
当年34岁的黄维刚刚当上军长，蒋介石曾送过他一张照片，留作纪念。老蒋爱给人送照片的事，在国军内部已不算什么大新闻，偏偏给黄维的这张照片背后，写了几个字：培我将军存念，蒋中正。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黄维的字号是“悟我”，老蒋这是写错字了。但黄维却觉得：不，这不是错别字，这是校长看重我，要栽培我啊！于是，后来黄维索性就把自己的字号给改了。
这件事，让邱行湘等人很是瞧不起他。于是，在功德林，邱行湘便反击道：“为了巴结上级，连自己的名字都能随便改的人，有什么资格说我！”
这句话，说得黄维恼羞成怒，两人便直接扭打在一起。幸亏管理人员及时赶到，不然非得打个你死我活不可。
二：带着“永动机”的美梦特赦日子一天天过去，工作人员对自己的好，黄维也是看在眼里的：
他病了，工作人员会去给他找医生、找最贵的药，想尽各种办法给他补营养；
他在外的孩子，国家给他照顾得好好的，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
要知道，这可是当年*害过我军无数战士，并在解放战场上使用过毒气弹的敌军将领。咱们能做到这样，黄维还有什么好说的？于是，有一回，黄维便特意问管理所所长：何必把时间浪费在我们这些没有意义的人身上？
其实，从那时候开始，黄维内心就已经明白：哪一方才是正义之师。此后，不再处处找茬的黄维开始把精力都投入到“永动机”的发明上。
早前在河北关押时，黄维曾在当地茅草房外看见过一口水井，每天都有人拉辘轳接水。于是，黄维便琢磨：要是能发明一个永动机，那不是造福老百姓吗？
正好，在战犯管理所有这个时间，黄维便如饥食渴地学习、并研究起来。管理所的同志们，曾把他的想法呈给科学院，所有科学家都告诉黄维：不可能的！别做了！
此后，为了阻止黄维，大伙儿是想尽了办法。孩子们来探望他，也总是不忘给他提上几本科学著作，告诉他：“书上都说不可能！”黄维气极了，直接把书扔到地上。
后来，郭沫若去管理所时，又出于一片好心，再次把黄维的图纸拿给科学家查看。最后得到的结论也是一样：不可能。但这一切，都没能让黄维死心。
多年后，我们再来看黄维对“永动机”的执着，会发现两个问题：
其一，黄维的固执之下，其实是在逃避，毕竟上过师范类学校，身边所有人都告诉他“这行不通”，他这样做无非是内心开始动摇，明白当初自己走错了路，并希望以此来逃避现实；
其二，虽然傻得离谱，但他的出发点是好的。
1975年，已经71岁的黄维终于被特赦。
这是最后一批战犯，也必然是最顽固的一批战犯。我军对他们的态度是非常友好的，他们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回老家、去中国香港、去中国台湾、去海外，都行。
当时，陈士章、蔡省三、张铁石等10人，直接提出了：我们要去台湾。
他们原以为，自己早前毕竟立下过汗马功劳，到台湾自然会受到优待。但结果却让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中国台湾方面根本不相信他们，并以“间谍”为由拒绝他们入台。最后，张铁石居然想到了“以死明志”，但中国台湾方面仍然不为所动。
此后，其他几个人中有些觉得没脸再回中国大陆，去了香港和美国。愿意再回大陆的，仍然受到了我军的照顾。
与他们相比，黄维的选择显然要明智得多：他提出跟妻子儿女回江西老家。但考虑到他年纪较大，孩子又在北京生活和工作，我军还是建议他留在北京，并给他谋了一份好差事：当文史专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