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祭台围栏的彼得·德·法耶尔总铎的雕像，约 1344 年，现藏于卢浮宫雕塑部，Inv.LP540（RMN）
现有的文献资料几乎没有提及神职人员对大教堂主体工程的资助，仅能找到关于主教的个人捐赠的相关记录，如莫里斯主教捐建的铅制屋顶，纪尧姆主教捐建了北塔立面。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究竟是文献资料的缺失，还是如实反映了在神职人员整体参与度不高的情形之下，个人对大教堂的修建工程却格外关注？这个问题，留给读者。
尽管来自神职人员的捐赠略显微薄，但信徒们可谓是慷慨解囊，来自他们的馈赠无疑成为教会收入的主要来源。可以说，正是由于从信徒处募捐而来的善款逐年减少，神职人员们才不得不加大自我捐赠的力度。
教会鼓励教区内的所有信徒积极参与教会活动，比如参观总执事所巡视的被委以管辖的堂区。除了在教会之外的地点所举办的募捐活动，信徒们也可以前往大教堂，直接在现场捐献实物或银圆。
为了鼓励信众更为积极地进行捐赠，主教们还会接受信众的忏悔。具体的做法包括赦免那些为建造或修复教堂捐献了善款的人所犯下的罪责。比较黑幽默的事件是，一位名叫蒂博的高利贷者曾向主教咨询如何拯救自己的灵魂，主教居然建议他将自己通过高利贷积累的财富用于修建巴黎圣母院。
成为文化地标：流动的圣节
圣母院大教堂的建造对其堂区教堂建筑产生了巨大影响，15世纪，圣塞维林教堂的多期扩建工程进一步强调了其与大教堂之间的附属关系。它最终复制了大教堂五个殿厅的平面布局和环绕以一系列小礼拜堂的双回廊设计。圣母院建筑所体现的诸多典型特征，在中世纪末甚至之后众多教堂的建筑工程中被反复采纳，如圣尼古拉斯德尚和圣厄斯塔什教堂等。
巴黎圣塞维林教堂的中厅与圣母院教堂极为相似
圣母院将其强势的影响力扩展至教区内的每一间教堂。众多教堂不同程度地借用了圣母院的建筑设计和装饰元素。这一现象令我们可以将教区建筑等同为一种市政工程，大教堂在其中起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以一砖一石呈示出教会这一等级森严的机构所象征的威严与权势。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其建筑工程结束之后仍在继续，这可以解释为它作为主教座宫所代表的权威令其治下的众多下属教堂也成为此建筑遗产的一部分，从而彰显它在整个教区范围之内所独享的尊贵地位。
在建筑领域与宗教影响之外，巴黎圣母院亦因其文学形象受到后世重视。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暴乱者彻底摧毁了巴黎圣母院彩色玻璃窗，烧毁大主教区，巴黎当局计划彻底拆除圣母院。1831年，维克多·雨果出版《巴黎圣母院》一书引起轰动，引发了法国全国性的保护行动。本要拆除的尖塔与立面就这样保存了下来。
巴黎圣母院 Notre Dame de Paris (1956)剧照
尽管《巴黎圣母院》的创作部分意在借古讽今，抨击复辟王朝与教廷的黑暗，但书中对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的生动描写与艺术折射令每一位读者都对这一著名的哥特式建筑印象深刻。
书中情节，无需在此多加介绍。这里我们只想提醒大家关注这一系列故事发生的时间起源：愚人节。此处的愚人节和我们今日认为的捉弄人的节日并不相同。法国中世纪的愚人节是一种由教堂发起的宗教庆祝活动，由教堂的副执事们在耶稣受割礼日（1月1日）进行庆祝，其热闹和喧嚣程度与往常礼仪庄严的教会秩序形成鲜明对比。
活动内容包括了穿越整座城市的游行和为圣母举行的礼拜仪式。这一系列活动可以令年轻的副执事有机会以戏谑的方式模仿神圣的礼仪，并容许其中的放纵行为。当日所展现的福音书段落是有关出埃及记的内容，由神职人员饰演圣玛利亚与圣约瑟夫。该仪式被称为驴的仪式，因为有一头货真价实的驴被带入教堂参与演出。
由于此愚人节被视为年轻神职人员的节日，它极有可能也吸引了城市中年轻学生的广泛参与，尤其是因为圣尼古拉斯通常也被认为是学子的守护神。愚人节和常规游行的存在表明，圣母院大教堂的教区范围至少包含整个巴黎市区，并长期持续性地对其信众产生宗教、文化与生活多方面的影响。
《巴黎圣母院》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里程碑式作品名垂文学史的同时，巴黎圣母院亦在法国人乃至世界人民心中获得愈来愈重的分量，从巴黎市的宗教地标上升为世界性的文化地标。相信即便是对法国不甚了解的读者，在谈及法国时脑海里也会浮现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以及圣母院大教堂经典的西立面图片。
巴黎圣母院大教堂西立面（CAC）
“遥远”的圣母院大教堂离我们不再遥远，湮灭于历史与被焚毁的建筑于纸上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