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个人简历,王安石的简介资料

北宋名相王安石宣麻拜相之前，仕途升迁一直按部就班、顺风顺水，履历于有宋一代官吏中也很具有代表性。在当时，宋廷选任宰执大臣，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规律，多从三司使、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御史中丞里挑选，俗称为“四入头”。

为了更容易解读王安石的宰相养成之路，我们有必要简单了解设官分职的宋代官制中，本官与差遣之间的关系。本官只用来定品阶和待遇，差遣才是官员掌握具体事权的实际职务，“四入头”正是掌握事权的差遣。

由此可见，宋廷选拔宰执大臣，对履职经历有着相当严格的要求，然后再辅以一定品阶的本官和相对应的馆阁贴职，才能完成整个拜相流程。而宋代官吏除授“四入头”之前，还要走一条极其漫长的入仕升迁之路。在这条路上，王安石走了整整25年。

宋代入仕途径，按照任官制度有科举、恩荫、流外、摄署、军功五等。其中，科举是绝大多数读书人孜孜以求的入仕正途。而科举中的进士科则是宰相养成之路的第一道主要门槛。

除进士科以外，也有部分恩荫的官吏成功跻身宰执行列。但恩荫、和流外、军功一样，在崇文抑武的大背景下，升迁速度很慢，多数只能担任秩级较低的僚属官吏，致仕以后的待遇也不高。所以，即便恩荫入仕，像吕公著、范纯仁这些著名官员子弟，都选择了参加科举，进士及第，才得以位列台阁。

这种情况与宋代立国之初就重视进士科密不可分。

“国初天下始定，更崇文士。自殿试亲放榜，状元往往遂见峻用。吕文穆公太平兴国七年登科，八年已为参知政事。”

吕蒙正短短数年就能拜相，固然与自身的能力和宋太宗的赏识擢拔有着很大关系，可宋太宗之所以如此，就是为了向天下读书人表明其崇文的决心。

以上可知，宋代官吏若以位列台阁为终极目标，第一步先要做到进士及第。

王安石画像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22岁的王安石进士及第。

• 叙迁决定本官，资序决定差遣

进士及第并不意味着将仕途无忧，大批进士走进官场以后，将要面对的是宋代完备而又复杂的磨堪升迁体系。

宋代官制中设官分职，本官与差遣升迁也各自有着不同的依据。其中，前者的晋升被称为叙迁，主要依据是官资；后者的升迁则被称为关升，依据是资序。

又因为差遣“治内外之事”，掌握具体事权，而本官只负责“寄禄秩，叙位著”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虚衔，是以宋代官吏往往“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却“以差遣要剧为贵途”。

由此，宋代官吏升迁的资格，势必将以“资序”为核心。

资序根据差遣职能性质的不同，又被划分为亲民和监当。亲民官由外任行政差遣次第组成，其范围上至京朝官外任的知县、通判、知州，下至地方各秩级幕职的州县官。监当官则是派驻各地方，具体负责盐铁酒茶等税务的官吏。

两者中，监当官资序低于亲民官。显而易见，亲民官是宋代地方官体系中的绝对主流，若要晋升宰执，亲民官资序就是宋代官吏的第二道门槛。

宋代关升资序

官吏资序升迁被称为“关升”，关升资序的规则一般而言，“监当入亲民、知县入通判、通判入知州……”。

按照宋代磨勘考课制度，监当资序两任六考，合格者得以升入亲民资序；知县资序两任五考，合格者得以升入通判资序；通判资序一任二考，合格者得以升入知州资序……

以此类推关升资序，宋代官吏累迁可升为“四入头”，从此就具备了跻身宰执的基本条件。

王安石从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及第，到治平四年（1067年）授翰林学士，用了25年时间才升为“四入头”。

• 论资排辈下的“荐举制度”

但资序的关升不仅仅需要磨勘，更需要举主的荐举。如知县资序就需要两次，共八个人的荐举，才能得以升迁。

“选人两任亲民，有举主升通判；通判任满，有举主，升知州军。自此以上叙升，今谓之‘常调’……”

这是元祐年间，文彦博向太皇太后高氏解释官吏关升资序时的一段话。可见，资序和举主是宋朝官吏晋升的重要条件。而且，通过资序和举主按制度进行升迁的官吏，在当时被称为“常调官”。

官吏迁转往往还会依据出身等条件有着明显区别，以知县资序为例，如有进士出身者，可一任三考即能晋升，非进士出身者则需要两任六考。

这些迁转细则，往往又因为时势的不同时常进行调整。所以，官吏晋升时，任期和考课次数也会随之产生变化。

但不论如何，一般官吏只要无过无灾，都可完成资序的积累。但若想获得相应的差遣，则必须有品级和地位相当的举主进行荐举。且宋朝有定制，官吏一旦犯错，往往会牵连举主，所以举主在荐举时，会更加注重被举人的才能、品德与名声。

如此良性循环，就达到了选任官吏时，德行与才能兼具的最终目标。

欧阳修画像

王安石于舒州通判任上便屡屡被重臣荐举，而且举主都是文彦博、欧阳修这样的当世名臣。但王安石却不想激起超拔风气，屡次恳辞不受，这种视功名如粪土的洒脱为他积累了超高的声望，士人均以不能结识王安石为憾事。

彼时，年幼的宋神宗一定对此印象深刻。

• 不历州县不拟台省，举非州县毋以台谏

唐朝自玄宗开始，实行“不历州县不拟台省”的宰相选拔原则，到了宋朝又进一步发展为“举非州县毋以台谏”。也就是说，没有地方亲民官的经历，非但不允许拜相，还不能做台谏官。

鉴于宋朝对地方亲民官的重视，宋代官吏但凡要出任宰执大臣，必须有出任亲民官的经历。所以，地方官资序的累积就变得尤为重要。

唐朝和宋朝的统治者之所以制定这种选拔宰执和台谏官的原则，根源在于只有做过地方官，了解民间疾苦，拥有丰富的地方官经验，拜相以后才能更游刃有余的处理国事，避免被地方不法官吏蒙蔽。

而且，经由长时间地方官历练，才关升“四入头”资序的选拔方式，也最大限度确保了宰相队伍的综合素质，从而将那些不胜任的官吏排除在门槛之外。

治平四年九月，王安石卸任江宁知府，奉诏赴京，任翰林学士，为拜相做最后的资格积累。在朝的官员们都已经猜到了宋神宗的心思，王安石即将被大用。

• 王安石的漂亮履历

王安石任职履历表

从以上图表中可以看到，王安石入仕44年，历任差遣二十个。从庆历二年进士及第，签书淮南判官开始，王安石由幕职州县官关升知县资序仅用了一任三年，由知县关升通判资序同样仅用了一任三年。

舒州通判任上，王安石就已经屡获重臣举荐，欧阳修曾向仁宗推举其为台谏官，时人皆以入台谏为荣，但王安石认为这样擢拔过甚，会带坏风气，便以祖母年高为由恳辞。欧阳修得知王安石坚辞不入台谏以后，又举荐他做了群牧判官。

实际上，即便群牧判官，对于刚刚关升知州资序的王安石而言，也已经属于越次特擢，只不过没有台谏官那么显赫清要。从那时起，王安石进入了升官快车道，至直集贤院以前，其间四任差遣，每一任短则五个月，长则十个月，均不满一年。

嘉佑三年，三司度支判官任上，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希望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

此后，王安石的升迁速度依旧不减，平均每一年迁转一次，而且还多是知制诰、知江宁府这样既重要又显赫的差遣。

治平四年初，英宗皇帝驾崩，年轻又意欲有所作为的神宗皇帝登上历史舞台。久慕王安石之名的神宗启用他知江宁府，仅仅六个月后，又召还京师，授翰林学士。

神宗这样安排，目的是让王安石积累资序，为入阁拜相做准备。由此可见，即便皇帝也不能绕过选官的资格之法，任意提拔重臣。

宋神宗画像

直到一年零五个月后，也就是熙宁二年二月，神宗才得以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令其以执政之资主持变法。又一年零十个月，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

这是王安石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他用了整整28年。

• “员多与阙少”下的鱼跃龙门

王安石的能力和德行在有宋一代当属佼佼者，但纵观其拜相前的仕途人生，除能力出众之外，也有着常人可望不可求的幸运。他既没有因为过错而遭到过罢免，也没卷入政争而受到牵连，入仕不过六七年，便屡有重臣荐举。

与之相比，绝大多数宋代官吏都面临着员多阙少的窘境。由于职官分离的官制，实际差遣远远少于授予本官的员额。一如狼多肉少，官吏等待差遣的过程，时人称之为待阙，往往一个差遣空缺出来，其后便有多位资序已满的官吏排队待阙。

实际上，待阙正是冗官所衍生出来的问题，冗官不但困扰着北宋朝廷，同时也困扰着广大待阙官吏。

对于那些资序已满的待阙官吏，为了能够尽快补缺，拜求举主就是加快进度的唯一办法。

彼时，宋廷为了在这些资序已满的待阙官员中选拔贤良者，便以常程荐举为主，特诏荐举为辅两种方式进行挑选。

但宋廷对“举主”也有着诸多限制，如“两省五品以上，岁举京朝官五人，升朝官许举三人”。

这就导致了有资格作为举主的官吏和差遣一样供不应求。举主们出于各种因素“精挑细选”，最终仍旧剩下大批待阙官吏，苦苦等候着举主空出足够的名额。

而在这些待阙官吏中，甚至还有十载不曾补缺的情况出现，一旦顺利补缺直如鱼跃龙门，令人唏嘘不已。

宋代选官历来重视贤能廉良，在借鉴前朝的经验以后，形成其独特的升迁制度。资序与荐举并行的方式由此而生。它既能够保障选拔人才的贤能廉良，又为宋廷拜除宰相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养成方式。

可惜这一套看似完备的制度初衷虽好，可执行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在官多职少，大量满资序官吏待阙的现实情况下，举主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偏偏宋廷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如此很难避免索要贿赂以及出卖举状的情况出现。

直到徽宗朝，蔡京当政，以“丰亨豫大”之说献媚于徽宗，为了满足徽宗的穷奢极欲，在地方大量增设提举官用以敛财。擅长敛财的提举官们对举主投桃报李，同时又利用手中的名额出卖举状。如此风气势必引得上行下效，腐败得以扩散蔓延。短短数十年，吏治彻底败坏，宋廷便像蠹虫蛀空的大树，已然摇摇欲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