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山沙湾郭沫若故居
辛亥革命的果实被篡夺后，郭沫若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于1914年赴日留学，相继入东京一高医科预备班、冈山六高医科就读。1916年夏与圣路加医院护士安娜（原名左藤富子）结婚。在冈山六高的三年中，他广泛研读了泰戈尔、海涅、歌德的诗歌和斯宾诺莎及王阳明的哲学。1918年升入福冈九州帝国大学，仍习医。同年，与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筹商办“同人杂志”，决心用文学鼓动起热情来改革社会。次年11月在北京《新中国》月刊发表第一篇小说《牧羊哀话》。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郭沫若即与几位留日学生组织“夏社”，进行抗日宣传。1919～1920年，他不断在国内报刊发表新诗和诗剧，这些诗震动了当时的中国文坛，后集为《女神》于1921年出版。1920年还出版他与宗白华、田汉的文艺通信集《三叶集》。
1921年7月，郭沫若与郁达夫、成仿吾等成立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很大的文学社团“创造社”，在他的努力下，《创造社丛书》《创造季刊》相继问世。1923年3月，他从九州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全力推动创造社的工作。《创造周报》《创造日》又相继发刊，使前期创造社（1921～1924年）达到了全盛时期。
1924年4月，郭沫若再度赴日，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这个时代的“唯一宝筏”。同年11月返回上海。他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中国社会问题，写出了揭露军阀战祸的调查报告《到宜兴去》。
1925年，他在沪投身于“五卅”反帝斗争。这时他创作了历史剧《聂嫈》，歌颂为国捐躯的献身精神。“五卅”之后，他配合中国共产党，与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展开论战，这些论文后集为《盲肠炎》出版。此间，他还出版了小说戏剧集《塔》、中篇小说《落叶》、小说散文集《橄榄》等。
1926年3月，郭沫若赴广东大学任教，并任文学院院长。他在广州期间应聘任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7月，他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次年，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逐渐暴露，他拒绝了蒋介石委以“总司令部行营政训部主任”之职。在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前夕，1927年3月31日，郭沫若写出了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在人民群众中产生重大影响。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和宣传委员会主席。随军南下途中，由*、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后，郭沫若受到蒋介石通缉，在海丰农会干部帮助下，取道香港秘密回到上海。
1928年至1937年10年间，郭沫若流亡在日本千叶县市川，在日本宪兵的监视下没有行动自由，全家6口生活艰难。但他一直关心国内情况，积极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支持并参加中国留日青年和国内文艺界的革命文化活动。
郭沫若在工作中
1930年3月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艰苦的环境中，他第一个比较深入地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引入中国历史研究领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和古代社会历史，论证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存在。他编著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卜辞通纂附考释索引》《古代铭刻汇考》及续编、《殷契粹编附考释索引》《石鼓文研究》《周易的构成时代》等11种著作，尤以对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取得震惊中外的突破性成就。他第一次提出西周是奴隶社会并从各方面加以论证；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和古史研究结合起来；他的青铜器分期学说“实开我国青铜器断代研究之先河”，促进了古文字学、花纹学、形制学的研究，并用青铜器研究的成果，进行古文献的辨伪；初步清理了中国先秦思想发展的线索。
郭沫若在日本10年，译著甚富，先后翻译和出版的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艺术作品之真实性》（《神圣家族》后半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威尔斯《生命之科学》；歌德《浮士德》第一部（重译）、《赫曼与窦绿苔》；席勒《华伦斯坦》；辛克莱《屠场》《煤油》；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一部分，抗战时期与高植合译完全书）；与李一氓合译《新俄诗选》；编译《日本短篇小说集》；米海里司《美术考古发现史》；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等。开始了巨著《郭沫若自传》的写作，出版了自传《幼年时代》《反正前后》《创造十年》及历史小说《豕蹄》等。*称这“海外的十年”是郭沫若“保持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力量的十年”。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郭沫若于7月25日凌晨只身出走，秘密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7月27日抵上海。次年1月，与于立群结婚。郭沫若相继于武汉、重庆在*直接领导下，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郭任厅长）及其改组后的文化工作委员会（郭任主任委员）为阵地，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和反法西斯、反分裂，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广泛团结了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为发展壮大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作了许多有益工作。
“皖南事变”至抗战胜利的几年中，郭沫若按照斗争需要，将主要精力转到学术研究和创作方面，创作了历史剧《屈原》《棠棣之花》《虎符》《筑》（即《高渐离》）《南冠草》《孔雀胆》等6部大型历史剧。这些历史剧“借古讽今”，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内实行法西斯专制的黑暗统治，激励了革命人民的斗志，*赞扬他的历史剧“大有益于人民”。这一时期的史学著作有《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历史人物》等，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评价先秦各派哲学人物颇多创见。1944年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影响深远，总结了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经验，当时被定为中共整风文件。
1945年6月，郭沫若应邀出访苏联。日本投降后，他一直站在民主斗争的最前列。1946年2月，在重庆“较场口血案”中，他和李公朴等被国民党的特务打伤。5月，他离渝转赴南京、上海和香港，继续从事民主解放运动。其间写有自传《海涛集》《洪波曲》和大量杂文等。
1949年2月，郭沫若由东北解放区到北平，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筹备工作，3月率团赴巴黎出席第一届世界拥护和平大会，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郭沫若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文联第一、二、三届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等职。在第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四届常务委员，二、三、五届副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1年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
郭沫若在繁忙的国务活动和社会活动之余，继续从事写作和学术研究。诗文方面创作了《新华颂》《潮集》《长春集》《骆驼集》《东风集》及《雄鸡集》等，历史剧创作了《蔡文姬》《武则天》，还有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