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延续了130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生命力最长、沿用时间最久的培养、选拔、任用知识分子的制度。对这种制度如何评价呢？
一、科举制的历史进步性
首先，科举制确立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原则，符合历史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众所周知，隋唐以前的封建统治者主要以荐举的方式选拔政府官吏。这种方式虽然在延揽人才方面不拘一格，也无过多地位限制，但却以长官选拔为基础，常常带有个人好恶的长官意志色彩，人才能否被发现完全取决于拥有荐举权的官吏。而科举制是经过定期的科目考试，根据成绩的优劣来选取人才，分别任官，是一种“学而优则仕”的精英选拔机制，为普通读书人开辟了一个平等竞争、向上流动的社会通道，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荐举制的种种弊端。这也许就是科举考试制度历经1300年而不能废止的主要缘由。
以清代科考为例，“邑聚千数百童生（没有功名的读书人），擢十数人为生员（秀才）；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人为进士”（《饮冰室文集之三》）。考试制度体现着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它第一次确立了以考试成绩的优劣作为选拔封建官吏的客观标准，从而有效地纠正和杜绝了单纯以德行为本而不考核才能技艺的偏向。
其次，科举制不拘门第，不问家世，扩大了选官用人范围，为庶族中小地主，乃至出身微寒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入仕的道路，打破了大官僚贵族依仗门第而荫封得官的垄断局面。与“察举”“征辟”和“九品官人法”比较，用人路线趋向民主化，是一大进步。1300余年的科举制为历代封建王朝选拔了数以百万计的举人和十多万进士，其中有名有姓的状元599人。隋唐以来，历朝宰相多是进士出身。唐代两千多名诗人中，绝大部分是考中进士的中小地主阶层人士。始建于元代的北京孔庙是旧日科举制度的见证，那里仍矗立着198块石碑，题刻着元、明、清三个朝代600年来51624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和录取名次，其中历史名人计有：于谦、高辂、严嵩、李鸿章、郑板桥、纪晓岚、龚自珍、翁同龢、徐世昌、沈钧儒等，不少名人至今耳熟能详。
科举制度为历代统治者甄拔了一批又一批臣僚，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再次，科举制是完备的、严格的，有一整套系统的选官方法。即以最为敏感的防弊措施来看，更为详备，清代《科场条例》透露的信息可窥见一斑。
其一，乡试、会试最为严格。乡试的主考官由皇帝钦命派往各地，主考官从外省自行聘请房考官若干人，考官驻所派兵把守，不许与当地官民来往。会试前，凡有资格担任主考、房考、监试的官员先带着行李到皇宫午门外听宣，凡被点着名的不得再回家，直接进考场去住，不许与家里通讯联络，直到发榜之后才能回家，以杜绝递条子嘱托等不正之风。
其二，考生进场，严密搜索，甚至解衣脱袜打开头发，防止考生夹带小抄。考试时，有兵丁巡逻。如发现考生有夹带替考之事，当场戴上刑枷示众，取消考试资格。
其三，卷首要糊名。规定考生用墨笔答卷（即墨卷），由专人将墨卷用红笔抄下来（即硃卷）。硃卷不写姓名，只编号。阅卷官看硃卷，硃卷取中后再由专人按硃卷编号找出墨卷，拆开姓名，登榜公布。
其四，一旦发现考生与考官作弊，处分极严。如清顺治十四年顺天（北京地区）乡试，因发生作弊案，把5名考官、2名举人立斩，7人之家属老幼108人流放关外，两位主考官因失察而各降五级调用。
正是这套完备严密的防弊措施的作用，才使得选官取士的科举考试制度在世风日坏的封建社会后期，仍能实行下去，并为时人所公允。
二、科举制的流弊和局限
科举制是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其封建政权，加强对人民的专制统治所采取的一种手段，因此，这种制度在实行中必然带有阶级局限性和种种流弊。
首先，科举制度在封建专制下只能依附于皇权，缺乏独立机制和运行能力，它所提倡的公开竞争、择优录取只能代表皇权专制，代表皇帝的意志，具有相当的欺骗性。
在科举考试中一些考官贪污受贿或者逢迎权贵嘱托，使得考试时的防弊措施常常成为障人耳目的虚文。例如，唐玄宗时的一次科考，不学无术的大臣子弟张奭（shì）应考，因其父为御史中丞，掌有监察大权，结果竟被放在第一名。时人议论纷纷，一片哗然，迫使唐玄宗亲自对取中的进士重新考试，结果及格的仅有十分之一、二。而张奭手持试卷终日不下一字，被人笑为“曳白”（白卷先生）。又如明代宦官明目张胆干预科考。正德三年（1580）会试，太监刘瑾将50人的名单交给考官，指名要求录取这些人。考官不敢违抗，增加了50个名额才了事。
有一则趣联，是揭露科场徇私舞弊的。清末老秀才王梗直，70岁还在应考。主考见他白发苍苍，老态龙钟，故意戏弄他：“下钩为考，老考童生，童生考到老。”把“老”“考”嵌入联中，颇含讥诮之意。只见老人应声对道：“二人是天，一人是大，天大人情，人情大于天。”老秀才巧用拆字，把科举场中徇私舞弊、专搞人情关系的恶习作了充分揭露，令人拍案叫绝。在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科场舞弊日益猖獗，科举制度的流弊也越来越显著了。
至于科举史上发生在1397年的“南人北人”之争，那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笼络北方士大夫、稳定北方社会的“政治需要”而亲手操作制造的弥天冤案。真正考上进士的52名南人（南方举子文章远胜北方举子）被“全部罢除”，并将主考官白信蹈、张信以及同科的试官20多人，全部凌迟（酷刑，先砍四肢，再割喉咙，后砍身体）处死。而在既后朱元璋下令的重考中，他亲自选定北方61人为进士，以平息北方士子的怒气。
请问，这里还有丁点儿的“以文章定优劣，以才情定名份”的影子吗？这哪里是科举选才，完全是皇权专制，赤祼祼的！
此外，除科考外，还存在其他许多入仕途径：如趋炎附势、逢迎拍马而做官；或依仗权势、通过荫封而做官；加上请托之风盛行——“贵者以势托，富者以财托，亲政者以情托。”结果，寒士无门，他们只得慨叹：“空有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
其次，科举制度禁锢思想，窒息反抗，成为封建统治者加强封建统治、反对社会改革的工具。
中国科举制度起于隋唐，盛于明朝，存在了1300多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被古人誉为人生之“幸事”。金榜题名，是古代所有读书人的追求与梦想，他们整日埋头于“四书五经”，不问国事和人民疾苦，俯首帖耳地服从封建统治者安排。据《唐摭言》记载，当年唐太宗李世民看见许多新进士排着队进出考场，乐不可支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gòu，牢笼，圈套）中矣。”对此，赵嘏（gǔ）赋诗说：“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一千多年前，就早有人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实质了。
有媒体曾载文《白发考生知多少》，罗列了一些数据：
1736年，参考者中，80岁以上3人，70岁以上40人。
1761年，应试者，80岁以上8人，70岁以上19人。
1789年乡试，80、90岁以上者94人。
1801年乡试，80、90岁以上考生251人。“高龄”考生节节攀升。
鸦片战争爆发的那一年（1840），104岁的长沙监生余会来未考中，皇帝赐其举人……
广东顺德人黄章，快40岁才考上秀才，60岁开外补廪（即递补为廪生，廪生是秀才中最高的一种），83岁选为贡生。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黄章已经100岁了，他还不远数千里从广东赶到京城参加顺天乡试。入场时，在灯笼上写“百岁观场”四个大字，让其曾孙打着作为前导。一时京城都传为奇闻。
所以人们认为，科举考试既是封建统治者选拔、培养、任用各级官吏的主要途径，又是引诱控制知识分子的牢笼。
特别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专用文体——“八股文”，用刻板、僵化的模式，加强了对士人思想的禁锢和控制，同时最终也把科举制引向绝路。清朝吴江人徐大椿，性诙谐，年近八旬，作歌讽刺八股文人，中肯风趣。歌曰：
读书人，最不济；作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机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荫，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算是百姓朝廷的晦气。（《中国文人风情大观》）
科举制度虽然在实行之初显现出莫大的优越性，焕发着勃勃生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其保守性和落后性与日俱增，最终不得不随同腐朽的封建政治制度一起被废除。
1898年，广东举人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请废八股、试贴、楷法试士，改用策论》。在奏折中康有为痛陈八股的危害：年轻人埋头揣摩学作八股文，却不知道司马迁、范仲淹是哪朝人，也不知汉高祖、唐太宗是哪朝皇帝；如果说到亚洲地理、欧洲政治，他们更是目瞪口呆，这样的人如何能够治理国家！……
迫于社会压力，1905年9月2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废止科举制度的上谕，标志着中国沿用了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的寿终正寝，它预示着整个封建大厦即将崩溃。
三、中国科举制度的世界影响
中国是考试的故乡。中国完备、系统的“开科取士”制度对邻国和西方国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孙中山先生在考察英国等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后指出：“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是学习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
闻名遐迩的马可·波罗，积17年在华做官的实践经验和旅行生活的直接感受，口述并经人整理的《马可·波罗游记》，首次向刚从中世纪愚昧中清醒过来的欧洲人，展示了东方文明的魅力，其中也把中国古代官吏考试制度传播于西方。
明朝中叶，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华生活长达28年，谙熟中国古代官吏制度的奥秘，在其介绍中国的书信和著作中，充满了对中国科举考试严谨体系的赞誉。
公元1569年，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兹的《中国游记》一书，对中国科举选拔官吏的制度倍加称颂。另一个计划在中国设立使馆的葡萄修士胡安·贡萨雷斯·德万多萨在《伟大的中国》一书中，也以推崇的口吻详尽介绍了中国科举考试的方法及内容。此书1583年在罗马出版后，很快被译成多国文字，广为流传，引起了西欧人士对中国官吏考选制度的浓厚兴趣。
在1570年至1870年的300年间，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仅用英文出版的有关中国官吏制度的书籍就有70种之多。其中《文学考试制度》是研究中国科举制的专著。另一本专著《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的作者公然主张英国仿行中国的考试取士制度。尚处于构想之中的英国公务员制度，被灌注这*方清泉之后，加快了成长的步伐。英国政府吸取中国官吏考试制度的竞争择优精神，结合本国实际加以发展和升华，逐渐形成了一整套适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公务员考试制度（据张立荣《中西公务员考试制度比较》）。
中国的官吏考试制度对美国的公务员制度也产生了影响。早在1866年10月，北京同文馆馆长麻登即应邀在波士顿作了《中国的竞争考试》的专题报告。1870年斯皮尔撰著出版《中国与美国》一书，盛赞并力主效法科举考试制度。此后，美国公务员考试制度迅速形成和发展。时至今日，美国的公务员制度仍以机会均等、竞争考试、择优用人为内核。
正是基于上述史实，至今西方的学者和官员们，大都坦承地认为，欧美公务员考试制度缘起于中国古代的官吏考试制度。曾任美国国家人事总署署长的艾伦·坎贝尔于1982年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在我们西方国家的所有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到文官制度时，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