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汉（1895―1986年），著名社会学家、社会调查专家。1928年，应晏阳初之邀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调查部主任，主持著名的“定县调查”，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1935年进入高校从事教育工作，曾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后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著有《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实地社会调查方法》《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国农村问题》等著作。李景汉的名字与社会调查是分不开的。通过扎实的社会调查掌握精确的社会事实，进而提出社会改造和建设的方案，并构建本土化的社会学理论，是他毕生的追求，也是他的治学之道。
“我是信仰社会调查的”
李景汉坚信“从事社会调查者本人对于调查工作有了信仰，才能感动别人亦对于调查有信仰”。正是将琐碎甚至枯燥的社会调查作为一种崇高的“信仰”，李景汉才为之付出坚韧不拔的努力和常人难以理解的热忱，一头扎进河北定县，在乡村做了长达八年的调查，铸就了“定县调查”这一学术史上的丰碑。此后，尽管世事纷乱，他始终没有放弃开展社会调查，甚至还撰文倡导“学术的旅行”，将每次旅行都作为社会调查的机会。
对于社会调查的坚定信仰萌生于李景汉早年在国外求学之时。在美国的课堂上，教师常会问及各国留学生所在国家人口的年龄、性别分布等情况，其他国家的学生往往都能对答如流，唯有他回答不上来，因此感到十分窘迫和内疚，以至于上课都不敢抬头。这类事情深深刺痛了李景汉，被他视为“国耻”，他决心回国从事社会调查：“做这个职业，我的目的是要把中国的人口、土地等情形都要记录下来，我是雪耻。中国的国耻是对自己的情形一概不知道，所以我说回中国，我要一生做社会调查。”在回国前，他还给自己立下了一不做官、二不经商、三不给军阀当爪牙的“三不”戒条。
1924年回国后，他当即投身于社会调查工作，先后在北京进行了妙峰山“朝顶进香”的调查、京郊农民家庭的调查以及人力车夫、手艺工人、行会、普通人生活费等调查。之后，他深感当时中国社会的根本在乡村，把调查的重点转到农村，开展了著名的定县调查。再后来，只要一有条件他就开展调查，在战乱时期的云南、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京郊，都做出了颇具影响的社会调查。为了坚守调查理想，他抵挡住了各种诱惑，甚至不惜得罪当时的军阀等权贵势力，也经受住了疾病、战乱等考验。
晚年，他在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同事们回忆一生经历时，仍饶有兴致地谈到五十多年前朋友送给他的两副对联：一副上联是“一二三四五”，下联是“六七八九十”，横批是“加减乘除”；另一副是“座上无鸿儒，往来尽白丁”，他自己加了一个横批，叫“我行我素”。由此可以窥见他当年的工作状态。
“最要紧最根本的是一个实字”
无论是开展调查研究，还是读书治学，李景汉最强调的是一个“实”字。他说：“作人要作到一个实在的人，要说实话，作实事，要切实，要笃实，要忠实，要诚实不欺，要充实有力，要实干，要脚踏实地，要实事求是，要朴实无华，要买卖循实，讲学要讲实学，要讲到如实的地步。”翻开李景汉的学术作品，随处可见的是各类数字、表格、事件，初读甚至有些枯燥，但正是这些“赤裸裸的事实”，使得他的研究具有可靠的基础和恒久的价值。
“事实是最好的证人，也是最有力的反驳者。”以《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为例，里面呈现的多是各类事实，少见李景汉的主张和观点，但正是这些事实，使得这本书至今仍是认识那个时代华北乡村最为重要的文本之一。也正是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李景汉得出了土地问题为农村的根本问题，要通过节育、移民、增加生产等措施来解决农村人口过密问题，中国农村不能走工业资本主义道路、要注重发展农村手工业及农民合作经济等一系列理论灼见。晏阳初、梁漱溟、费孝通等众多学者也将这些事实作为核心证据引用，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
李景汉从创造力、判断力的培养等方面强调从实求知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人生的最大贡献和价值是创造，但如果不善于读书，非但不能提升，反倒削减了创造力，使自己的思想不知不觉跟着别人走。他认为，“我们处在大自然里与日常和社会的各方接触，也可以说是在读书”，因为读书的目的不外乎求知识、求真理，书不过是记叙事实的一种工具，从读书中获得的是古人的经验、知识、心得，而社会调查则是自己直接从实践中发现真理与事实。自己直接体验出来的知识和思想，才是创造，才是真有生命的东西。
他还特别强调读书必须要有判断力，无论读多少书，要能始终维持我们的主人地位，即思想自由、创造自由。他认为一本书有三个方面最值得注意：一是内容，须要完全真实，言之有物而不空洞；二是写法，要清楚俐落，有条理；三是文字，要叙述得辞句生动。其中第一点为首要，为要达到真实的目的，即使牺牲了“写法”和 “动人”也在所不惜。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不是为调查而调查”
虽然痴迷于社会调查，但李景汉始终认为“如果只是为了调查而调查，最好不举行调查，举行调查必有一定清楚的目的”。他的志向是要把现代社会调查法与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切实反映中国国情，给立志改造中国社会的志士仁人们提供材料。具体来说，这种志向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改造社会，即“使人们根据调查的结果来改善社会实际生活，解决社会问题，增进人类幸福”；二是推进社会学的本土化，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
出生和成长于风雨飘摇、民族危亡的时代，李景汉与那一代优秀知识分子一样，怀有强烈的救世情怀和历史使命感。他反对空喊口号，主张要“多用理智、少用情感”，要先把现状和事实搞清楚。他认为，中国实有其不可磨灭之固有精神与文化，只有通过细密的调查研究，才能认清中国之本来面目，保存和发扬其优点、美德，并铲除其劣点、恶习，而不能停留于“举凡不合某人之心或不合某派之意者，统在打倒之列”。这样看似热闹，但结果则是有打而不倒者，有不打而自倒者，有打倒而又起者，反而大受其罪。他主张要通过社会调查掌握事实，搞清楚何者确应打倒，如何才能打倒，打倒之步骤为何，“谁认清了现实，谁就是时代的主人、时代的向导；谁远现实，谁就是时代的附庸、时代的渣滓”。
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祝贺李景汉执教六十周年暨九十寿辰”座谈会上，李景汉仍壮心不已，提出了中国社会学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设想。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就曾尖锐地指出“中国现在所用的社会学课本皆为洋文原本，或译本，纯为外国社会之材料”的问题，提出要立足于中国实际发展自己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他的社会调查，就为推进社会学本土化作出了杰出贡献。这种贡献，不仅仅体现在积累了大量本土的、系统的资料上，而且在于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农村发展、社会建设的一系列真知灼见，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调查方法。体现出中国社会学人最初的方法论自觉和艰辛探索，是中国社会学界的宝贵财富。
马克斯·韦伯在那篇经典演讲《以学术为业》中讲到：“没有这种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没有这份热情，……你将永远没有从事学术工作的召唤！”回望李景汉的治学历程，不难发现，他所坚持的就是这一份沉浸在社会调查中的“陶醉感”，伴随着他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献出一生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