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帮会的红角，"除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外，还有两个江北大亨，一是金九龄，一是顾竹轩"（引自政协上海市《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三辑）。顾竹轩的家乡在今建湖县境内，其故居梁垛一带关于他的传说较多。1980年以来，一些文史资料一类的书刊上，也点点滴滴、陆陆续续地记载了他的有关事迹。对于这位无论在旧上海，还是在苏北﹣﹣尤其是在盐城地区，曾有过广泛社会影响并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的生平，应该有个比较全面的介绍，更何况他也曾做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晚年又曾为革命尽力做了他能够做到的事情，这就是笔者写作本文的目的。
起自村野 溷迹浦江
顾竹轩名如茂，发迹后以字行。其先世为阜宁西北乡人，与安东（今涟水）顾家大楼（顾祝同的祖居）顾氏同宗。家境贫寒，地无立锥。约在清咸同之际，举家乘破船流落至盐城梁垛团（今建湖县钟庄乡）境内，与聚居在东荡、唐湾一带的顾姓根据谱系认了本家，落籍定居，为人佣耕。顾竹轩出生于光绪七年（1881）农历三月十四日。成长后，乡人按其排行惯以"顾四"称之。由于顾的父祖两辈渗淡经营，买得水田数亩。但因地少人多，仍然要承种他人"小份"土地生活。顾在七八岁时即已为家庭放鸭、拾粪，十四五岁就能背起犁辫拉田。他力气大，食量过人。平时戏与同伴较量手脚，每每占上风。光绪二十六年（1896）春天，年交16岁的顾四，受雇于乡邻唐某家作小伙计，雇工生活苦况之难熬，不言而喻。他从曾在江南大埠作过苦力的乡邻闲谈里，受到了某种启发，也想闯闯江南，以图个升腾之日。就在同年的冬天，他以"分家赶口"为辞，央得家人同意，向乡邻告贷了五吊钱，肩负破被徒步去泰州，转乘帮船前往向往已久的东方大都会上海，开始了都市苦力生涯。
顾至上海后，先落脚闸北天宝里附近号称"一百间"的地方，靠做马路工、拉野鸡车（即转拉别人租来的黄包车）糊口，不久，他又自租自拉只能在华界通行的小照会车。后来，他又拉上了泥城桥（今西藏路底）协记公司的大照会车（租界华界均通行无阻）。他有的是力气，跑脚又快，吃得苦，耐得劳，收入也随之比拉野鸡车时多了起来。时值英租界招收华籍捷员，条件是体强力壮身高，文化程度不计。顾报考获录，作巡捕，继又升为探员、警长。他用所捞"外块"与"分润"所得，在"一百间"附近自购了住宅。接着又买了十多部黄包车出租给苏北同乡拉，人们开始称他为顾四老板。顾以巡捕身分不怕车夫短欠车租。同时又可向各捕房站岗巡捕打招呼，凡他出租的车辆，偶有不遵交通规则的，能获宽容放过。后来，他离开捕房（据曾任闸北保卫团队长的王德林近年的书面回忆说，是因出事被"开除"的），扩大了车行业务，这是民国五六年间的事。也是他以后成为旧上海人力车霸主的前奏。
锋芒初露 鹤立群氓
顾为人豁达爽朗，没钱能忍，有钱肯花。还是在他拉车的时候，穷朋友向他告急，尽管自己手头不裕，也能解囊相助。当上巡捕又开了车行后，凡是找上门告贷的穷兄弟，他总能或多或少地打发一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只要瞧得起我顾四，脱裤子当当也来"。乡邻刚来上海找活的，只要找到他，管吃管住，直到帮助找到活计为止。他的轻财好义，赢得了穷同乡的交口称誉。
当时闸北地面的下层居民中，不少是来自江北农村的苦力，其中一部分人是没有固定职业的游民。这些游民经常呼朋引类在"地面上"寻事生非，敲竹杠、捞油水、诈骗财物。有时这一帮和那一帮地痞为了争地段或想沾不义之财的"份儿"，往往大打出手。还是在顾竹轩拉车的时候，盐阜籍的流氓中认识他的人，知其臂力过人，每每央他助一臂之力。加之顾的秉性好抱打不平，尤其是为盐阜同乡挣面子，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是非圈中。由于他拳脚既快又重，十有八九走上风，受到流氓的敬畏，说"顾四瘪子"（顾嘴形微凹）够朋友。不久，他加入了青帮（详后），又开着车行，仰求他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顾也开始过问起"地面上"的事情来了。流氓间发生争端后，往往上茶馆吃"讲茶"（意为聚众吃茶评理）。当时，闸北地带的流氓聚众评理时，常常要请顾四出台。顾在流氓群里混了几年，脑袋瓜子又灵，熟谙光棍行事，排难解纷时，开口不离方寸，尽量注意让双方有转台的余地，不让任何一方过于难堪。双方也每每却于"顾四爷"的面子，自下台阶，争端每每体面的了结。这样，信服他的人也越来越多。当然也有的人怕他、恨他。他觉得凭借自己身份自开茶馆更为有利可图，便在闸北干道大统路离新闸桥不远的地方，开设了一爿德胜茶楼，又招至流落沪地的盐阜淮剧艺人在其楼上演草台戏（茶桌拼凑为台）。旋又开设新泰祥南货店，营业日盛，收入颇为可观。这是民国七八年到十一二年的事。
开山收徒 结伙拉帮
顾竹轩在民国5年（1916）左右，结识了在上海新西门外南洋桥附近合开同庆茶楼的王德奎（字兆五，民国19年"闹马党"时，曾任马玉仁部的"旅长"）和江幼眉（曾任湖垛市清乡分局头目，民国4年因通匪遭到通辑，逃往上海）。顾经王德奎和江幼眉介绍，拜了青帮"大"字辈阜宁人刘登阶为师。刘登阶与江幼眉的师父白某，王德奎的师父李某为"同产兄弟"（出自一个师门）。拜师仪式上，江任顾的"引进师"、王任顾的"点传师"。
据传青帮到了光绪初年，原来由祖师定下的"清净道德……元明法兴"20个辈份用字已用完了。当时在绍兴办大通武备学堂的革命党人徐锡麟等为了利用青帮作为群众基础发动反清起义，续添了"大通悟学"四个辈份。到了民国初年上海地区"大"字辈人物已寥寥可数，"通"字辈为数也不多，"悟"字辈盛行，青帮的"前二十四代"的最后一代"学"字辈正赶上趟。顾是"二十二炉香""通"字班，辈份高于一般（如杜月笙帮内辈分就比他晚一代），这对他后来的发迹特别是拉山头是起着很大的作用的。所以顾氏发迹后知恩报恩，把刘登阶供养起来，刘也因顾出了名。这位"刘老太爷"也较知趣，自此关起山门，不再收徒。
顾竹轩凭借着其初步形成的黑社会势力大开香堂，广收徒众，从而成为青帮在闸北地区的"大头香"（辈部高，势力大）。当时包括工商业主、政府官吏在内的中层人士，往往要托庇于青帮头面人物，下层社会的则更不待言。顾氏门徒中有低级文职官吏、小军官、警长、探员，也有当典、浴室、茶馆、戏园、酒楼、赌场、柴货行、菜鲜行老板，工厂、码头的封建把头，毒品走私贩，人口贩等等，而其中最多的是人力车行的行主。近代上海青帮除"三大亨"和两个"江北大亨"外，还有更多的大小头目聚众结伙，深入社会各个角落横行霸道，行凶作恶。据曾在法租界供职20多年并熟悉上海帮会情况的薛耕莘所著《近代上海的流氓》（以下简称"薛文"）一文讲，大致可分为烟毒、码头、赌场、扒窃、拉粪、人贩、鱼市、菜场、烟土、走私和人力车等10个流氓集团。因为顾氏放过黄包车、华洋地界站岗警士和捕房警官又多闻其名，人力车行主多半拜在顾的门下，以求庇护，所以"薛文"说顾是"旧上海最大的人力车霸主"。
据"薛文"说，顾收徒弟有1万余人，但据顾的嫡侄中共党员，曾任上海市轻工部副部长顾叔平（圣约翰大学出身）近年的书面回忆说，只有"千余人"。数字出入很大，录此存疑。按照青帮规矩，收徒弟和收学生是有区别的。收徒弟是青帮关系，拜师只能拜一人，否则叫"跳山门"，为帮内所不齿。拜"先生"，同时可以拜几人。只有清帮关系，没有青帮辈分。"薛文"所列顾的徒弟数字包括学生在内，顾叔平的回忆可能单指徒弟，不包括"学生"。
顾氏门徒中较为著名的是浦东日商三井煤炭码头霸主盐城人李茂龄，李收有徒弟数千人。敌伪统治时期因搞禁运物资走私发过"国难财"，砌造了茂龄别墅和茂龄新村。是近代上海比较出名的码头霸主。顾氏也曾通过李的关系，为苏北新四军秘密运送军需物资出海。顾的门徒中吴义山（名人泰）建湖县蔡徐村人也较出名，曾任伪军大头目李长江的参谋长。伪化时期，其势力在泰州一带根深蒂固。顾的徒子法孙遍及上海社会的每个角落。1947年顾竹轩曾准备参加"国大代表"竞选（详后文），笔者当时正在上海读书。从当时的《前线日报》和《东南日报》上看到顾可以从除市中心区以外的各区获取选票二三十万张，这个数字可能含有为顾作竞选宣传的色彩。据传当时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估计，顾的党羽可能为顾拉到选票15到20万张。从这里可以看到顾在上海党羽之多、势力之大和社会影响之深，是个名符其实的江北帮大亨。
亦官亦绅 亦工亦商
顾发迹后，先后为淞沪警备司令部和江苏省清乡督办公署聘为顾问、参议，以资拉拢。民国13年（1924）秋，江浙战争爆发。浙军第四师在浏河小土山一段中被苏军打得溃不成军，散兵游勇窜入闸北地带，为非作歹，危害地方。闸北豪绅王彦斌趁机树立私人武装势力，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成立沪北区（闸北）保卫团，自任团总。该团有九队，人枪800多。应募团丁多为散兵游勇，市井无赖。应募目的无非是为了穿上"老虎皮"好欺压良善。也有些纨绔子弟为了向人炫耀身份，也来应募。这些人和顾竹轩都有一定关系。王彦斌想要控制这些人为己所用，所以请出顾来担任团副。这是一支官管民办的武装，由淞沪警备司令部管辖指挥。人事也概由司令部立案，经上海特别市政府加委。从此，顾氏成了堂堂正正的地方武装官员，社会地位与日俱增。顾竹轩三字也因此叫开了。他先后担任过的社会公职有上海市人力车同业公会主席、闸北商团会董、盐阜同乡会主席、苏北旅沪同乡联合会副主任、苏北难民救济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平剧院联谊会主席、中国红十字会理事以及某些慈善机构的董事等等。为了发展江北帮的势力，他和旅沪同乡成燮春、金鼎臣、王宝相诸人创办江淮旅沪同乡会会馆于闸北中山路，占地28亩，建筑富丽，颇具规模。他把别人给他祝寿的礼钱献出来创办了武陵中学（"武陵"是顾姓的堂号）于会馆内。此外，他又捐资创办江淮中、小学于闸北大统路，被推为董事长。随着社会公益事务的增多，顾的形象也增添了一层绅流的光圈，与上层社会人物接触也日渐其多。其中为盐阜同乡的就有清末进士、法部主事、国会议员季龙图，曾任淮扬护军使的马玉仁，寿州游缉统领杨瑞文，江苏省议员吴彝白、郝心源、解树强，新闻日报副刊主编严独鹤的副手人寿保险公司副董事长吴公退，《前线日报》馆长马树礼（曾任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此外，还有教过蒋介石的胡敬安、江苏保安司令李长江等。上海市的党政军警界中要人与之往还的也不乏其人，无需一一赘述。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国民党高级将领顾祝同的交往，这对顾竹轩本人的社会地位的巩固和提高是起着一定影响的。他们是同宗同辈的远房兄弟。1930年顾竹轩40岁生日，顾祝同亲派代表登门祝寿。顾祝同30年代初任江苏省府主席期间，顾竹轩也以为顾祝同祝寿的名义，在扬州购买一所旧园，整理一新赠送给他的族弟，起名祝同花园。至于他们之间深厚关系，在下文里还要提及。
当时社会上层喜与名山大寺的高僧往来，顾发迹后也附庸风雅，经常与玉佛寺、地藏寺的主持交往，其中交往最多的是中国佛教会副主席知名度很高的静波法师。静波俗家姓陈，湖垛镇人，与顾为小同乡。顾在赈济苏北灾民的活动中也曾得到过他的大力资助。
顾氏原来目不识丁，开车行后他请家中帐房先生教其识字，打算盘，逐渐能算帐和看信、看报纸。由于与上流社会的交往中的目濡耳染，也渐渐养成一种上流社会人物的风度。1947年秋他去闸北平江会馆给他的老乡邻时任湖南衡阳专员郑达的母亲祝寿时，笔者有幸目睹了这位大名鼎鼎的"顾四老板"，给我的印象是典雅持重，和我目击过的"地面上"的"老板们"气派截然不同。
帮会人物中不少是一旦发迹就致力于工商业以广开财源的，顾竹轩也不例外。他先后经营过同庆舞台、三星舞台、大江南饭店、天蟾舞台、天蟾玻璃厂等。他在从事企业活动中有幸结识了旧上海首屈一指的大买办、宁波帮首领、三北轮船公司总经理虞洽卿，并且最终成为莫逆之交。虞在支持顾氏进行企业活动方面起过不少作用。例如顾在苏北里下河地区经营的大生轮船公司，其船只多是虞的三北公司旧船，购价很低。当时里下河区有张孝若、杜月笙合营的大达轮船公司，另有大源江泰公司。其中湖垛开往泰州的湖泰线四家公司同时插进，竞争激烈，大生实力不及其它公司雄厚，几乎被压垮，由于虞洽卿的帮助才得勉力支撑下去。
热心公益 赈灾济艰
早在顾竹轩初露头角的时候，就以轻财尚义、济急恤贫无吝色为盐阜旅沪的穷同乡所称道。民国10年（1911）苏北大旱，河底行人，严重失收，部分灾民逃往上海乞食。顾氏伙同和他合开同庆舞台的同乡人左士臣等出面，在盐阜旅沪同乡与顾的徒子法孙中募集了一部份救济款子，散发给来沪地乞食的盐阜同乡。还为盐阜二县救灾问题向华洋义赈会告急。以后他曾担任过好几个慈善团体和学校的会董与临时救济机构的负责人。其特点是不徒挂虚衔，而是躬亲其事，奔走尽力。劝人赞助义举，他能率先带头捐献，这和当时某些以办"义举"借以肥私的"善棍"有着泾渭之分。例如创办江小学，他不仅献出座落在大统路的宅地，还捐赠了一大笔钱作为办学基金。
民国18年（1929）冬，顾氏返里葬母。事先闻知家乡是年大旱失收，特地筹措了一大笔银元乘专轮还乡。葬事既毕，宣布放赈。凡登门求济的，孩童银元一枚，青壮男女二枚，老人五枚，鳏寡孤独者七八枚不等，最多的十枚。外地饥民闻讯而集，饥民船只塞满了唐湾河，直至带回银元放完为止。邻村有孕妇登门乞济被挤得把孩子生在裤子里，顾派专人送去银洋、大米、衣被等物。顾在返里期间与父老和旧日伙伴聚在一起重温旧事。他能历数何处沟河最深，何处沤田难拉，哪家的米粉炊饼最好吃，甚至言及童年摸瓜、偷粪的事，毫无拘忌，犹如家人父子一样，至今犹为当地人所传颂。
民国20年（1931）秋，运河决堤数十丈，里下河地区西水横流，一片汪洋，经冬未退。灾民流离失所，啼饥号寒。顾竹轩竭力奔走呼号于华洋义赈会和红十字会之间。在他和盐城的美籍传教士白秀生的努力之下，终于为盐、阜、东三县求得了大批粮食、衣被和药品。据顾叔平等人回忆，在这次救灾中顾氏还敦请一些京剧名伶在天蟾舞台作义卖救灾演出，又将自己开设在闸北太阳庙附近的天蟾玻璃厂卖掉，多方集资五六万银元，用轮船和拖驳运去大批粮食、棉衣和现洋，亲回盐阜请了他的门生故旧唐某和葛某董督放赈事宜，盐阜故老有口皆碑。民国24年（1935）编写的《续修盐城县志》特地为其救灾"奔走甚力"书了一笔。
顾氏的慷慨仗义还表现在关心国难方面。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他将天蟾舞台停业，作为涌入租界避难的盐阜同乡栖身之所。楼上楼下人满为患，还要筹措供应其衣食所需。时有要求回苏北老家避难的，顾氏向三北轮船公司董事长虞洽卿协商租得长江客轮将难民分批运送至泰县口岸，再乘顾的大生轮船公司的内河客轮运往城阜各地，前后历时两月，共约收容、运送了上万人。舞台停业不算，还解了私囊。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难民纷纷拥入租界避难，时值顾氏保释出狱（事详后文）不久，他慨然再将天蟾停业改作难民收容所，直到三个月后战线西移，难民始陆续离去。而当时"三大亨"之首的"麻皮黄金荣"竞不肯把大世界游乐场作为难民收容所，并"赶走了设立在大世界的上海难民救济协会（赵朴初组织领导的），继续开门营业"（引自乡波著《黄金荣事略》)，两两对照，顾氏在关心国难、仗义疏财方面还是值得称颂的。
抗战胜利初，他取得国民党高级将领顾祝同、腾杰等人的支持，为江淮旅沪同乡联合会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江宁分署弄回了一大批救济物资发放给旅沪的困难同乡。这是1959年笔者听同在一道教书的刘漪亭说的（刘是中国公学出身，顾叔平的姊丈，顾竹轩的侄女婿）。另外，1948年春，笔者在闸北大统路385号刘姓住宅中也曾听到时任上海市粮食调配专员的于朴（今建湖县湖垛人）闲谈时说过，顾竹轩曾托人找过当时主持苏北区救济事务的盐城沙沟人江人尤，为盐阜旅沪同乡会搞了一批面粉、麦片和衣服作为来沪的困难青年学子临时就食和寄宿所需。当时在座的一个姓熊的接过话头说，一个帮会头子能为我们同乡做点好事，而国立大学校长某公（恕讳姓名）也是盐城人，从未过问过盐城旅沪同乡的事，连青年学子找上门去，也被一概拒之门外，言下不胜感慨。直到今日，长期留居上海的盐阜父老，谈起顾关心同乡的事情，每多赞语，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当然，顾氏在急人之难中也有些是对当时社会起着消极作用的一面。例如民国19年（1930）下台军阀马玉仁受冯阎会委为第二十七军军长，回盐阜起兵反蒋（时称"闹马党"）时，顾氏曾为马招募过一些流氓兵痞，提供过一批武器弹药，派自己的门徒吴义山随马回苏北纠集股匪，闹得乌烟瘴气。还有1933年湖垛学界青年于朴、胡约、孙达伍等以"私运军火、*人越货"等罪，告发大恶霸江幼眉。该案如由保安处按军法审理，江必死无疑。江是顾氏参加青帮的"引进师"（介绍人，不存在辈分关系），顾氏出于知恩报恩和江湖义气。为江向江苏省主席顾祝同和省保安处要人项致庄说情，将该案转交司法审理，使江得免一死。这些，都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这是和他出身阅历所形成的讲"面子"、重"义气"分不开的，当时社会风气如此，也不能苛求于他。
租界角逐 内讧受创
早在顾氏当上闸北保卫团副的同时，凭借亦霸亦官的双重身份，姘识了一位富孀，利用所得钱财在英租界二马路上开设天蟾舞台，地当大马路（今南京东路）永安公司的后身，由于得到虞洽卿的好友，戏剧界"白相人"季云卿（通字辈）的帮助，生意很好。为了在租界立足，他向在租界势力最大、炙手可热的"麻皮金荣"投了学生帖子，成了黄门"三十大弟子"之一。在黄的大红伞保护下，顾氏成为平剧院同业中的佼佼者，进而当选为平剧院联谊会的主席。约在20年代中后期，永安公司为了扩展南部，勾通公共租界工部局，强令天蟾舞台拆迁，顾氏奔走交涉直至兴起争讼，但皆无效。顾氏哪堪"塌台"，特地聘请了穆安素和甘雄露（均为音译）两个外籍律师一直上诉到英联帮最高法院（公共租界为英国托管，故又称"大英租界")，英伦法院最终判决由工部局责成永安公司赔偿天蟾拆迁损失费10万银元。顾氏将舞台迁至四马路（今福州路），不但没有蚀本，还赚进了一大笔。这一炮打得很响，工商各界的"白相人"也不得不惊呼顾四真有"牛皮"（有能耐的意思），连英国佬的工部局也败诉在他手下，从而对之刮目相看。这就是"顾四牛皮"绰号的由来。自此，顾氏成为上海帮会里的红角，声名显赫。
天蟾舞台在新址开张后，上演《开天辟地》连台本戏，连续几个月卖座久盛不衰。而天蟾对面的丹桂戏园由于天蟾的异军突起，营业上受到打击。丹桂便以重金挖走在《开天壁地》中任主角的常春恒。将《开天辟地》改名为《汉光武复国》，观众拥向丹桂，天蟾营业不振。顾派人要挟常春恒，要其重回天蟾，常置之不理。顾叫徒弟阜宁辛庄人刘玉贵（是刘漪亭在白果中学教书时亲口告诉笔者的）将常暗*于丹桂门口。谁都知道这是顾四老板主使的，但又找不到确证，奈何不得。京剧界恨他、怕他，不敢开罪于他。
顾与荣记大世界经理唐嘉鹏同为黄门大弟子，彼此勾心斗角，矛盾很深。一次唐嘉鹏与黄金荣的寡媳李志清在杭州幽会，为黄的另一弟子"水果（陈）荣生"知道，便向黄金荣告了密。唐嘉鹏知道后，便派人将陈荣生暗*于天蟾舞台后门汕头路上，企图嫁祸于顾竹轩。黄金荣因自己与寡媳李志清有新台之丑，明知这是唐嘉鹏*，但家丑不愿张扬出去，保持沉默，而心中十分恨唐。时有苏州人许福宝系黄门弟子季云卿的徒弟，因为包不到由唐嘉鹏管理的大世界内的场子，十分恨唐。又因自己顶要好的朋友"水果荣生"为唐所*，几种仇恨交织一起，誓欲除唐而后快。因许经常出入黄门，知道黄正为陈荣生被*事切齿恨唐，黄也知许恨唐，示意其除唐，许更为放胆。许很狡诈，想借刀*人便嫁祸于顾。在陈荣生被*的几个月后，许在东方饭店301号房间对顾竹轩说："唐嘉鹏这家伙不是东西，打死他怎样"？顾笑而不答，许乃趁机驱车至顾的门徒王兴高（阜宁南乡人）家，对王说："顾四爷要你打死唐嘉鹏"。王信以为真，在大世界门口趁唐上车之际将其击毙。案发后，黄金荣为掩盖真象，假装大怒，要法界捕房立即严办。这样，凶手很快被缉获。王知法界捕房督察长金九龄是顾氏的儿女亲家，便只向金一人密供受顾主使。这下可难坏了金九龄，因为既要袒护顾，又不能开罪于自己的师父"黄老太爷"，便暗中叫王自供*唐是为雪己恨，条件是在狱期间家属生活费由顾四老板包下。顾不愿把许福宝拉出来以免得罪"黄老太爷"，只好自认晦气，允诺承担费用。条件达成后，将王押解至中国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即设在法租界内的中国法院审理。王兴高如约作供，被判刑10年，关在马思南路监狱。
时隔二年多，顾渐有悔约之意，供给王兴高家属的费用也渐不按时。笔者听刘漪亭说过，王在狱中托人上门催讨，顾发急说："这本来是黄老板家的事情，却叫我背黑锅"。话传到黄金荣耳朵里，触犯了黄与寡媳有染的忌讳，便派人收买王兴高，唆使翻供，说*唐是受顾主使的。同时又叫王的家属向法捕房副总监饶伯泽（音译）揭发王受顾使。饶伯泽精通汉语，便以参观马思南路监狱为借口，密讯王兴高。王便向其揭发顾是该案的"唆使犯"，还说顾"至少*过七个有名望的人，其中两个是律师"（这句引自《薛文》)。事后，饶伯泽恐顾神通广大，避开华籍探长，亲自作了调查。又亲自会同公共租界捕房总监将顾拘捕，移解至上海市第二特区法院法办。判刑十年（据《薛文》)。顾不服，向国民政府"高级法院申诉，改判无罪释放"《引自顾叔平的回忆文章）。但另一说抗战开始，"因顾祝同关系，交保释放的"。
顾竹轩经此打击后，也就"门前冷落车马稀"了。尽管达官、贵人、闻人、大亨与之往来的少了，但他在帮会内仍拥有很大势力。八·一三事变后，英、法两租界处在日军的四面包围中，一些大大小小的帮会头头，纷纷投敌充当鹰犬。随着敌伪势力日益猖獗，租界当局处处向日伪让步。一些所谓闻人大亨，有的公开"落水"投敌，粉墨登场；有的"半抱琵琶"暗中与敌伪勾勾搭搭。顾氏始终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不能为虎作伥，做对不起国家和民族的事情。上海沦陷期间，一直闭门谢客。据顾的长子顾乃赓最近撰文回忆说，日本特务机关想利用顾的帮会势力，叫伪上海市长苏建文在伪上海市警察局长卢英（与顾同为黄门弟子）陪同下，登门约请顾氏到外滩百老汇大厦（即今上海大厦，当时系伪市政府所在地）会宴。席间，卢英诱请顾氏出任"伪上海市长"（笔者认为可能是"维持会长或伪商会长"之误，因为苏建文也在席，而且市长"换马"应由敌头面人物出台），顾氏借口谢绝。敌伪见顾氏不肯就范，便又派人送去一箱鸦片烟，说是请顾品堂，并托代为包销烟土。顾未上勾，将烟土退回，以示婉辞。这和当时左右逢源搞"两面光"的某些"大亨"两相比较，顾氏不愿与敌伪同流合污的态度还是看得出来的。再从他在日军进占租界后，能甘担风险为我党我军做些好事来看，顾氏的后半生的确有了明显的转变。
受党信用 义胆热肠
早在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顾竹轩就曾营救过我党搞工运的同志。当时工运大队长姜维新在送发罢工工人安置费时为租界捕房侦缉队逮捕，并从姜的身上搜出乃兄姜维山在天蟾舞台的服务证件，然后由捕房递解至设在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姜维山忙将其弟被捕情况知顾氏。及至侦缉队来天蟾查核，顾假认姜是该舞台的工作人员，利用招待前来查核情况的警员吃饭的机会，避开英籍警员，疏通华籍警员将姜案查办时间后移，以赢得营救时间。尔后由地下党与顾氏分别疏通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有关人员，由天蟾作保将姜维新保释。后来，姜维新向*回报时，周对姜说："你利用天蟾舞台作掩护，这很好，顾竹轩为人还是可靠的"（转引自顾叔平回忆文章）。现在姜已是八旬以上老人了，他在书面回忆里说"当年被抓到龙华的有20多人，最后获释的只有二三人"。
1943年春，华中局决定抽调苏北区党委组织部长喻屏及其爱人（后离异）淮安县委*李枫去延安参加整风学习。选择的路程是经上海转道北方。这非得利用特殊的社会关系不可，于是由盐阜区委组织部干部科长唐君熙出面委托时任建阳县参议员的顾叔平，借重其叔父顾竹轩的地位与影响，护送喻屏夫妇赴沪。经东台、经泰州，都遇到一些麻烦，经过顾叔平及其堂兄顾月波（时在泰州搞航务）利用顾竹轩在东、泰两地的社会关系化险为夷，并搞到了去上海的特别通行证（当时顾的门徒吴人泰在伪军李长江部任参谋长）。喻一行抵沪后，顾叔平向顾竹轩说明来意。顾竹轩为保证喻屏夫妇安全，针对日本人信佛，一般不到佛寺搜查的特点，将喻夫妇掩藏在牯岭路的地藏寺里。顾氏特在湖北路迎春坊15号的老宅里设宴招待喻氏夫妇。喻从顾叔平介绍里得知顾氏"重义气，讲面子"的特点，席间主动向顾介绍自己是新四军，请托他搞个去延安的通行证。顾当即慨然答应想办法。顾花了相当20石米的钱，买通了在发放通行证的日军机关办事的中国人，并由顾作保搞到了一张由上海去太原的"大日本 xx 部队护照"。为防途中不测，顾还写了封信给正在北方演出的京剧名伶李桂春（艺名"小达子"，其子李少春系顾的义子），托他帮助喻夫妇解决困难，由喻带在身边备用。喻抵达太原后，拍回了平安到达的电讯，顾竹轩才一块石头落了地，连忙打发顾叔平回江北。
据顾氏长子顾乃赓书面回忆说，事情秘密得连他当时也不知道。不知怎的，就在顾叔平走后，驻贝当路（今衡山路）的日本宪兵队的便衣队突然到天蟾舞台三楼顾的住宅搜查，说新四军一个大学生潜伏在其家中，因未搜到，不准其家人出入。同时又去迎春坊老宅搜查，将顾竹轩的内弟张健飞抓走。宪兵在顾家守了一夜，第二天将顾氏抓到贝当路宪兵队部，关了三天，顾什么也未承认。宪兵队抓不到任何证据，加之顾家花钱托人营救，才获释放。所以喻屏后来回忆说，顾"为人很好，有政治头脑，肯帮助人"。近年喻屏的回忆文章里，再次提及顾氏的慷慨仗义。
抗日战争年代，苏北根据地的有些军需物资是要从上海搞来的，而当时日军对禁运物资封锁严密，要想从上海出口是要利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秘密手段的。据《薛文》回忆说："抗战期间，顾竹轩为通过法租界新开河太古码头运送到新四军地区的药品等物，做了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另据一些曾为驻益林的新四军三师供给部采购军需物资的行商们讲过，有些禁运物资往往通过顾氏关系，由设在浦东的日商三井洋行煤栈码头偷出吴淞口的。因为那里的码头大把头是顾的开山门徒弟李茂龄。
顾在和我党有关人士的多次接触里，受到了教育，得到了启发。朦胧地觉察到中国未来的天下是属于共产党的。因此，他也为自己今后的退身之计作出某些选择与安排。1945年春夏间，他毅然将他年仅15岁的儿子顾乃瑾（曾任上海市黄浦区文化局副局长、中共党员）托付给秘密来沪就医的林立（女）与顾叔平带回苏北，参加革命。当时抗战尚未取得最后胜利，国共两党在未来的中原逐鹿中的胜负还不能为一般人所能预卜的时候，他能以送子参军的举动来表明自己的心迹。在这象他这样身份的一层人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无怪乎喻屏同志的书面回忆里评价顾氏"有政治头脑"。
抗战胜利不久，国民党陆军司令顾祝同由南京飞沪，顺道拜望了与他阔别八年之久的宗兄顾竹轩，消息一经报纸传出，原来门庭冷落的顾氏门前又"车如流水，马如龙"了。旬日之间，就被市政当局聘为市议会议员。顾氏在自己的身世沉浮和世事的沧桑变化中，开始注意洁身自爱，社会事务能敷衍的就敷衍一下。一些助纣为虐的事，他多以年老多病为托词加以谢绝。但是他对我党对他的信用却能尽力而为。
1945年秋，苏北区党委城工部派顾叔平、田云樵等五人去沪搞地下工作，由中共上海局城工部长张执一和田云樵直接领导。为了利用青洪帮的帮会力量来瓦解敌人壮大革命力量，次年成立了帮会工作委员会。顾叔平是工委成员，负责青帮工作。顾叔平直接将组织上对他的安排告诉了顾竹轩，以求得他在政治上的庇护和经济上的支持。为了利用各种社会势力来掩护顾叔平的活动，顾竹轩介绍顾叔平拜在教过蒋介石的老师胡敬安的门下为徒，又介绍了一些任报馆馆长、区一级的行政官员和有一定声望的人士与顾叔平"换帖子"结成金兰之好，以利帮会工作的开展。顾叔平根据组织指示，利用乃叔的社会关系竞选上海市榆林区的副区长以取得公开而合法的身份掩护地下活动，顾竹轩照办不误。他分批宴请了在榆林区的有影响的人士（其中不少是顾的徒子法孙），竞选获得成功。在国民党特务横行的情况下，顾氏的天蟾舞台经理室成了工委人员的最安全的碰头场所。正因为顾的经理室不易为外人怀疑，所以，最初工委会也都是在这里召开的。1981年福州部队政治部歌舞团演出的并经中央广播电台多次播出的歌剧《琵琶行》，剧情是反映我地下工作者收集国民党军事情报受到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帮助的经过。该戏某些背景当与上述情况有关。
1947年春，国民党拼凑组织伪国大时，上海地区的某些青帮头头如杜月笙、金九龄等都参与了竞选。按照顾氏受党信用及其某些对革命有益的表现来看，是不当参与所谓"国大代表"竞选的，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和背景，顾氏也声言参加竞选。这下可使上海市政当局惊了起来。因为当时国民党曾自我标榜上海为中国的"民主橱窗"，杜月笙无疑当选，他虽是流氓头子，但已成为绅商界的名流，尚可勉强遮盖其黑社会的身份。顾竹轩如果再当选，一个上海市就有两个黑社会头子当上"国大代表"，所谓"民主"的遮羞布，就被扯得干净无遗了。他们估计顾凭借帮会势力获得的票数无疑是要当选的，于是上海市长吴国桢指示上海地方法院以重新审理抗战前唐嘉鹏被*一案传讯顾竹轩，并当即在《申报》、《新闻报》上披露法院传讯顾竹轩的消息。按照当时的选举法，"国民"在受法院传讯期间是不得参与竞选的，迫使顾氏退出竞选。接着，上海市社会局的潘公展、吴开先等人又与顾协商，以不再传讯唐案为条件将选票让给青年党的头头陈启天，以便给国民党一手导演的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涂上一层"多党"参加竞选的假民主色彩。结果陈启天以15万张票当选。而这些选票多半是顾的党羽帮助拉来的。
1948年春，中共上海局城工部根据组织指示为了迎接上海解放，保证这个城市不受破坏的保存下来，进入了紧张的地下斗争。帮会工作委员会也不例外地组织和领导基层的护卫城市的斗争。据现在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周学文和在市工商管理局工作的杨进《怀念顾竹轩老先生》的书面回忆说，上海解放前夕，为了完成组织上交给他们的任务，光靠他们二人当时在伪警察局的公开身份是无法完成的，为了"既开展工作，又能蒙弊敌人"，他们便拜顾竹轩为先生，同时拜师的有60多人。当时仅团结在周与杨周围有组织形式联系的就有60多人，还有些人被吸收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地下工人协会"。此外，借顾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的，在法商、英商电车公司中亦有多人，已故的前上海市总工会主席朱俊欣即是其中之一。正因为顾竹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受到党的信用，为革命做了些他能尽力做到的事情，上海解放初，上海市人民政府特地邀请他参加市临时参议会。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他写了坦白书，向党、政府、人民坦白交待了流氓生涯中的种种罪行，受到了免予刑事处分的宽大处理。1956年7月因患水膨胀病去世，终年75岁。
后记
抗战胜利后笔者在上海就学时，曾在江北父老中多次听到关于顾氏的传说，其中的确有些令人难以忘却的东西。后来有机会看到日伪统治时期编著的《海上春秋》这部反映上海帮会内幕的小册子，对顾的主要行径有了个初步的了解。50年代末在白果中学教书时与顾的侄婿刘漪亭同科同宿舍（刘在上海读书时就住在顾的迎春坊住宅里，一度又为顾管些帐务，代顾书写往来信札）。课务余暇，风雨之夕每每与我谈及顾的遗闻佚事，其中也包括暗*常春恒和唐嘉鹏案件。还谈到过顾叔平护送喻屏的事。1961年我带领学生在顾的家乡唐湾范圩参加劳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又听到当地父老有关顾的种种传说。由于年深日久，渐渐地淡忘了。1980年以来，先后从有关文史资料里读到有关顾的材料，唤起了我的某些记忆，写出了顾氏行略如上。对于顾的是非功罪基本秉着"临文不讳"的态度。尽量注意实事求是，以期保其本来面目。（陈衡志，江苏文史资料集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