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1月15日下午4点05分，关于孙杨“兴奋剂检测风波”的听证会将在瑞士蒙特勒召开。那么所谓的孙杨“暴力抗检”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我们来细细梳理一下。
2018年9月4日晚，IDTM国际反兴奋剂检查管理公司（此公司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找来提供服务的机构）三名工作人员来到孙杨住处对其进行赛外反兴奋剂检查，IDTM随后给国际泳联报告说“孙杨暴力抗检”，而孙杨表示“他全力配合检查，但检查过程中检查人员存在多项违规操作”。当年11月19日，国际泳联就此事在瑞士洛桑举行听证会，2019年1月3日，国际泳联反兴奋剂委员会做出裁决：IDTM此次执行的兴奋剂检查无效；孙杨没有兴奋剂违规行为。
此后，国际反兴奋剂机构(WADA)不认可国际泳联的裁决，将此案上报给CAS（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要求举行听证会。CAS则屡次因为各种原因推迟举行听证会，孙杨也按照正常选拔程序代表中国游泳队参加了7月12日至28日在韩国光州举行的2019国际泳联游泳世锦赛，并获得了男子200米、400米自由泳决赛的两枚金牌。这导致了部分运动员、特别是以澳大利亚选手马克·霍顿、英国选手斯科特·邓肯（两人均为孙杨在男子自由泳项目上的竞争者）等为代表的西方游泳运动员和媒体的不满，他们几次以拒绝和孙杨握手、拒绝和孙杨同台领奖等形式表达了对国际泳联的抗议，认为孙杨在未被证明清白的情况下不应被允许参加游泳世锦赛，但不承认是针对孙杨个人以及中国游泳队。
两次领奖台事件也在国际游泳界、体育界，乃至更大范围内掀起了轩然大波，继而引起了中、西方媒体、舆论的大规模论战，成为了光州游泳世锦赛上泳池外的最大焦点。
争议起点 各执一词的立场
这次事件的直接起因发生在2018年9月4日，国际反兴奋剂检查管理公司（IDTM）的三名人员对孙杨进行赛外药检，孙杨方（团队以及保安人员等）在质疑对方资质之后“在无检测人员陪同的情况下传递装有尿样的小瓶，并由团队的一名安保人员用锤子砸碎了血液样本瓶。”（英国媒体《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报道原话）。而孙杨律师方在随后的声明中指出，IDTM的工作人员不仅无法提供其机构对此次检查的授权文件，而且血检官和尿检官也提供不出反兴奋剂检查官资格证明，血检官无法提供护士执业证，这是一次完全违规的操作。
不管怎样，这次针对孙杨的药检未能完成。之后，国际泳联（FINA）在调查后裁定孙杨在此过程中“无过错”，但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对此并不买账和认同。根据《全球反兴奋剂条例》第13条的规定，在有怀疑的前提下，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有权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诉，推翻国际泳联的判罚，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拥有最终决定权。于是今年3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就“孙杨拒检”一事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提起上诉。国际仲裁法庭给出的最初官方说法是将会在9月的某个时候举行听证会，并作出最终裁决，而孙杨此前已经要求听证会要公开审理，以证清白。因为听证会9月才举行，而光州游泳世锦赛是7月开赛，部分国外选手认为在“孙杨拒检”一事未决的前提下没有参赛权，这才有了他们对孙杨一系列的言论和举动。
鲜为人知的报告书细节
尽管各色媒体和公众对待此事的看法不一，但是恐怕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国际泳联关于这次对孙杨未成功的检测有一份长达59页的报告书，这是澳大利亚媒体在世锦赛开赛之前刊发的，具体他们从哪里获取的报告书，如何获取的，还都是个谜。
但北京青年报记者特意查到了这份报告书中，其中的某些细节与公众了解到的内容又有所不同，现可以翻译展现出来，以便于大家有自己的判断和推论。
当晚，孙杨对检测助手的证件不满意，因为检测助手只有身份证，而身份证并不能证明她有相应资格。检测官说他们签了一些机密文件可以证明检测助手的身份，然而他们没有把“机密文件”带在身上。在一番争执之后，孙杨把检测助手请出了房间，然后采样继续进行。23点35分左右，抽血助手成功采集了血样。但因为检测官和采血助手都是女的，检测助手是男的但没有身份证明，而尿检又必须有人看着以确保采集到的确实是运动员的尿样，所以双方再次起了争执。检测官打开了她的主页，里面有检测助手的联系信息，并且和带去的那名助手一致，但孙杨方还是不相信他们，因为网站上没有那名助手的照片。孙杨方坚持要等到有正规检测资质的检测助手来了再采集尿样，而检测官坚持这次就必须采集尿液。于是双方进入了僵持状态，中间又发生了争吵。
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后，双方同意尿液的事情先搁置，先填血样采集的表单。孙杨表示表格的意见一栏必须要由他的医生来填写。9月5日凌晨1点左右孙杨的医生来了之后，表示检测助手和采血助手都没有正规授权，并且认为护士证也不是在中国进行采血的正规资质。在中国采血需要采血证，只有护士证是不够资格的。最后的结果就是队医拒绝让检测官带走已采血样。
检测官提出可以先把血样带去中国的反兴奋剂机构检测，然后再解决授权的问题，但被孙杨拒绝。孙杨方认为采集人员资质不合格，所以采集到的样品也不合格，所以不能把不合格的样品带走分析。检测官威胁说如果不让他带走血样可能会产生不良后果，但孙杨坚持他一直在积极配合，可以等有正规授权的助手到达再检测。IDTM的官员Popa先生打电话给孙杨一方，试图说服他们血样应该被采集，也没有起到效果。
孙杨和医生提出可以用锤子把存放血样的容器打开，以取走血样，检测官解释说这是违法的。最终协商和争执无果，孙杨一方指挥保安用锤子把盛装血样的容器打破了，血样被取出送到了孙杨队医那里。
这份报告基本还原了事情发生的过程，与孙杨方向国际泳联提供的检测过程相比没有明显出入。其实，这里没有出现大家想象出的“血溅当场”的画面，而是孙杨方认为检测程序不合规范，检测人员不合资质而采取的收回血样的行动，是损毁了保存血样的容器。后来新华社还独家采访了检测官叫去的检测助手，他称因为自己是检测官的高中同学而去帮忙的，自己身上仅有居民身份证这一种证件。换句话说，这位助手就是来盯着孙杨采集尿样的。
孙杨一方更强调，无论是孙杨去上厕所，还是拿走血样，检测官都是知情的。检测官甚至说了“如果你能拿走血样，那你就拿吧”这样的话。因为听到了这句话，所以孙杨就开始考虑怎么才能把血样拿走，他们最后想出的办法是用锤子砸开容器，这一行动检测官也是完全知情的。但是检测官没有阻止。
检测官一个专业两个业余
我们知道，孙杨事件现场的当事人除了孙杨及其团队，就是三个中国检测官，他们在检测的过程里破绽百出，比如没有有效证件，比如手机偷拍，最终孙杨无奈拒绝了他们违规带走血样。这也就成为了整个事情的导火索。
三个中国检测官其实只有一个算是专业的，其他两个是她的同学，两个“临时工”，女同学充当血检官，男同学充当尿检官。
兴奋剂检测本来是非常严肃的事情，结果被搞得业余而可笑，那位女同学从来没做过运动员血检工作，只是上海杨浦区某医院的护士，男同学更是坦言：“我是临时被抓去帮忙的，我穿着短衣短裤凉鞋就去了，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根据国际泳联的官方报告，披露了血检官的姓名是林××，而主检测官故意在报告里隐去了自己的姓名。在药检当晚，林××仅向孙杨提供了2009年由浙江省颁发的《护理学专业技术资格证》，而并没有携带《护士执业证》，也没有提供血检官证或任何的授权实施血检的文书。林××是上海的证件而且证件过期了，上海去杭州异地执业是不具备资质的。
种种迹象表面，三个中国检测人员出现了严重的工作失误，只要他们出庭说出真相，孙杨肯定会胜诉。但是在此之前，他们一直选择逃避，不敢与孙杨当庭对质，而且孙杨事件已经成为西方势力抹黑中国体育的突破口。
孙杨及中国泳协均发声
孙杨在光州世锦赛400米自由泳决赛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达过一次自己的看法，在200米自由泳决赛之后取消了发布会，在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结束后再一次接受了记者采访，先后两次发声。
第二次发表自己看法时孙杨明确表示：“我想我能坚持到今天，也是因为我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全世界有这么多游泳运动员，我想单凭这几个运动员他们想要影响我，这是很难的。对于我来说，很多时候证明自己不一定要通过“打嘴炮”的方式，不需要一一回应他们。国际泳联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没有任何的违规，我是遵守相关规定的。我想我做的事是维护每一个运动员的权益。如果换成是其他运动员，今天一个没有证件的检查官来检查你，血样和尿样被带走了，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篡改，那连说理的地方和说理的机会都没有。我的行为是在为每个运动员捍卫权益。我想我说的都是有理有据的，每句话都是实话，没有造谣。我认为我现在做的事是在维护每个运动员的权益，也是在维护我自己。因为我认为我能坚持到现在不应该受到这样的侮辱和诋毁。”
孙杨身后的中国游泳协会也由主席周继红进行了一次明确表态，周继红在7月24日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在不明真相、并且在国际泳联反兴奋剂小组已经做出‘孙杨没有违规’裁决的前提下，仅凭猜测和传闻，公开玷污一名优秀运动员的清白，表现出了偏见和不理智。在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举行听证会前，澳大利亚游泳协会公开支持这种行为不可理解、不能接受，这是对国际泳坛和对体育规则的践踏，是对运动员的粗暴伤害。任何人都应该遵守相关规定，没有权利‘当判官’。”
7月28日，也就是此次光州世锦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国际泳联主席胡里奥·马格里奥尼终于开腔，他在光州南部大学水上中心新闻发布厅的闭幕发布会上说：“不希望看到（拒登领奖台）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如果再发生，国际泳联将会按照新的行为准则去执行（光州世锦赛紧急推出的，但是未涉及具体处罚办法）。我想，这样的事情下一届不会再有。”马格里奥尼主动提及了孙杨的事情，他强调：“任何事情，都要以证据为准。孙杨的事情我知道很多人持有疑义。但这个事情，只有等到听证会之后才能说。我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判定一个人有无违规，这不公平。”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刘艾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