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居士：为何他晚年会醉心佛门？
唐代的僧尼阶层是社会的一大力量，“礼佛”在唐代已蔚然成风，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相习成俗，从盛唐的诗佛王维到中唐的诗魔白居易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
白居易在十八岁那年就认识了正一上人，从他写给这位和尚的诗里，可以知道他对“空门”的无限向往：“今日阶前红芍药，几花欲老几花新。开时不解比色相，落后始知如幻身。空门此去几多地？欲把残花问上人。”（见《感芍药花寄正一上人》）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诗人进士及第，东归洛阳时，结识了凝公大师。大师曾经教他八言：“曰观，曰觉，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济，曰舍。”全是禅语。诗人心领神会，说自己已做到“入于耳，贯于心，达于性”的地步。贞元十九年八月，凝公大师在洛阳圣善寺塔院迁化。第二年春天，诗人由徐州到洛阳时，乃作八渐偈以纪念其师。其主要目的，是在“欲以发挥师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墜”。他对佛理的信仰是何等虔诚！
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诗人因丁母忧，乡居于下邽渭村。继而爱女金銮子病死。诗人思母念女，哀痛重重，几乎失去生活力量。在这期间，诗人感念佛理的支撑：“我闻浮屠教，中有解脱门。置心为止水，视身如浮云。抖擞垢秽衣，度脱生死轮。胡为恋此苦，不去犹逡巡。回念发弘愿，愿此见在身。但受过去报，不结将来因。誓以智慧水，永洗烦恼尘。不将恩爱子，更种忧悲根。”（见《自觉二首》之二）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诗人被贬谪为江州司马时，精神异常烦苦，幸赖佛典相伴，才得到一定的安静，他在诗篇中不断流露出当时的心情：“壮日苦曾惊岁月，长年都不惜光阴。为学空门平等法，先齐老少生死心。半故青衫半白头，雪风吹面上江楼。禅功自见无人觉，合是愁时亦不愁。（见《岁暮道情二首》）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冬天，诗人改任忠州刺史的时候，出世思想渐渐浓厚起来，显然也是受了佛家思想的影响。到忠州之后，心情极不愉快，每天的生活不外是打坐和讽经：“闲吟四句偈，静对一炉香。”
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杭州是个僧道云集的城市，三年中，他经常访问名刹古寺，有时就住在寺里与僧众们谈禅论道。诗人对当时奉佛生活情状，有诗纪之：“小书楼下千竿竹，深火炉前一盏灯。此处与谁相伴宿，烧丹道士坐禅僧。”（见《竹楼宿》）
宝历元年（公元825年），诗人改任苏州，生活情状大致与杭州相同。苏州著名的灵岩寺，便是他常去的地方。向佛之心，愈来愈烈：“高高白日上青林，客去僧归独夜深。荤血屏除唯对酒，歌钟放散只留琴。更无俗物当人眼，但有泉声洗我心。最爱晓亭东望好，太湖烟水绿沉沉。”（见《宿灵岩寺上院》）
太和三年（公元829年），诗人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洛阳），到会昌六年（公元846年）病故之间，“佛事”做得更多了。
为了行愿“功德”，曾重修香山寺；为了“拨苦施乐”，曾开鑿龙门八节滩、九峭石；为憧憬佛家说“极乐净土”，舍俸钱三万，命工人画《西方世界》一部；为了完成“三宝”之愿，在香山寺内兴建一个规模宏大的经藏堂，并亲自整校新旧大小乘经律论集凡五千二百七十卷，作六藏分护之。同时，又修缮一个简俭严净的道场，诗人就常常在这个道场中坐禅。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诗人以刑部尚书致仕，乃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诗人寄居香山的时间比在洛阳城内还要多些。正如诗人自己所说：“家醖满瓶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诗人在年老多病的侵袭之下，衰弱退化已极，但对“佛事”仍不稍歇：“眼暗头旋耳重听，唯余心口尚醒醒。今朝欢喜缘何事，礼彻佛名百部经。”（见《欢喜二偈》之二）
纵观诗人一生与佛教的关系，至为密切。自壮及老，接交僧徒甚广：或受教，或听经，或言禅。足迹所到之处，一有寺院，必定拜谒：或题诗，或寄宿，或沐浴，或斋戒。足证诗人对佛教的信仰，是久而弥笃的。
诗人虽然一生信仰佛教，但不迷信。其实，他的思想是由儒、释、道的思想杂糅而成，但底色是儒。他认为佛教的全部教义都已寓于儒、道思想之中，他对佛、道的接受，完全是以佛学为尺度去衡量的。他说：“若欲以禅定复人性，则先王有恭默无为之道在。若欲以慈忍厚人德，则先王有忠恕恻隐之训在。若欲以报应禁人僻，则先王有惩恶劝善之刑在。若欲以斋戒抑人滛，则先王有防欲闲邪之礼在。虽臻其极，则同归或能助于王化；然于异名，则殊俗足以贰乎人心：故臣以为不可者以此也。”（见《策林》六十七）
白居易出生于千年之前的唐朝中叶，十几岁的他深受战乱之苦。当他写出“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这首诗时便踏上了仕途。他的前半生一直在官场上奋斗。或升或贬，或浮或沉，让他逐渐释然，最终也让他醒然：“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开。”（见《咏老赠梦得》）他醉心于佛理，但本质上，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士大夫。在官场，平顺时，他善用儒家的中庸之道处理人事；受挫时，则用佛教的“忍辱”之法调理心情。花开生两面，人生佛魔间。执着了大半生信念的诗魔或许也会在瞬间放下。
古稀之年，自号“香山居士”的诗人，长居洛阳香山寺，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眼下有衣兼有食，心中无喜亦无忧。正如身后有何事？应向人间无所求。”（见《偶吟二首》之一）这种“知足”思想，包涵着儒家“达人知命”，道家的“知足不辱”。
白居易的晚年生活，表面上醉心佛门，其思想实质是儒、道合融的出世主义，诗人自己所说的“上遵周孔训，旁鉴老庄言。”意即在此。诗人的晚年生活即在诗酒、琴书、礼佛、修道中展开，看来是那样的平淡无奇，但对诗人来说，这才是他追求一生想要的结果。这或许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生活。人生何处是皈依？诗人自己最终找出了正确的答案。
（本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