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钱锺书即已为若干著名知识人士所关注，盛誉有加。80年代后，随着钱氏《管锥编》《围城》等著作的出版，在海内外掀起过一股“钱锺书热”。在众多仰慕、研读钱锺书的学者当中，汪荣祖先生以执着、精进而沉稳的状态，不仅与钱家保持着来往，而且撰写了诸多学术文本。近日，中华书局推出了汪先生《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以下简称《槐聚心史》）一书的简体字版，应当可视为他40年来研读钱锺书先生的扛鼎之作。
关于钱锺书的话题，自来分为两类。一类谈其为人，一类谈其学问。汪先生的书也分为两部分，内篇谈钱氏其人，谓之“自我”；外篇谈钱之学问，谓之“微世界”。谈钱氏其人，大体以时间为序，依照传记的体例，写出钱的家庭身世、性格特点、生活经历、价值取向种种。当然，其中不免谈及学问，但那已经落入第二义了。谈钱氏其学，则以学科为界，依照主题的特性，写出钱的哲学、文学、诗学、史学。当然，其中同样不免涉及传记，但那已经不是写作的主题了。二者合观，可知汪先生走的还是古人“知人论世”的学术路子。孟子说：“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这应该就是汪先生的方法论。
关于钱锺书的传记，已经出版许多种了，汪先生还有什么新鲜的干货吗？有的。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引用了不少钱氏夫妇致汪先生夫妇的信函。这当然是第一手的资料。此外，围绕钱氏生平的若干情节，针对学界的相关解读，汪先生有批评、有澄清、有补充、有辩难、有分析，如此等等，都算是值得注意的“干货”。通过这些“干货”，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钱锺书的锋芒，而且能够感受到汪先生的锐利。汪先生的锐利，是他学术活力充沛、学术热情喷射的表现，令我非常向往和钦佩。不过，向往和钦佩之余，我也注意汪先生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对此，我并没有什么结论，只是回想起经典作家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那就是说，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应当把这个人对他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为区别开来，应当把言辞和幻想同他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他对自己的看法同他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恰好，钱先生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他时常引用“心画心声”那首诗，说是要注意“借立言为立德，托垂诫以垂名”的人和事。“脱曰‘文可觇人’，亦须于言外行间遇之矣。”
汪荣祖与钱锺书先生合影（1988年夏）
当然，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钱锺书是否属于“个别的情况”，道理上自然并不排除。不过，一般来讲，假如形式（例如语言的空花幻影）与内容（实际状况）能够完全合一，那学问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讲到钱锺书的传记资料，真令人感慨。至少在2000年之前，一些学者致力于发掘这些资料，可谓吃尽了苦头。但是今天，当初那些如饥似渴找寻不到的资料却公开摆在了书店，甚至挂到了网上。正如经典作家所说：“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学术就是这样进步着，前人的劳作就是这样被无情地遗忘着。据我所知，目前有几位学者全力搜讨钱氏资料，已经极为丰富和周密，为20年前学界所不敢妄想。这些资料的最大功用，就在于可以与口述资料相互印证。对此，是应该小心注意的。
不过，我们关注钱锺书，毕竟还是因为他的学问。时至今日，进入21世纪已经20年，我们应当把关注点集中到钱锺书的学问上来，看看他的学问样态究竟是什么属性，究竟对于今天的我们具有怎样的启发与借鉴作用。因此，我认为汪先生这部书的价值，主要在外篇。在这里，汪先生以深细的功力，为读者提供了许多精美的内容。例如品评槐聚本人的情诗与情诗论、品评章太炎、论定章学诚，以及诸多具体的论断等等，都让我深感精美。不消说，钱先生学问博大精深，汪先生予以评骘，古今东西，关涉极广。一一追讨，势所不能。这里，我只想谈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究竟应当怎样看钱锺书所建构的知识形态。
在书中，汪先生用一定篇幅，讨论了与阐释学相关的问题。关于Hermeneutik这个词，目前有若干种中文译法：解释学、诠释学、释义学、解经学，等等。钱锺书是译为“阐释学”的。汪先生赞同钱先生的译法，认为这一译法“胜于常译之‘诠释’”。这样，钱先生与汪先生也就代表了一派的意见。“阐释”与“诠释”不同。阐者，开也；诠者，具也。前者所重在开放性、多样性，后者所重在固定性、确切性。所以，研究一个人的生平事迹，是“诠”，而研究一个人的学术思想，则是“阐”。由此出发，可以说汪先生这部书的内篇是在诠释钱锺书，而外篇则是在阐释钱锺书。由于诠释重在确切性，所以各种争执不断，乃至相互伤害。由于阐释重在多样性，所以不妨各说各的，以至百花齐放。在伽达默尔看来，阐释学虽然发生甚早，但只是从浪漫主义阐释学开始，这一概念才开始具有“理解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的意义，从而突破了“理解是主体的行为方式”的传统意义。汪先生书中谈海德格尔、现象学，拈出钱氏自谓在国内最早论及狄尔泰等等，均须在上述背景下去理解。
钱锺书先生录诗赠汪荣祖（1980年）
因此，所谓钱锺书的微世界，即为钱氏的精神世界（这正是“心史”一词的确切意思）。钱氏精神活动之产品，即为其所建构之知识形态。这一知识形态，具有鲜明的精神学科特征。从属性上讲，它是一个阐释的世界。
在任何阐释世界，文本都是阐释者面对的第一对象。对此，汪先生透过钱锺书的阐释活动，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典范性的案例。结果发现，正如同阐释学所期待和要求的那样，钱锺书总是“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这些最新的东西既然是“发现”的，那就不是单纯的创造，而是视域融合（钱锺书谓之打通、联系）的结果，是具有主体间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既具有相对独立性又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人类观念。从其独立性而言，它是有“单位”的；就其统一性而言，它是“攸同”未裂的（汪先生强烈反对洛夫乔伊的“单位观念”说，这里无法讨论了）。我认为，钱锺书是一位观念阐释学家，《管锥编》是一部观念阐释学著作。钱锺书一辈子做了什么事？答曰：阐释观念呢！
正如古文经学的知识形态以史学为核心、今文经学的知识形态以义理为核心，钱锺书通过阐释活动所建构的知识形态与精神世界，也有一个核心，那就是诗学。其他种种，均在诗学的普照之下。这就是钱锺书知识论的结构。从结构或层次的意义上讲，所谓槐聚欲以“诗的本体观去打倒史的本体观”，自然是不错的。所谓本体观，即以谁为本、为核心，座次怎样排，不是讲诗与史的界限，当然更不是打倒史。
中华书局出版的汪荣祖著《槐聚心史》
钱锺书说过，把“诗”认为文学创作精华的同义词，是西方文艺理论常识输入以后的事。理论意义上“诗学”一词，只能如此使用。罗蒂说，20世纪70年代以后，过去那些备受珍视的标准的“哲学问题”，全都被转换为“诗歌和小说中的隐蔽程序”了。这就是所谓“诗学化”。钱锺书最感兴趣的，不就是这些“隐蔽程序”吗？所谓“谈艺录”是也。对此，汪先生同样是有充分揭示的。所以，如果说钱锺书是一位思想家，那只能是罗蒂所谓的教化（edification）思想家，而不是科学的系统的思想家。
钱锺书的微世界，无论在突出历史学的诗性特征方面，还是在突出艺术的独立性方面，以及其他种种方面，都具有哲学阐释学乃至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比如汪先生谈到钱氏选诗不取“押韵的文件”，那无非是诗学本体观的体现，而这与伽达默尔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后者明确说过，一个“忠实于历史”的再现并不是真正的艺术再创造，只能是一种传授性的产品或单纯的历史研究资料。在文本与时代背景断裂（文本中心论）、作品与作者意图断裂（作者之死、意图迷误）等命题上，钱锺书以诗学为核心的观念阐释学的特点都是明显的。当然，我不认为钱锺书是一位后现代主义者，因为照霍布斯鲍姆的看法，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形成绝对的断裂，而钱锺书，大家都知道的，他是在现代与历史之间进行衔接。
总之，汪先生的书内容过于丰富，无法一一进行点评。我只希望，读者能够通过汪先生的著作去阅读钱锺书，从而为建构当代中国富于“融通”性的阐释学提供启示。
本文图片均选自《槐聚心史》
《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08日15版）
